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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关于约翰·列侬的文章隐含寓意，但这次提供他方向的答案并不是巴黎、欧洲。尽管他此时接受一连串的采访，他需要回到最近一本小说的背景地，也就是哥伦比亚。他多年前就承诺要回去，但1980年初《抉择》关闭时，当地局势又返回混乱的困境：新的暴力势力、新的贩毒浪潮、新的游击队出现，三者结合做出惊天动地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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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于1981年2月回到图尔瓦伊政权下受压制、保守的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举办了家庭聚会，最受注目的是艾尔维拉姨妈，也就是“巴姨妈”，她惊人的记忆力惊艳全场。[19]在此之后，他开始在最近为最喜欢的妹妹玛歌在“大口区”买的公寓里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后不久，哥伦比亚诗人兼评论家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博尔达前往拜访，并获准带走《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手稿，他在邻近旅馆的十九楼花了两个小时读完。[20]哥布·博尔达的报道中提到，作者每天都在玛歌的公寓工作，然后走下四楼、开车前去探视住在曼加的母亲，听“父亲说难懂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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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出席法国大使馆所举办的荣誉勋位晚会，他再次见到哥布·博尔达，他们同意这可称为“卑鄙的卡恰克人和下流的‘岸边人’之间的会面”。哥布·博尔达表示，他从没见过他的受访人在哥伦比亚这么快乐。这小小的满足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人谈话当天，总统宣布与古巴断交。更严重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收到情报，政府试图把他和M-19游击队扯上关系，也就是与古巴扯上关系，甚至谣传他可能遭到暗杀。他事后告诉墨西哥记者，关于哥伦比亚军方计划暗杀他的故事，他至少听过四种不同的版本。[21]3月25日，在朋友的包围保护之下，他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在那里过夜。[22]第二天晚上七点十分，他在墨西哥驻哥伦比亚大使马利亚·安东尼亚·桑切兹 - 贾维托的保护下往北飞；在墨西哥机场，有另一大群朋友与更多的记者等着迎接他。墨西哥政府马上派了贴身保镖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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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记者玛格丽妲·薇达尔长谈，她后来针对此事写了一篇深度报道。[23]随着飞机经过加勒比海上空，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她保证，卡斯特罗或托里霍斯都没有提供武器给哥伦比亚游击队：卡斯特罗和洛佩斯·米切尔森达成协议，不提供军事协助，也谨守承诺。他预期自己会在洛佩斯·米切尔森再度成为总统时返回哥伦比亚。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不论代价为何，革命是唯一长远的解决之道，但他看不出如何能达到目标。哥伦比亚一直是一个自觉性很低的国家，就民粹主义而言时机成熟，就革命而言却不然。哥伦比亚人已经对一切失去信心，政治从未有所助益，如今人民各自为己，社会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左派，或是只有无法说服人民的左派、只会分裂的左派，这样的国家成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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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而言，这一切是非比寻常的背景。可以想象，对于这位自以为是的左派“岸边人”即将遭遇的不愉快和讽刺的意外事件，军营里的哥伦比亚军官几天前可能还在暗自偷笑。总之，主角逃跑了，庆祝他返回哥伦比亚的礼物——他的新小说——在波哥大发表，但主角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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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觉得《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叙述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然而，这本小说本身出版后亦遭逢自己曲折的故事。首先，小说在西班牙（布鲁奎拉出版社）、哥伦比亚（黑羊出版社）、阿根廷（南美洲出版社）、墨西哥（蒂安纳出版社）同时出版时，销售成绩斐然。1981年1月23日，《卓越》报道西班牙语世界印制超过一百万本——四个国家各印二十五万本平装版、西班牙五万本精装版。据报道，黑羊出版社4月才完成印刷，是拉丁美洲历史上单一印刷最耗时的小说。4月26日，《卓越》报道光是墨西哥的广告就耗费十四万美元，此书并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拉丁美洲各地街角的报贩和零食摊都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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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出版不久，黑羊出版社的老板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接受采访。[24]原来，小说印制的数量不是一百万本，而是两百万本：哥伦比亚一百万本，西班牙和阿根廷总共一百万本，不过，卡塔莱因所引用的数字并不是太可信，正如同他的公司名称“黑羊”所暗示的。在此之前，哥伦比亚最高的初版数是一万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初版印刷量是世界文学作品之最。印制两百万本所代表的意思是，购买了两百吨的纸张、十吨的硬纸、一千六百公斤的墨水。光是把哥伦比亚的书运送出境，就需要四十五架波音七二七客机。仿佛锦上添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29日宣布《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是“我最杰出的作品”。不过，5月12日，某些哥伦比亚评论声称这本书是“冒牌货”，只不过是一篇较长的短篇故事，对于作者先前的成就并无再上层楼之意。[25]但此书跃上西班牙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4日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西班牙1981年最畅销书——洛卜·维加的《羊泉村》作比较。伟大的小说家贾布声势浩大地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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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一位波哥大的律师安立奎·阿瓦雷兹控告加西亚·马尔克斯诽谤小说中描绘的兄弟，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获判“无罪”，但小说里却把他们写成杀人犯，他并且求偿五十万美元。想到三十年前倒霉而且可能无辜的卡耶塔诺·贞提尔真的被这对兄弟谋杀——就算法律上不追究——这样的行为似乎是恶意的雪上加霜。[26]书中一些其他“主角”，包括被描绘在其中或认为自己被描绘在其中的人，以及其他的家族成员聚集在哥伦比亚——有些从世界各个角落搭飞机前来——讨论他们的不平之声。