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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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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时，不论有意或无意，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很难不察觉名气的负担以及他肩上的重责大任。他已经得其所愿，但如同玛丽莲·梦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愿之后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适应不同程度的阿谀奉承已经有一段时间，除非亲眼目睹，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无法想象：这真的是“名人现象”。加西亚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须小心安排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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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大半辈子的人说，他在得奖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有些朋友对他还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受宠若惊，有些因察觉到他的冷淡而不满。有些人认为他的虚荣心不断膨胀，也有人说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说，他本来就活得像个“诺贝尔奖新科得主”。[4]看过无数文学界名人的卡门·巴尔塞斯则说，没有人能模仿、复制他功成名就的过程。[5]（如果你有一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的客户，你可以组个政党、办个宗教团体或筹备革命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6]没多久，他开始打网球，因为他再也无法把在街上散步当成运动。只要他一进到餐厅里，所有的服务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书局买一本他的书让他签名。机场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无处可逃。他总是第一个登机，但仍逃不过空服人员要求他在书本、航空杂志、餐巾纸上签名。然而，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很多时候都非常焦虑的人。[7]“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8]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再也无法像创作《族长的秋天》时那样地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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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点钟，加西亚· 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飞抵哈瓦那长住，寄宿的礼宾别馆六号，在几年后成为他们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罗刚去过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丧礼，与英迪拉·甘地讨论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1983年3月于德里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她提到诺贝尔奖宣布时自己正好在读《百年孤独》。）卡斯特罗在莫斯科买了许多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爱的鱼子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为卡斯特罗带来菲利普·冈萨雷斯与奥罗夫·帕尔梅的口信、费度其的鳕鱼干、卡门·巴尔塞斯的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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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马朋友乔乔·马丁内斯路过哈瓦那，马丁内斯是托里霍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关于这位英国小说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时》。他与格林从1977年之后就没有见过面，加西亚·马尔克斯透露，格林和马丁内斯的来访是最高机密，一切以高层人士的程序处理，搭乘政府的奔驰车。格林和卡斯特罗讨论他们十九岁时玩儿的著名俄罗斯轮盘实验。这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一个个离开时，我想到这段会面早晚会写进我们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忆录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9]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话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谈话内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就登上国际媒体——有些人质疑诺贝尔奖得主以新闻人的身份采访其他名人是否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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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对于这篇写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满，以一篇《哈瓦那的显要》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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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南美洲（与西班牙）的读者（及作家）每星期都会因拜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栏而哈哈大笑，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谈论着市井小民，就像观察着粗鄙人之间的谈话或是非希腊人的动作……这篇文章究竟是荒谬至极还是只是陈词滥调？对某些见多识广的读者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国家报》的每周专栏无疑带来新的撼动，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认真看待小说，这篇文章就是证明。也许有些人为了反驳我的意见捏造专有的借口：拜托，不值得，别花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但是我相信，我和高多尼都相信，唯有谦卑的人能击败权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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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别是古巴流亡者对这座诺贝尔奖始终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态，这一点开始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焦虑。这些人也许以为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他偏“红”，在他们的眼里差不多就等于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应该没有机会得奖。或者，如今他的声望已经到达顶点，公开攻击他一点儿损失也没有，还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这些人就是无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饰的上流生活、他的广大人气。毫无疑问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弃军事记者的身份之后，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私谊。如今非常明显地，卡斯特罗需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多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卡斯特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具影响力，却也引发右派对其持续二十年的敌意（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即使在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有了诺贝尔奖的支持，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可免于所有的批评—— 除了最激烈、最坚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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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与贝当古、密特朗、冈萨雷斯、卡斯特罗交好之际，为了不让墨西哥感觉受到冷落，他写了一篇名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强调墨西哥对他的重要性，于1月23日刊登。