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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谒见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请他支持“人身保护令”。他在梵蒂冈图书馆与教皇会面十五分钟。[58]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没有说，但显然他对这场短暂的会面深感挫折。他后来陈述，教皇无法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拉丁美洲异议人士的“失踪”——而不和他对东欧事物的“执迷”连在一起。接着，2月29日星期一，他谒见西班牙国王夫妇，由国家文化局音乐部主任阿尔巴公爵赫苏斯·阿基尔陪同。会面的地点在清歌剧院，他们对于拉丁美洲人权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重要，不只重要的左派人士如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利普·阿杰必须见他，许多国际社会成员亦如是。被问到和皇室人员的相处与他所习惯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如何，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喔，其实他们是很自然的人，和他们谈什么都可以。至于礼仪，国王让我很安心……他们对于拉丁美洲所知甚详，我们对一些人物和景致有共同的回忆。他们一直以很真诚的感情谈及我们的大陆。”年轻的宪政君主领袖和如此重要的国际人物谈话，而这位国际知名作家上一本小说批评的却正是专制主义的权力，《国家报》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迹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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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19日，桑地诺组织在尼加拉瓜掌权。这则新闻已经被焦虑地等待一整年，特别是从美国和索摩萨政权在2月8日断交之后。索摩萨于6月6日宣布围城状态，终于在7月19日面对现实，远走海外。拉丁美洲左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好消息了，这一年情况似乎有好转的迹象：毛里斯·毕晓普的亲古巴“新宝石运动”在3月13日拉下了格林纳达的首相，10月27日，这个岛屿自英国独立；巴拿马运河协定于10月1日生效，中美洲以军事政变继续革命之路，于10月15日罢黜萨尔瓦多总统卡洛斯·罗梅多。桑地诺组织掌权的四个星期前，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电话向哥斯达黎加的朋友、同事、作家瑟席欧·拉米瑞兹进行采访，他刚宣布尼加拉瓜临时政府五位领袖之一已经流亡[60]。这两人讨论新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军事状态，哥伦比亚在不与索摩萨断交的政策下，美国可能的反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作家为何涉足政治时，拉米瑞兹回答：“你知道，在爱国战争、解放战争时，为了对付索摩萨这样的占领军，大家都抛下自己的工作，拿起来复枪，包括诗人。我认为自己是在战场上。”[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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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持续关注尼加拉瓜革命，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和对古巴同样的热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尼加拉瓜没有像卡斯特罗一样的熟悉，当时他和任何领导团里的成员也没有像他和卡斯特罗一般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想必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疑虑，如同他对智利实验所表现出来的；除非一个国家如同古巴一般采用同样无情的军事和政治手段，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种左派政权。而且，古巴自己的回应也加深了他的疑虑。古巴人帮助尼加拉瓜，但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持续的革命，他们现在也必须对美国更加敏感，美国自己被迫接受苏维埃否决入侵古巴一事，但永远不会接受任何接近“第二个古巴”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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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在夏天游遍世界各地，包括日本、越南、香港、印度、莫斯科，随后罗德里戈回到哈佛，贾布、梅塞德斯、贡萨罗继续前往巴黎，贡萨罗在此开始研习音乐、主修长笛。他的父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上，他受邀在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服务，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际媒体的信息垄断。他接受朋友拉蒙·乔欧和伊格纳希欧·拉莫奈特的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的灵感是来自他和委员会的工作，标题是耸动的“信息战争已然开打”。[62]这两位记者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几乎是微服出游、几乎是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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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委员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的讨论之后，由首长阿马哈杜·马塔波成立，从一开始就出现重大的妥协，因为苏联人当然希望有完全国营的媒体，而美国人要完全私营的媒体。官方语言是英文、法文、俄文，1980年10月下旬，报告会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会。[63]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身为“孤独的文字猎人”，他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觉得这么无用，但同样地，他也从没有学到这么多过——更重要的是，信息从强者流向弱者，是富人支配穷人的重要工具[64]。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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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正是这个时候——苏联灾难性地进军阿富汗——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改变他的公开声明以及公开角色。较早的例子是他1980年2月25日在墨西哥城一场会议中的声明，表示拉丁美洲是无依无靠的受害者，只是美国和苏联冲突中的局外人。[65]虽然他向乔欧和拉莫奈特高谈阔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一般而言的世界的未来，或者如他所说的针对拉丁美洲的部分还不是那么有自信——当然世界的未来不可能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回顾罗纳德·里根的选举，他公开的深思熟虑，既然里根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难缠，他会在拉丁美洲证明自己神枪手的名声，“那一片辽阔、孤独的后院，我们之中没有人打算为其牺牲自己的快乐”。[66]这证明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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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渴望回到文学。如今许多采访不断地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厌倦了近六年前自己所做出与皮诺切特有关的鲁莽的承诺。12月12日的《卓越》报道他在写一系列关于拉丁美洲人在巴黎的故事，会在皮诺切特下台的二十四小时后发表。有些人把他的“罢工承诺”解释为直到这位智利独裁者下台为止，以为他不只是停止发表，而是停止所有文学活动，对于如此解读的人而言，这样的消息令人失望。原来，他显然仍在写作，他的“文学罢工”一旦结束，作品就会像喷气式飞机盘旋世界最大城市上空等待降落般的排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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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不愿意承认更重要的事实是，他已经开始一本新的小说。那年稍早，他还是宣布自己已经“用光了题材”，他脑袋里“没有另一本小说”。[67]其实，他的下一本小说显然无关政治，是重要转变的预兆。他的读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都没有了解到，他其实是在寻找爱情。世界各地都出现一股强烈的潮流，回归个人身上，与初步印象不同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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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杂志经历了一段了不起的努力过程，但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财务困难，特别是图尔瓦伊掌权之后，政府施压阻止广告刊登。