他们都无法得其所愿，他们永远无法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庞大的获利中分得一杯羹。哥伦比亚的专业人士一直有着扎实的文学素养，因此，哥伦比亚的法院判定史实与小说之间仍有差异，作者的创作自由得到完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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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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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参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总统就职典礼，一同出席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欧登希雅。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会参加其他朋友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都没有这首次体验如此令人赞叹、派头十足，并且充满诗意，因为这富丽堂皇的典礼，由最具自觉、最具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所演出。从近乎巴黎流浪汉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非吴下阿蒙。[27]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菲德尔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他们开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时只有他们，有时其他宾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游艇阿跨拉马斯号出海。梅塞德斯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菲德尔对女人特别有一套，总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让她觉得既舒服又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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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贾布和菲德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自在得足以让这位哥伦比亚人扮演讨人厌的兄弟角色。贾布一点儿运动细胞也没有，一天到晚绷着脸抱怨烦人的事务、饥饿、生活中不幸的急迫任务，这些闹剧总是引来卡斯特罗一笑。当然，朋友的弱点并不总是让司令官莞尔一笑，不过如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总有破例的理由。他不只扮演兄弟的角色，总是进退合宜，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扮演宫廷小丑，谨守分寸。一般而言，菲德尔不见得对作家就有特殊礼遇，也不见得尊重他们的自由，但对于这一行的顶尖好手，他总是乐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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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卡斯特罗更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视为较年长、较有智慧，但同样无礼的兄弟的，是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菲利普·冈萨雷斯后来告诉我，对于托里霍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一起在托里霍斯的寓所之一喝威士忌，开怀畅饮和“互相讥讽”之后，一场热带大雨倾盆而下，两人从喝着酒的露台上跑下来，像两个要好的小男孩儿般在雨中的草坪上打滚、双脚在空中踢着、放声大笑。[28]7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有希望赢得隔年选举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一起探望托里霍斯，一起在美丽的孔塔多拉岛上度周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军人好友多待了几天之后回到墨西哥。此时，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全世界都紧盯着电视转播，观赏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然而，7月31日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而言最大的打击，政治上则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973年去世后的最大冲击： 根据报道，托里霍斯死于巴拿马山区的一场空难，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陪他搭乘那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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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里霍斯是否遭到暗杀，媒体诸多揣测；接下来的四天里也臆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会出席葬礼，他的缺席令人意外和失望。他的解释马上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圆其说的经典：“我不埋葬朋友。”[29]《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两部小说都处理殡葬事宜，并且如同《安提戈涅》一般，小说基调也认为有尊严地处置尸体是重要的道德责任，也许是我们不可靠的人性中最微小的要件；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却对葬礼做出如此的声明，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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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埋葬他的朋友，但继续赞扬他们，他的死者略传文章《托里霍斯》于8月9日刊登于《观察家报》，他则在西班牙的科伦尼亚出席加利西亚节。[30]有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既无情又矛盾，然而，托里霍斯之死对他的打击很大。梅塞德斯后来提到：“他和托里霍斯感情深厚，他真的很爱他，对他的死非常悲伤；而且因为悲伤过度而生病。他非常想念他，因而不愿意再回巴拿马。”[31]后来他自己回顾：“我认为托里霍斯坐飞机的次数太频繁，有时候根本没必要：他是强迫性旅行，给了命运和敌人一样多的机会。但也有高层传出的谣言，说他的一位助手搭上公务飞机不久前，把一支无线电留在桌上，他们说等随后再去拿时，已经被换成里面有炸药的无线电。”毕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又补充：“就算不是真实故事，也是个很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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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哥伦比亚举办大选，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的洛佩斯·米切尔森代表自由党，对抗保守党参选人贝利萨里欧·贝当古。3月1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警告只有洛佩斯·米切尔森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最大的希望。