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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结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做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定。他们把两个男孩留在巴塞罗那，由朋友费度其一家人、卡门·巴尔塞斯、煮饭打扫的女仆一起照顾，夫妻俩则令人意外地前往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该是解决他认为生命中唯一真正失败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他始终学不会英文。他和梅塞德斯建议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也许可以考虑在伦敦待个两年，但两个男孩儿断然拒绝。然而，听到父母打算把他们留下，而自己还是要成行时，他们很惊讶也很愤怒。[16]这对夫妻在他们熟悉的肯辛顿的希尔顿饭店住了一阵子，也在牛津街的凯兰英语学校注册进阶课程，保证使用“万无一失”的方法，以平常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优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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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英文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也并非他唯一全神贯注之事。奇妙的是，他在伦敦踏出再次与古巴革命结合的第一步。自从1971年帕迪拉事件以来，他比以前更加地放逐于古巴之外，但他在伦敦联系上利桑德罗·奥特罗，这位作家和艾贝托·帕迪拉的冲突直接导致1968年事件第一阶段的发生。奥特罗认识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同意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外交部部长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中间人。他告诉罗德里格兹，革命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么重要的人物留在“政治的地狱边缘”是很大的错误。罗德里格兹同意，驻伦敦的古巴大使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共进午餐，通知他：“卡洛斯·拉法叶要我告诉你，该是你回古巴的时候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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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伦敦的早期，几位来自亲美周刊《视野》（Visión）的拉丁美洲记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住的旅馆找到他。他闪避了他们大部分的问题，但对伦敦的印象则提供了有意思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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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最后一个消失中的殖民帝国，宽广而忧郁的都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此地时，在雾中还有可能找到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条纹长裤的英国人，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波哥大人。如今他们隐身于郊区华厦，独自在凄惨的院子里，最后剩下的狗，最后的大丽花，被来自失落帝国无法抵抗的人潮压力所击败。牛津街看起来就像巴拿马、库腊索岛、维拉库兹的街上一样，刚毅的印度人坐在满是丝绸和象牙的店门口，亮丽的黑人女性穿着明亮的衣物贩卖酪梨，魔术师在大众眼前让球从杯子下面消失。取代浓雾的是炎热的阳光，闻起来像番石榴和睡着的鳄鱼。进到酒吧里喝一杯啤酒，像拉瓜伊拉的小酒馆一样，炸弹会在你的座位下爆炸。你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说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希腊文。我在伦敦遇见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位说一口流利牛津腔英文的是瑞典财政部部长。所以，不必讶异在这里找到我：在皮卡地利圆环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卡塔赫纳的糖果屋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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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观察家这么早、这么清晰地预见了伦敦未来“世界城市”的身份。被问及拉丁美洲的政权是否可能如英国一般配置没有武装的警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反驳早就有了：古巴便是如此。他继续说明，拉丁美洲的大新闻是古巴革命力量的巩固——当时不友善的观察家相信这样的“巩固”事实上是“斯大林化”——如果没有古巴革命，不可能会有目前拉丁美洲革新的发展——而且，他补充道，也不会有“文学爆炸”的发生。最后，他重申除非智利反抗军推翻由美国五角大厦所资助的智利独裁政权，不然他不会再写小说。在这不友善的采访中，很清楚地可以感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断后路，升起坚定支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很肯定自己正在回古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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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没有上英文课的时候，他修改着《族长的秋天》的书稿，尝试几个激进电影剧本的不同想法。他的幺弟埃利希奥和妻子蜜丽安于9月搬到巴黎，而今前来伦敦探望他和梅塞德斯。虽然相差二十岁，埃利希奥和他有名的哥哥贾布却愈发亲近。1974年的圣诞节，埃利希奥、蜜丽安和贾布、梅塞德斯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巴塞罗那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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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抉择》的社论组出现政治问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的派系离开了杂志。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我们原本打算成为多元的团体，但大家很快分成几个小团体。贾布深受困扰，他觉得很难面对朋友之间相处引发的内在张力。他每次偷偷摸摸地回来都让自己很烦恼，但他们也把他政治化，让他从武装挣扎的现实中醒来，并把他当成左派的偶像。”