[11]不过，他对墨西哥的感情并没有阻止他称这个城市是比曼谷还丑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内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张深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个集团（哥伦比亚、古巴、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刚好对他梦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国际政治角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他手上这五张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换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换牌，都非常吸引大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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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握着手上这五张总统牌，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里根总统发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来了》。[12]这篇文章写下自“猪湾事件”以来，他自己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体验。当时的苏联已在强弩之末，这掩盖不住的反美主张，多少让那五个国家团结起来。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受欢迎的时期，国际上的政治情势却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后来称为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部长才刚与他会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国稳定的努力，将在那年开花结果。当然，他所信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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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任期一开始，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就表示哥伦比亚将寻求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当时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13]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团出发前往德里，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努聂兹、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赫苏·斯蒙塔内、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领袖莫利斯主教（他于六个月之后遭到处决，接着美国占领格林纳达），以及恶毒的苏利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戴希瑞·狄拉诺·布特斯。卡斯特罗虽然佯装无事，但他整个主席的任期受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的影响，如今，能够交接给较不亲苏联的人，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官方仪式之后，所有古巴人前往大会安排的住宿地点阿修克饭店；为了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喜来登饭店订了一间特别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聂兹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衣服参加开幕仪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间里，因为通常是梅塞德斯为他打理衣着。他告诉努聂兹：“如果让男人知道婚姻的好处，世界上的女人可能会不够，这将会造成大灾难。”[14]他与梅塞德斯于3月21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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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11日总算“返回”哥伦比亚，他上次回到这里是近六个月前宣布诺贝尔奖时。关于这次的造访，媒体诸多揣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私人保镖却只字不提。不过，贝当古坚持哥伦比亚政府应该派出一组保镖。抵达的几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15]不用说，波哥大的读者非常清楚“番石榴”这个字眼就像密码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回到他最爱的“海岸区”。如今从文章里难以得知他当时的所在地，（这些文章越来越不像日记，反倒有点像是连载的回忆录及记载他的一些怪癖。）事实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时间大多在波哥大度过，无疑地，诺贝尔奖让他在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取得优势，如今他们只好对他大加赞扬，或至少尊敬他。不过，许多媒体仍抱持存疑的态度，部分媒体甚至开始攻击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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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他飞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此地很快成为他在哥伦比亚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为他往后作品的背景地点。自从1982年港边建造了会议中心之后，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都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举行。此时卡塔赫纳正要庆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纳电影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外宾当属安达卢西亚人菲利普·冈萨雷斯；穿着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西班牙领袖一起漫步穿过嘉年华会的人群，偶尔和一些幸运的仰慕者共舞，[17]完全沉醉在这个“神奇”又“混乱”的家乡城市之中。正如即将前往美国与之对谈的贝当古，冈萨雷斯全心投入、积极支援“孔塔多拉和平过程”，希望为中美洲带来和平；在卡塔赫纳时，他也和四国外长对谈，保证对话的决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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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身为哥伦比亚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拉加斯，庆祝玻利瓦尔两百年诞辰纪念。他已经五年没有去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与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记者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会面，希望一起创办新的日报《其他》。为了不让人认出如今太过出名的他，他们选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专门提供卡车司机休息的咖啡座讨论，马丁内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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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面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梅塞德斯当晚参加晚宴，坐在委内瑞拉总统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之间，此时她还穿着同一套美丽的晚礼服，不过，咖啡座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完全没注意到。懒洋洋的服务生端来一些啤酒，聊着聊着，我们突然聊起往事……但梅塞德斯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地方烂透了，”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要怪就怪你先生太有名。”我说。“要是在加拉加斯的酒吧，我们会一直受到打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应该去‘做爱的角落’，就像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纠正他，“是‘爱的巷弄’，不过恐怕已经不在了。”梅塞德斯狡诈地眨眨眼，“你以前能想象贾布会变得这么有名吗？”“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晚，在戏院里，我就看到名气从天上掉到他的身上。像他这样的走红方式，绝对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你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更早之前我就红了。”“是吗，是在巴黎，你写完《上校》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在加拉加斯，你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白色飞机离开，庇隆的黑色飞机那时？还是更早之前，”我挖苦地说，“在罗马，索菲亚·罗兰经过你身边对你微笑的时候？”