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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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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在卡门·巴尔塞斯的陪同下,贾布和梅塞德斯飞往巴塞罗那,住进索菲娅公主饭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过,他们还是抽空拜访了当时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周一次的专栏里,忠实记录过去两个星期拜访了蒙科洛亚宫两次,不受一切干扰与年轻的“菲利普”相谈甚欢,“他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而不是总理”。梅塞德斯与贡萨罗则陪伴他的夫人卡门。[1]很明显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越来越高调,也越来越不谨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认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终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见多识广的他,深信菲利普对拉丁美洲的了解远甚于“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对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长久以来对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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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媒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冈萨雷斯首先提到的却是“古巴在区域内的形势,以及全面安全协议的必要”,这不见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意算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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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这位新科得奖人前往哈瓦那,宣称自己还是希望能成立报社,好让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严的新闻报道”,这也许听起来实在不像中间人的直觉,西班牙文有一个没那么好听的字眼:“皮条”——报马仔。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心的重点,然而他并无法调解卡斯特罗和冈萨雷斯之间的不同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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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有两件为人传诵的事实,其一是这个奖通常颁给江郎才尽的作家;其二是就算获奖的是年轻作家,他们也因为这个奖所占去的时间、注意力以及欲望而无法再写出佳作。第一个说法显然无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得到印证: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同时也是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预测第二个说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气,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早就过着其他诺贝尔得主鲜少享有的名流生活,并不会因为得奖而停歇,因为,他早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几年后就经历过这样的名气:就像赢得第一座诺贝尔奖一样。或者,也许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写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结果也是如此,他对于这个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应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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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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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时,不论有意或无意,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很难不察觉名气的负担以及他肩上的重责大任。他已经得其所愿,但如同玛丽莲·梦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愿之后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适应不同程度的阿谀奉承已经有一段时间,除非亲眼目睹,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无法想象:这真的是“名人现象”。加西亚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须小心安排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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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大半辈子的人说,他在得奖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有些朋友对他还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受宠若惊,有些因察觉到他的冷淡而不满。有些人认为他的虚荣心不断膨胀,也有人说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说,他本来就活得像个“诺贝尔奖新科得主”。[4]看过无数文学界名人的卡门·巴尔塞斯则说,没有人能模仿、复制他功成名就的过程。[5](如果你有一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的客户,你可以组个政党、办个宗教团体或筹备革命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6]没多久,他开始打网球,因为他再也无法把在街上散步当成运动。只要他一进到餐厅里,所有的服务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书局买一本他的书让他签名。机场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无处可逃。他总是第一个登机,但仍逃不过空服人员要求他在书本、航空杂志、餐巾纸上签名。然而,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很多时候都非常焦虑的人。[7]“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8]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再也无法像创作《族长的秋天》时那样地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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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点钟,加西亚· 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飞抵哈瓦那长住,寄宿的礼宾别馆六号,在几年后成为他们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罗刚去过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丧礼,与英迪拉·甘地讨论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1983年3月于德里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她提到诺贝尔奖宣布时自己正好在读《百年孤独》。)卡斯特罗在莫斯科买了许多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爱的鱼子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为卡斯特罗带来菲利普·冈萨雷斯与奥罗夫·帕尔梅的口信、费度其的鳕鱼干、卡门·巴尔塞斯的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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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马朋友乔乔·马丁内斯路过哈瓦那,马丁内斯是托里霍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关于这位英国小说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时》。他与格林从1977年之后就没有见过面,加西亚·马尔克斯透露,格林和马丁内斯的来访是最高机密,一切以高层人士的程序处理,搭乘政府的奔驰车。格林和卡斯特罗讨论他们十九岁时玩儿的著名俄罗斯轮盘实验。这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一个个离开时,我想到这段会面早晚会写进我们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忆录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9]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话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谈话内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就登上国际媒体——有些人质疑诺贝尔奖得主以新闻人的身份采访其他名人是否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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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对于这篇写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满,以一篇《哈瓦那的显要》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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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南美洲(与西班牙)的读者(及作家)每星期都会因拜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栏而哈哈大笑,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谈论着市井小民,就像观察着粗鄙人之间的谈话或是非希腊人的动作……这篇文章究竟是荒谬至极还是只是陈词滥调?对某些见多识广的读者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国家报》的每周专栏无疑带来新的撼动,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认真看待小说,这篇文章就是证明。也许有些人为了反驳我的意见捏造专有的借口:拜托,不值得,别花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但是我相信,我和高多尼都相信,唯有谦卑的人能击败权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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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别是古巴流亡者对这座诺贝尔奖始终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态,这一点开始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焦虑。这些人也许以为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他偏“红”,在他们的眼里差不多就等于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应该没有机会得奖。或者,如今他的声望已经到达顶点,公开攻击他一点儿损失也没有,还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这些人就是无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饰的上流生活、他的广大人气。毫无疑问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弃军事记者的身份之后,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私谊。如今非常明显地,卡斯特罗需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多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卡斯特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具影响力,却也引发右派对其持续二十年的敌意(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即使在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有了诺贝尔奖的支持,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可免于所有的批评—— 除了最激烈、最坚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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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与贝当古、密特朗、冈萨雷斯、卡斯特罗交好之际,为了不让墨西哥感觉受到冷落,他写了一篇名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强调墨西哥对他的重要性,于1月23日刊登。