[19]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变节的菲利普·阿杰，他揭露局里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很快会在世界各地造成轰动。[20]如今，没有人会拒绝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74年的哥伦比亚选举中，国家战线公约正式结束之后，自由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百分之六十三点八的得票率接掌政权，但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虽然对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乐意他能当总统，因为经由帕迪拉的科特斯家族，他们有远亲关系，他以前在波哥大上大学时上过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法律课，也很乐意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显然不是保守派的人合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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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的秋天》终于在1975年3月于巴塞罗那出版。拉丁美洲的媒体充满谣言，说这本小说（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令人期盼的一本书）的出版迫在眉睫，上架前一天才完成出版前的工作。这本书由他的西班牙出版商“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一版印了惊人的五十万本精装本。6月，“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他的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文学读者之间目前为止的账算是结清了。然而，在此书的评论方面，也许因为评论家有过高的期待，因而呈现出毁誉参半的狼狈结果，许多评论明显地不友善[22]。有些评论喜欢这本书超凡的诗意和讽刺的修辞，两者同时加深、嘲弄拉丁美洲最黑暗的幻想；其他人不喜欢也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声称其粗俗到指称其中持续夸张的，从缺乏标点符号到显然有问题的政治立场。这些分歧的意见在出版当时特别显著，但极端的异议则持续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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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族长的秋天》终于肯定加西亚·马尔克斯专业作家的身份，证明在《百年孤独》之后，他还可以写出一本成功的小说。就算是不喜欢这部书的人也没有试图否定它出自伟大作家之手。虽然《百年孤独》很明白地宣示一个宽广、毋庸置疑的大陆面向，但仍然可以认出来这是一本哥伦比亚的小说。相反地，《族长的秋天》是一本属于拉丁美洲的书，书写时心中怀抱着象征性的读者群，几乎没有显著的哥伦比亚元素，不只是因为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独裁者；体制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大多时间属于“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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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层次上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而非《百年孤独》；因为有别于第一印象，这本书把他其他的作品压缩在其中。不论这本小说是否公认为他自己经常主张的“最佳”作品，但并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本，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它简明扼要之外再加上两个已经提过的理由：坚持独裁者所描绘的就是他自己；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在《百年孤独》麻醉性的成功之后，“证明”自己仍然是个作家。如此这般，也许可以说，如果《百年孤独》无疑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就范围更大的世界以及后代子孙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那么，《族长的秋天》 是他作品的中心点；讽刺的是在这之后，他在文学上执着于权力这耗尽一切心力的本质会结束——而且就在权力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之时。他宣布除非皮诺切特下台，否则自己不会再写小说，他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他决心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接触；其二是他暂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写。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作家事业的前半段并不是在《百年孤独》的狂喜之中结束，而是在《族长的秋天》的痛苦中结束。就文学层面而言，他一点儿也不确定接下来往哪里去，因而只好专注在卡斯特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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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他又和利桑德罗·奥特罗在伦敦碰面，他回忆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我、马塔在阿尔及利亚大使布拉希米家用餐，一位仆人来到餐桌旁，带给贾布紧急口信。他去接电话，是卡门·巴尔塞斯，她带着第一批印好的《族长的秋天》刚从巴塞罗那抵达。我们一吃完晚餐就去她下榻的旅馆，她给贾布五本下午刚印好的书。他马上拿起笔，题字签书给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劳尔·罗阿、我。毫无疑问地，我觉得他是借这样的姿态宣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投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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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他对于卡斯特罗主动效忠的姿态成功，他的新策略则需要一种复杂而低调的自我表达方式。借由属于他自己秘密的“人民阵线”，他同时支持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1975年6月初，他为了罗素民间法庭的事宜飞到里斯本，处理的就是人权和民主事宜。但1974年4月爆发葡萄牙革命，且初期是由士兵贯彻完成：这场发生在欧洲的革命也许代表着极大的可能性。这场革命对于非洲的意义和古巴一般深远，如同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一般。除了其他人之外，他见到瓦斯可·贡萨尔维斯首相及诗人何塞·高梅斯·费莱拉，并很快地在《抉择》杂志发表三篇重要的文章，内容关于革命之后葡萄牙的后续发展。[24]他支持葡萄牙革命、当时热烈进行中的秘鲁军事革命以及重度武装的古巴政权，他对于军事介入的态度开放得令人意外。