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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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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41]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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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42]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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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拥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乐广播电台HJCK的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兀欧，还有他的妻子，即哥伦比亚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葛罗丽雅·瓦伦西亚，他们四人一起到欧洲各处游历。他们游览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腊、罗马之后，贾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时，他对新小说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具体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选择了自己长久以来拒绝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间的恋情，作为新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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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海岸度假。罗德里戈刚从哈佛毕业，与他们同行，此时的他考虑进入电影业。他们的密友费度其夫妇、卡门·巴尔塞斯也加入他们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尔不只以他的游艇阿跨拉马斯号欢迎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从希丽雅·桑切兹去世后便少有外国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罗热衷厨艺，也热衷谈论烹饪，尤其当时他参与生产的古巴卡门贝尔奶酪和罗克福奶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家里用餐，这次话题从烹饪转向金钱。[43]卡斯特罗考虑访问哥伦比亚，说“加夫列尔”（他总是坚持这么称呼他）应该同行，“除非你担心被控为古巴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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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这一点有点儿太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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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家说卡斯特罗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梅塞德斯说，“我说那我们也该见到一点儿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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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寄账单给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罗说，“但我有一个无法打败的理由。‘阁下，我们没办法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们付不起。’不久前，为了不要炫耀我们无法被收买，我对一些美国佬说：‘不是我们不肯出卖自己，你懂吗，其实是美国人买不起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谦虚，对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让他当我们的间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他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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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沉默的罗德里戈说：“我去一家北美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父亲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钱、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我尽力回答，但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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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你只需对他们说，‘那是我母亲该伤脑筋的问题，不是父亲’，”卡斯特罗说，“你应该说，‘其实我父亲身无分文，花钱的都是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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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只给我汽油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苟言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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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回答：“我正在为别人向你问及你的银行账户时制订一条政策。你必须告诉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运作下，每个人根据他的能力付出，依据他的工作得到酬劳，加夫列尔是社会主义者——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得到酬劳。而且，共产主义的运作毫无应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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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戈渐渐投入这个话题：“有一次，一个男孩子突然转身向我说道： ‘你的父亲是共产主义者。’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党员证，还是他住在共产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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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回答：“你应该告诉他，‘我父亲只有在古巴时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他；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他们印了一百万本他的书，他根据他的需要获取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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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我，他们这里一毛钱的版税也没付给我。”贾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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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古巴之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谈到贝当古在哥伦比亚当选的寓意，乍看之下似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革命都是相当大的挫败。贝当古于8月7日宣誓就职，他虽然是保守党，曾任保守派《世纪报》（El Siglo）的编辑，但他的声誉一直都是“文明”的政治人物，不赞成派系，而且他是业余诗人，和许多诗人有私交。