[11]不过,他对墨西哥的感情并没有阻止他称这个城市是比曼谷还丑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内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张深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个集团(哥伦比亚、古巴、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刚好对他梦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国际政治角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他手上这五张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换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换牌,都非常吸引大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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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握着手上这五张总统牌,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里根总统发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来了》。[12]这篇文章写下自“猪湾事件”以来,他自己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体验。当时的苏联已在强弩之末,这掩盖不住的反美主张,多少让那五个国家团结起来。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受欢迎的时期,国际上的政治情势却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后来称为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部长才刚与他会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国稳定的努力,将在那年开花结果。当然,他所信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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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任期一开始,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就表示哥伦比亚将寻求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当时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13]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团出发前往德里,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努聂兹、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赫苏·斯蒙塔内、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领袖莫利斯主教(他于六个月之后遭到处决,接着美国占领格林纳达),以及恶毒的苏利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戴希瑞·狄拉诺·布特斯。卡斯特罗虽然佯装无事,但他整个主席的任期受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的影响,如今,能够交接给较不亲苏联的人,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官方仪式之后,所有古巴人前往大会安排的住宿地点阿修克饭店;为了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喜来登饭店订了一间特别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聂兹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衣服参加开幕仪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间里,因为通常是梅塞德斯为他打理衣着。他告诉努聂兹:“如果让男人知道婚姻的好处,世界上的女人可能会不够,这将会造成大灾难。”[14]他与梅塞德斯于3月21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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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11日总算“返回”哥伦比亚,他上次回到这里是近六个月前宣布诺贝尔奖时。关于这次的造访,媒体诸多揣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私人保镖却只字不提。不过,贝当古坚持哥伦比亚政府应该派出一组保镖。抵达的几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15]不用说,波哥大的读者非常清楚“番石榴”这个字眼就像密码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回到他最爱的“海岸区”。如今从文章里难以得知他当时的所在地,(这些文章越来越不像日记,反倒有点像是连载的回忆录及记载他的一些怪癖。)事实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时间大多在波哥大度过,无疑地,诺贝尔奖让他在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取得优势,如今他们只好对他大加赞扬,或至少尊敬他。不过,许多媒体仍抱持存疑的态度,部分媒体甚至开始攻击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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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他飞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此地很快成为他在哥伦比亚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为他往后作品的背景地点。自从1982年港边建造了会议中心之后,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都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举行。此时卡塔赫纳正要庆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纳电影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外宾当属安达卢西亚人菲利普·冈萨雷斯;穿着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西班牙领袖一起漫步穿过嘉年华会的人群,偶尔和一些幸运的仰慕者共舞,[17]完全沉醉在这个“神奇”又“混乱”的家乡城市之中。正如即将前往美国与之对谈的贝当古,冈萨雷斯全心投入、积极支援“孔塔多拉和平过程”,希望为中美洲带来和平;在卡塔赫纳时,他也和四国外长对谈,保证对话的决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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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身为哥伦比亚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拉加斯,庆祝玻利瓦尔两百年诞辰纪念。他已经五年没有去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与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记者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会面,希望一起创办新的日报《其他》。为了不让人认出如今太过出名的他,他们选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专门提供卡车司机休息的咖啡座讨论,马丁内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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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面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梅塞德斯当晚参加晚宴,坐在委内瑞拉总统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之间,此时她还穿着同一套美丽的晚礼服,不过,咖啡座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完全没注意到。懒洋洋的服务生端来一些啤酒,聊着聊着,我们突然聊起往事……但梅塞德斯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地方烂透了,”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要怪就怪你先生太有名。”我说。“要是在加拉加斯的酒吧,我们会一直受到打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应该去‘做爱的角落’,就像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纠正他,“是‘爱的巷弄’,不过恐怕已经不在了。”梅塞德斯狡诈地眨眨眼,“你以前能想象贾布会变得这么有名吗?”“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晚,在戏院里,我就看到名气从天上掉到他的身上。像他这样的走红方式,绝对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你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更早之前我就红了。”“是吗,是在巴黎,你写完《上校》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在加拉加斯,你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白色飞机离开,庇隆的黑色飞机那时?还是更早之前,”我挖苦地说,“在罗马,索菲亚·罗兰经过你身边对你微笑的时候?”“比那更早,”他非常正经地解释。外面山头上天色渐明,“我从锡帕基拉的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很红了,又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把我从阿拉卡塔卡带到巴兰基亚时。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只是只有我自己知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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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尝试在波哥大长住,他一面郁闷地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无聊的”英国作家威廉·高汀,和平奖颁给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的自由斗士列赫·瓦文萨;一面又接到坏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于10月19日在格林纳达遭到处决。[20]五天后,美国便占领格林纳达,此举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来对于美国加勒比海政策的忧心。联合国于10月28日谴责美国的做法无效,作风强悍的撒切尔夫人抗议美国此举占领大英国协属地也无效。10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里发布一则讣闻,悼念这位被谋杀的领袖,追忆他们在新德里“不结盟组织”会议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贝当古在古巴与美国之间调停斡旋,希望美国释放格林纳达的古巴囚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联系,后者于11月初媒体采访时告知全国人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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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尽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乐。媒体每周锲而不舍地臆测他是否无法融入哥伦比亚的社会;但问题不在哥伦比亚,而是波哥大。小说家萝拉·雷斯特雷波告诉我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个月前协助波哥大记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今他又志愿指导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儿子洛佩斯所领导的《星期》杂志旗下的记者。他们讨论到头条新闻,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如果他一走出杂志社就在街上被枪杀,他们会怎么做标题。“‘岸边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应,带着一抹微笑。[22]在波哥大,诺贝尔奖并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寡头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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