在里斯本，他说秘鲁征用的报纸和他所赞成的征用石油没什么不同。他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乔亚的媒体自由，“归根究底那只是布尔乔亚的自由”。[25]这样的意见激怒了当时回到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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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加勒比海，抵达墨西哥首都时，他向上帝祈祷永远不要得诺贝尔奖；不过后来发现上帝并没有听他的，但显然《卓越》杂志听到了，其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得到此荣耀的文章深植许多人的心里。[26]至于财富方面，6月17日的《卓越》报道，《百年孤独》加上《族长的秋天》使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富有，[27]显然他负担得起这自我加诸的文学假期，也可以拿他的名望冒险、进而追求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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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加勒比海，他继续寻找此时沉迷追求的答案。古巴政府由革命游击队主掌，他们把自己、全体古巴人民变成士兵；阿连德被革命军推翻；如今，葡萄牙这个欧洲最长久的独裁政权也被军队推翻。革命士兵——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起死回生！——这是拉丁美洲问题的答案吗？他前往中美洲寻找答案。在那里，他采访了一位如暴雨般神气活现的人物，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吸引力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从1968年起就是巴拿马民粹派独裁者，他的立论也认为，由于拉丁美洲当代新殖民地的特殊状况，有时为人民、属于人民，但非以人民为主人的独裁政权是必需的。[28]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和托里霍斯成为好朋友，几乎像亲兄弟一样。（托里霍斯坐下来读过《族长的秋天》后抬起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如此。”）托里霍斯的个性和卡斯特罗不太一样（有些人很悲观地说，卡斯特罗“受欢迎”的表演是经过严格的设计），托里霍斯当时已经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要为巴拿马收复巴拿马运河。他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正和美国谈判一个新的运河条约，以及他愿意接受和不愿意接受的条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指出，美国所经营的美国学校所在地的国家里有军事反抗军出现，而这些大陆士兵又学会对抗自己人民的暴动，对美国而言非常麻烦。托里霍斯告诉他的新朋友，他打算直攻“最重要的后果”，也就是收复运河，驱逐殖民主义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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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巴拿马特别有兴趣，不只因为美国帝国主义鼓励巴拿马自己接手之前，巴拿马曾经属于哥伦比亚；也因为他的外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轻时在此旅行，追求他最重要的一段爱情。托里霍斯大有可能是出生于巴兰基亚——的确，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长相和举止，都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他已逝的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很快地，这两人在感情上深深地互相吸引而建立友谊，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一种爱慕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即使是冷冰冰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和这位巴拿马领袖发展出密切而深厚的关系，最后针对这个过程写了一本毫无防备的书《与将军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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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和他比起来托里霍斯只是小角色。很容易可以想象对于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从年轻时就沉迷于权力这个主题的人，能够认识卡斯特罗必定使他欣喜若狂。在《族长的秋天》中，有些类似之处是毋庸置疑的。这本小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十四年来第一次访问古巴的三个月前出版，书中形容一位沉迷于乡间活动特别是牲畜繁衍的独裁者，却有着“平滑少女之手、权力之戒”，这两个细节都指向菲德尔，当然提及之处有些可能是巧合，其他则毋庸置疑：“他盖了加勒比海最大的棒球场，授予我们的球队胜利与死亡的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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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75年，卡斯特罗较成功的一段时期正要开展。这个政权正安然度过包括帕迪拉事件的“斯大林主义者”时刻，并很快地在非洲开始其深具历史意义、大胆的军事行动。1975年，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和这岛国政权恢复外交关系；哥伦比亚于1961年阿贝尔托·耶拉斯执政时，与其中断的外交关系，也会在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恢复。这是洛佩斯·米切尔森所下的决定，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必定是个吉兆，他先前就已经暗自决定要重新和古巴革命建立关系，并早在四天前就抵达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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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终于在7月来临，他和罗德里戈一起前往古巴。他们终于回来了，革命军政府提供他们所有需要的交通工具，任意前往岛上四处自由地与人民交谈。罗德里戈拍了两千多张照片，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的想法是写出古巴人如何在自己家里打击禁运，不是政府或国家的作为，而是人民自己如何解决煮饭、洗衣、缝纫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日常生活的问题。”