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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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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哥伦比亚自我放逐后被媒体包围、备受瞩目的场景，1981年摄于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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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梅·卡斯特罗（前排左一）、赫尔曼·巴尔加斯（前排左二）、加西亚·马尔克斯、查尔斯·罗索夫（后排右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前排右三）、普利尼奥·门多萨（前排右二）、埃利希奥·加西亚（后排右一）、赫南·维耶科，1982年10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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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头戴“岸边人”的“折边大宽帽”庆祝获得诺贝尔奖，1982年12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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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夫人的私人司机，以防止他们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摄于墨西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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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所站的地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在一旁鼓掌，摄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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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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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在卡门·巴尔塞斯的陪同下，贾布和梅塞德斯飞往巴塞罗那，住进索菲娅公主饭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过，他们还是抽空拜访了当时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周一次的专栏里，忠实记录过去两个星期拜访了蒙科洛亚宫两次，不受一切干扰与年轻的“菲利普”相谈甚欢，“他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而不是总理”。梅塞德斯与贡萨罗则陪伴他的夫人卡门。[1]很明显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越来越高调，也越来越不谨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认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终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见多识广的他，深信菲利普对拉丁美洲的了解远甚于“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对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长久以来对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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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媒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冈萨雷斯首先提到的却是“古巴在区域内的形势，以及全面安全协议的必要”，这不见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意算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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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这位新科得奖人前往哈瓦那，宣称自己还是希望能成立报社，好让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严的新闻报道”，这也许听起来实在不像中间人的直觉，西班牙文有一个没那么好听的字眼：“皮条”——报马仔。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心的重点，然而他并无法调解卡斯特罗和冈萨雷斯之间的不同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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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有两件为人传诵的事实，其一是这个奖通常颁给江郎才尽的作家；其二是就算获奖的是年轻作家，他们也因为这个奖所占去的时间、注意力以及欲望而无法再写出佳作。第一个说法显然无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得到印证：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同时也是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预测第二个说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气，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早就过着其他诺贝尔得主鲜少享有的名流生活，并不会因为得奖而停歇，因为，他早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几年后就经历过这样的名气：就像赢得第一座诺贝尔奖一样。或者，也许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写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结果也是如此，他对于这个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应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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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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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时，不论有意或无意，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很难不察觉名气的负担以及他肩上的重责大任。他已经得其所愿，但如同玛丽莲·梦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愿之后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适应不同程度的阿谀奉承已经有一段时间，除非亲眼目睹，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无法想象：这真的是“名人现象”。加西亚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须小心安排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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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大半辈子的人说，他在得奖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有些朋友对他还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受宠若惊，有些因察觉到他的冷淡而不满。有些人认为他的虚荣心不断膨胀，也有人说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说，他本来就活得像个“诺贝尔奖新科得主”。[4]看过无数文学界名人的卡门·巴尔塞斯则说，没有人能模仿、复制他功成名就的过程。[5]（如果你有一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的客户，你可以组个政党、办个宗教团体或筹备革命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6]没多久，他开始打网球，因为他再也无法把在街上散步当成运动。只要他一进到餐厅里，所有的服务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书局买一本他的书让他签名。机场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无处可逃。他总是第一个登机，但仍逃不过空服人员要求他在书本、航空杂志、餐巾纸上签名。然而，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很多时候都非常焦虑的人。[7]“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8]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再也无法像创作《族长的秋天》时那样地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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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点钟，加西亚· 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飞抵哈瓦那长住，寄宿的礼宾别馆六号，在几年后成为他们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罗刚去过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丧礼，与英迪拉·甘地讨论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1983年3月于德里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她提到诺贝尔奖宣布时自己正好在读《百年孤独》。）卡斯特罗在莫斯科买了许多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爱的鱼子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为卡斯特罗带来菲利普·冈萨雷斯与奥罗夫·帕尔梅的口信、费度其的鳕鱼干、卡门·巴尔塞斯的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