[33]两天后，他在专栏里揭露自己在右派敢死队MAS的暗杀名单上（不是委内瑞拉佩科夫的政党）。同在名单上的，还有两星期前去采访M-19游击队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加西亚·马尔克斯控诉军队和政府与“MAS”共谋，说他一直希望死于“嫉妒丈夫之手”，所以当然不会死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笨拙政府”的行动之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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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洛佩斯·米切尔森，但百分之五十五现身投票的选民大多并不认同。保守党的贝利萨里欧·贝当古，以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得票率，打败洛佩斯的百分之四十一，换句话说，分裂的自由党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贾朗以百分之十点九的得票率帮保守党赢得选举。卸任的图尔瓦伊总统解除马孔多之地三十四年来断断续续的围城状态。贝当古的儿子迪亚哥，代表毛派的工人革命政党大肆反对自己的父亲。贝当古接任之后，随即宣布特赦游击队运动，开始当代首次严肃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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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介入民主政治并不顺利，如今，另一起拉丁美洲的灾难使他更加失望。4月初，阿根廷军队占领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派出军队收复。阿根廷虽然是法西斯军事执政团，但仍然是拉丁美洲政权；接下来的一年里，这起与欧洲国家的冲突，考验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能表述的政治语言到达极限，如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他发现自己宁愿接受拉丁美洲独裁者，也不愿意接受欧洲殖民主义。他的第一篇评论《取舍福克兰》发表于4月11日。[35]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虽然阿根廷军队自取其辱的情势明朗化，但拉丁美洲灰心丧志的情绪却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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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从1979年桑地诺组织胜利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新闻似乎每况愈下。波兰有共产政权的问题，波兰“团结工联”领导的工会运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也让他的读者知悉——包括一趟协和客机之旅，“身处呆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高级娼妇之间”；[36]他也飞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的朋友没人拥有这种车”），再度说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观光之都，“最佳的做爱地点还是美国饭店，他们过滤空气，换干净的床单”。[37]然而，在文学主题这方面，他似乎已经肠枯思竭。如今社会主义逐渐式微，如今他以孤独与权力为主的写作题材似乎已经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寻找其他主题的需要，满足自己的乐观主义，启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么？当然是爱情！贾布会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查理·卓别林：他会使大家发笑，使他们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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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的第一个公开迹象，是一篇名为“佩姬，给我一个吻”的文章，灵感来自墨西哥他家那条街墙上的一则涂鸦。[38]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特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消息，如此纯真的恳求令他感动。不过，他怀疑爱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个月前他才向读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黄玫瑰（当然是由他亲爱的妻子所置），否则他“不敢写作”。[39]他并不是反对性爱——他当场向全世界报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岁就失去童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后的性爱比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爱情”。他宣告描绘爱情的小说会再度登上畅销宝座，就连年代久远的波莱罗舞曲都会再度时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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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拒绝多次、但终于允诺《花花公子》杂志等待已久的采访时，也许时机上并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点选在巴黎这爱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劳蒂稚·德瑞福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采访者，这也是这位作家接受的采访中，研究最透彻、内容最广泛的一次。[40]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国读者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他和菲德尔之间“讨论文化多于政治”，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接着他谈到爱与性的话题，表示我们都无法完全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还是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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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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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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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41]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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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42]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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