“比那更早，”他非常正经地解释。外面山头上天色渐明，“我从锡帕基拉的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很红了，又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把我从阿拉卡塔卡带到巴兰基亚时。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只是只有我自己知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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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尝试在波哥大长住，他一面郁闷地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无聊的”英国作家威廉·高汀，和平奖颁给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的自由斗士列赫·瓦文萨；一面又接到坏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于10月19日在格林纳达遭到处决。[20]五天后，美国便占领格林纳达，此举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来对于美国加勒比海政策的忧心。联合国于10月28日谴责美国的做法无效，作风强悍的撒切尔夫人抗议美国此举占领大英国协属地也无效。10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里发布一则讣闻，悼念这位被谋杀的领袖，追忆他们在新德里“不结盟组织”会议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贝当古在古巴与美国之间调停斡旋，希望美国释放格林纳达的古巴囚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联系，后者于11月初媒体采访时告知全国人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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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尽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乐。媒体每周锲而不舍地臆测他是否无法融入哥伦比亚的社会；但问题不在哥伦比亚，而是波哥大。小说家萝拉·雷斯特雷波告诉我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个月前协助波哥大记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今他又志愿指导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儿子洛佩斯所领导的《星期》杂志旗下的记者。他们讨论到头条新闻，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如果他一走出杂志社就在街上被枪杀，他们会怎么做标题。“‘岸边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应，带着一抹微笑。[22]在波哥大，诺贝尔奖并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寡头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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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休息一段时间以实现一个承诺，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返乡：回到阿拉卡塔卡。他上次回阿拉卡塔卡是十六年前的事，这趟旅程实际上也结束了他的“年假”。一星期后，他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名为“回到源头”，不言而喻地呼应阿莱霍·卡彭铁尔一篇著名的故事。[23]他承认没想到自己在当地受到这么温暖的欢迎（罪恶感的征兆？他总是被批评没有把阿拉卡塔卡从低度开发地区中“解救”出来）。他说自己记得一切，处于众多来自过去的面孔中不知所措，就像马戏团来到时他自己的面孔一般。但他也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把阿拉卡塔卡当成神话或是充满乡愁（似乎暗示其他人是如此）[24]。阿拉卡塔卡—马孔多之间的关系遭到过多的渲染；如今他回来了，这两个地方似乎一点儿相似之处也没有。“很难想象一个比此处更加被遗忘与遗弃、更远离神的道路之处。人的灵魂如何不因反抗的欲望而感到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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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假的尾声，他一如往昔地来到哈瓦那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次他邀请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一起来到里维耶拉饭店，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友麦斯·马兰比欧，他曾负责阿连德的人身安全，如今在古巴的贸易组织中担任重要的中间人。德布雷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以前一样分裂，一半充满感情（为了和他的拉丁同胞同仇敌忾），一半则老是嘲讽与挖苦（为了太法国的法国人，傲慢而谨慎），谈起电影，喝着凯歌香槟，对布拉松歌曲的歌词倒背如流，又使我惊叹无比”。[25]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1984年是较为顺利的一年，对哥伦比亚则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新年庆祝活动一结束，他连古巴不间断的外交要求都摆脱掉，开始了一连串的转变：从年假状态回到写小说的本行；从每周一次的专栏回到他在诺贝尔奖宣布之前的夏天就开始的这本关于“爱情”的重要小说；也从他始终无法适应的波哥大转换到卡塔赫纳和海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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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阿拉卡塔卡返乡之旅一如预期地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回到自己最受欢迎的书里那名为马孔多的地方，启发他写第一本书《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之处。另一方面，该趟旅程也让他确定自己已抹去那段经历：他已经成功地抹杀了他与阿拉卡塔卡之间的关系，一如他在许多方面抹杀了《百年孤独》本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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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准备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写他已经改写过的部分——然后填补一些错过的空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持续被童年的创伤纠缠，特别是和父亲、外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恋母情结，无疑地并不体面。目前为止，他仅仅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事实、掩盖了一些问题，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并在文学层面上进行巨幅的调整。如今，他要把那风流成性的父亲重新写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一年前曾经在诺贝尔奖庆祝时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当成重要的角色。（要说儿子遗传了他哪一点，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为贾布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喜悦，并首度公开他对于这过往的荣耀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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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记者宣布，他希望在卡塔赫纳建造自己的梦想家园，这正是传统卡塔赫纳人最不愿接受的一件事，因为重要的是保存已经存在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对他的返乡有着复杂的情绪，更别说负面情绪。[26]他已经决定摆脱波哥大带来的阴霾，营造全新的形象；又或许回到加勒比海让他感觉好多了，又或许是因为他决定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所带来的影响。总之，朋友与记者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穿着他现在独特的加勒比海全白服装，瘦了五公斤，剪了清爽的头发，留着整齐的指甲，擦上昂贵的古龙水，悠闲地漫步在卡塔赫纳古老的街道、“大口区”的海滩、曼哈的大道上——要不就是开着他的红色野马汽车奔驰于大街小巷之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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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上六点起床、看报纸、坐下来准备九点到十一点儿的写作时间，慢慢地进入状态（正如他在书里与电影《来自公园的信》中发明的气球一般）。他说最棒的是自己总算“重回哥伦比亚的怀抱”。中午时分，梅塞德斯前往海滩与朋友碰面，等他出现。接着，他们以虾子或龙虾饱餐一顿，睡个午觉。傍晚他和父母聊天，每天晚上都在城里散步，找朋友聊天，“隔天把这些事全写进小说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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