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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埃利希奥·加西亚，La entrega del Nobel ：Estocolmo fue una fiesta y una rosa amarilla，El Mundo al Vuelo，Avianca，第64期，1983年2月至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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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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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时代报》，198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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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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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哥伦比亚自我放逐后被媒体包围、备受瞩目的场景，1981年摄于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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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梅·卡斯特罗（前排左一）、赫尔曼·巴尔加斯（前排左二）、加西亚·马尔克斯、查尔斯·罗索夫（后排右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前排右三）、普利尼奥·门多萨（前排右二）、埃利希奥·加西亚（后排右一）、赫南·维耶科，1982年10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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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头戴“岸边人”的“折边大宽帽”庆祝获得诺贝尔奖，1982年12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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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夫人的私人司机，以防止他们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摄于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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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所站的地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在一旁鼓掌，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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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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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在卡门·巴尔塞斯的陪同下，贾布和梅塞德斯飞往巴塞罗那，住进索菲娅公主饭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过，他们还是抽空拜访了当时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周一次的专栏里，忠实记录过去两个星期拜访了蒙科洛亚宫两次，不受一切干扰与年轻的“菲利普”相谈甚欢，“他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而不是总理”。梅塞德斯与贡萨罗则陪伴他的夫人卡门。[1]很明显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越来越高调，也越来越不谨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认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终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见多识广的他，深信菲利普对拉丁美洲的了解远甚于“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对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长久以来对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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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媒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冈萨雷斯首先提到的却是“古巴在区域内的形势，以及全面安全协议的必要”，这不见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意算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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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这位新科得奖人前往哈瓦那，宣称自己还是希望能成立报社，好让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严的新闻报道”，这也许听起来实在不像中间人的直觉，西班牙文有一个没那么好听的字眼：“皮条”——报马仔。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心的重点，然而他并无法调解卡斯特罗和冈萨雷斯之间的不同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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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有两件为人传诵的事实，其一是这个奖通常颁给江郎才尽的作家；其二是就算获奖的是年轻作家，他们也因为这个奖所占去的时间、注意力以及欲望而无法再写出佳作。第一个说法显然无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得到印证：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同时也是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预测第二个说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气，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早就过着其他诺贝尔得主鲜少享有的名流生活，并不会因为得奖而停歇，因为，他早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几年后就经历过这样的名气：就像赢得第一座诺贝尔奖一样。或者，也许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写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结果也是如此，他对于这个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应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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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