[29]他在9月发表了三次难忘的特稿，大标题是“古巴走透透”，他如此巧妙地结合强烈的恭维与细微的批评，以向官方表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重量级，但令人无比安心的革命舵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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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这家人在墨西哥再度相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墨西哥城南部找到一栋房子，就在天使石砾区国立大学后方的祝融街上。三十几年后，这栋简朴的房子仍是他们主要的住所。这家人需要重新联系感情，这也许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知罗德里戈一定会让他分心，仍带他一起前往古巴的原因。罗德里戈告诉我回到墨西哥的事，“其实，墨西哥才是我们一直回去的地方，而不是哥伦比亚，仿佛父母亲在1961年到1965年之间成了墨西哥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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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墨西哥可以让两个男孩重新确认，并重新建立他们长期的认同感。他们俩都不觉得自己是哥伦比亚人或西班牙人，然而，他们和墨西哥的关系却无法得以继续。罗德里戈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生活，不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生活，最后他也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小儿子贡萨罗对此没有那么敏感，但也尝试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虽然这在墨西哥特别困难，但他并未太过仰赖父亲的名望。再一次地，两个男孩被送到英语学校完成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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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的1975年11月，一颗炸弹在波哥大《抉择》杂志的办公室爆炸，归因于某个保安组织，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就发生在我们谴责军队最高层腐败问题的同一时间”。[32]人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安然无恙，但无畏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炸弹显然是哥伦比亚军队的杰作，一定是来自最高层。他表示，洛佩斯·米切尔森显然是拒绝关闭杂志，才刺激军队采取如此的行动，显然他最近对于士兵的热诚并没有延伸到哥伦比亚的军队。更具挑衅意味的，他特别指名国防部部长卡马丘·雷瓦将军个人和这些压制政策有关。哥伦比亚军队不会忘记此事，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怀疑《抉择》的发起人同情中产阶级精选的反抗军游击队M-19，他们于1974年象征性地偷去西蒙·玻利瓦尔之剑，也许甚至与其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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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得很快，显然越变越好。不顾来自世界的抗议，佛朗哥将军的政权于9月27日处决了五名巴斯克激进分子（瑞典首相奥罗夫·帕尔梅说西班牙政府是“血淋淋的刽子手”），佛朗哥在10月21日严重心脏病发作，胡安·卡洛斯王子接任国家元首。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衷心喜悦中，佛朗哥终于在11月20日去世，胡安·卡洛斯于11月22日成为国王，三天后宣布大赦。西班牙开始转型为民主国家，发生剧烈的改变。11月10日，虽然有暴力冲突，安哥拉仍自葡萄牙殖民中独立；苏联顾问协助主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马克思思想力量，对抗受美国支持的荷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全面独立国家联盟”。11月11日，古巴宣布决定派数千名部队前往安哥拉，且一待就是十三年。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展现记者长才，为革命出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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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所吸引。1976年2月12日，如今成为墨西哥城市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我们要活着回去》的电影首映会。他抵达时，为此活动来到当地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本片编剧——正站在大厅。贾布敞开双臂大叫：“兄弟！”马里奥是个颇有成就的业余拳击手，他不发一语地一拳打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脸上，让他倒地不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倒下的时候撞到头，躺在地上呈半昏迷状态。根据消息来源，马里奥在那时大叫：“这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说的话！”或是“那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做的事！”这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拳，至今仍然是大众热心猜测的焦点。在场有许多目击者，除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外，此事背后的原因也有许多版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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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巴尔加斯·略萨的婚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愿安慰马里奥显然心乱如麻、愤怒的妻子。有人说他的做法是建议她开始离婚程序，其他人说他所提供的安慰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马里奥的结论据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对于派翠希亚的关心，置在他们的友谊之上。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派翠希亚·略萨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或没有发生什么事[34]。只有派翠希亚·略萨知道，她和先生复合时，自己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只有她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35]至于梅塞德斯，她永远没有原谅巴尔加斯·略萨；不论由什么原因挑起，她也未曾忘记这个她认为是怯懦而有损名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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