到了1979年年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杂志负责人继续用自己的资源补助，但1980年3月27日终于关门时，桑托斯·卡尔德隆和桑佩尔回到《时代报》，那些和波哥大的机构没有关系的人开始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自由地重新考虑他的政治和文学选项，计划下一个阶段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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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普利尼奥·门多萨，Fina，Gentes，lugares（波哥大，行星，1986）。其中他在政变之后，立即把自己奇特的智利之旅通过Arica告诉当时是摄影师的Fina Torres。门多萨是唯一一个抵达聂鲁达家的外国记者，且在聂鲁达过世四个小时之后便见到其遗体，后来Fina Torres的照片传遍了全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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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刊于《卓越》杂志，197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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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La imaginación al poder en Macondo，Crisis（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年（重印于Rentería，op.cit.）。在这则1970年的访谈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希望古巴考量自己的状况，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像古巴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富有想象力、喜悦，且没有任何官僚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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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安·葛萨殷，Ni yo mismo sé quién soy ：Gabo，《观察家报》，1971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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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uibert，Seven Voices，p.333. 但在p.329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苏联让他彻底不再抱幻想，因为那个体制“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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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Luis Suárez，El periodismo me dio conciencia política，《街道》（La Calle）（马德里），1978年（收录于Rentería，pp.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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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2年4月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时代报》的读者在哥伦比亚大选里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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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章的基础是与以下三位记者的访谈：Antonio Caballero（马德里，1991；波哥大，1993）、丹尼尔·桑佩尔（马德里，1991）及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波哥大，1991、2007），且取材于以下人士的访谈：何塞·维森德·卡塔莱恩（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1）、贝利萨里欧·贝当古（波哥大，1991）、Hernando Corral（波哥大，1998）、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卡塔赫纳，1991）、何塞·萨卡尔（波哥大，1991）、José Stevenson（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Fernando Gómez Agudelo（波哥大，1993）、Felipe López Caballero（波哥大，1993）、萝拉·雷斯特雪波（波哥大，1991）、Jaime Osorio（波哥大，1993）、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Jesús Martín Barbero（匹兹堡，2000）、玛丽亚·路易莎·门多萨（墨西哥城，1994）、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墨西哥城，1994），及其余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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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玛格丽妲·薇达尔，GGM，《彩印》，1981年。访谈重新刊登于Viaje a la memoria（entrevistas）（波哥大，Espasa Calpe，1997），pp.12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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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Seis años de compromiso ：breve historia de esta revista y de las realidades que determinan su cierre，《抉择》，第257期（最后一期），198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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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篇刊登于1974年2月15日至28日号。第二篇刊登于1974年3月1日至15日号，包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El golpe en Chile（II）. Pilotos gringos bombardearon La Mon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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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取自英文版Why Allende Had to Die，New Statesman，伦敦，1974年3月15日，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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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两者均发表于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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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Rafael Humberto Moreno Durán，Como el halcón peregrino（波哥大，Santillana，1995），p.117。Moreno Durán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派对上迟到，因为他“在马德里参加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葬礼”。2002年，作者曾询问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否认这件事。时间上应该是对的，但我来不及在2005年Moreno Durán去世前问他为何这么说。亦参见Julia Urquidi Illanes，Lo que Varguitas no dijo（拉巴斯，Khana Cruz，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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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多诺索，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p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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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感觉好奇怪，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到处旅行”（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访谈，纽约，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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