大选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在媒体采访时和新政权眉来眼去，不断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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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拒绝出席贝当古的就职典礼，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提及这位新总统时，评价不差，宣告他“是我的好朋友”。贝当古的父亲是赶骡子的，他们从1954年就认识，当时贾布在《观察家报》工作，贝利萨里欧在《哥伦比亚人报》（El Colombiano）上班，他们从当时就互有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解释，“在哥伦比亚，你一出生要不就是保守党，要不就是自由党，你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他说贝当古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真正的保守党，他的政府满是独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擅长演说，他的演讲能够触动人心，真正地触动人心。而且，令人意外地，他常常征询我的意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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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颁奖季节即将再度来临，如同前几年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只是这次更加坚决。更令人意外的是，他选在诺贝尔奖宣布不到一个月的前夕，毫不留情地攻击以色列领袖梅纳西姆·贝京，直接牵扯到1978年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基金会。6月上旬，贝京下令入侵邻国黎巴嫩，他的陆军司令官阿里耶尔·沙龙，未曾尽责保护巴勒斯坦难民不受攻击，因而造成9月18日贝鲁特撒布拉和恰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加西亚·马尔克斯建议沙龙和贝京应该获得发诺贝尔死神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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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诸多迹象显示，他也为自己的提名施力。他的朋友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那年稍后问他是否曾经去过斯德哥尔摩，他咧嘴笑着说：“去过，我三年前帮自己安排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去过。”[46]自然地，这可能只是他的“笑话”之一，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去过斯德哥尔摩数次，而且特别和左派瑞典文学院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联系，他是位杰出的作家，对于先前的诺贝尔奖颁给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于1981年夏天和瑞典大使一起在古巴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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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寻找得奖的预兆，那么最佳预兆莫过于1982年9月19日瑞典大选中，奥罗夫·帕勒姆的社会民主党再度执政。帕勒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的好友，一直强调他个人打开文学视野，归功于隆德尔克斯特的文学作品。同时，家族里的文学专家，也就是弟弟埃利希奥一直都深信贾布1982年会赢得此奖，并确定贾布自己也是这么想。阿尔瓦罗·穆蒂斯说，这段时间他朋友的行径“令人起疑”。10月16日星期天，埃利希奥和他通电话提到诺贝尔奖时，贾布纵声大笑，他确定如果有人会得奖的话，瑞典大使应该早在一个月前会先告诉那个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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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星期三，墨西哥报纸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小说的主题是爱情。他和梅塞德斯在中午过后坐下来午餐时，一位朋友从斯德哥尔摩来电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应该十拿九稳，但他必定不可张扬，否则学院可能改变心意。挂掉电话，贾布和梅塞德斯茫然地望着对方，无言以对。终于，梅塞德斯说：“我的天，我们如今要面对的是什么啊！”他们马上起身逃到阿尔瓦罗·穆蒂斯家寻求慰藉，直到凌晨时分才回家等待证实此荣誉的通知；他至少还想得这个奖，但对他们夫妻而言，却也是无期徒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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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整夜都没有合眼。墨西哥时间翌日清晨五点五十九分，瑞典外交部副部长皮耶·休利打电话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城的家中证实这个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放下电话，转身对梅塞德斯说：“我完了。”[48]他们完全没有时间讨论，也没有机会对这不可避免的突袭做好心理准备，电话就开始响起。两分钟后，第一位来电的是波哥大的贝当古总统。贝当古的消息来自弗朗索瓦·密特朗，而密特朗是从奥罗夫·帕勒姆处听来的，不过，官方版本表示，贝当古是在波哥大时间早上七点零三分，从哥伦比亚新闻台的记者处听来的[49]。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一面穿衣服一面接电话，一面吃着女佣娜蒂听到他们在楼上活动时临时凑合出来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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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百年孤独》的创作过程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伟大的神话中，受到最多讨论的就是宣布他得到诺贝尔奖、接下来的混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这整个过程。如果是美国或英国的作家赢得此奖，可能还上不了新闻。（反正作家又不重要，瑞典人以为他们算什么……）然而，获得此奖的不只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作家，而且是来自一个并不习惯国际祝贺之声的国家；原来，获奖的这位作家在一片辽阔、孤立的大陆各处受到喜爱与推崇，这大陆上的千万人民认为这位作家堪称他们的代表，并且是他们的英雄。祝贺的电话及电报从世界各地涌进墨西哥城的家里：首先是贝当古，接着是密特朗、科塔萨尔、博尔赫斯、格雷戈里·罗边萨、胡安·卡洛斯·欧内提、哥伦比亚参议院。卡斯特罗的电话打不进来，因此第二天寄了一封贺电：“正义终于得以伸张。此地从昨日便狂喜。电话无法打通。我诚心祝贺你和梅塞德斯。”格雷厄姆·格林也寄了一封贺电：“最诚挚的祝贺。可惜我们无法与奥马一起庆祝。”还有诺曼·梅勒：“你是最佳人选。”不过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终于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看法——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都称他为自己人——世界各地的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章，仿佛《百年孤独》才刚出版，刚出现五秒钟就有十亿人在某个奇特而魔幻的时间里同时阅读，想要一起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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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墨西哥城的家里已经遭到媒体包围，警方在祝融街两头设下路障。第一批记者邀请他到街上喝杯香槟，当然还有拍照，他的邻居也出来鼓掌。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那天早上出现在老朋友家，看见这混乱的景象时只想到：“他妈的！贾布死掉了！”（欧布雷贡来墨西哥修补一幅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这幅自画像的眼睛被画家自己发酒疯的时候打穿了[50]。）一大群记者蜂拥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不遗巨细地描述屋子内外的细节——特别注意到每张桌子上的黄玫瑰和番石榴，大家都争相要和当今红人做“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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