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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与贝当古、密特朗、冈萨雷斯、卡斯特罗交好之际，为了不让墨西哥感觉受到冷落，他写了一篇名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强调墨西哥对他的重要性，于1月23日刊登。[11]不过，他对墨西哥的感情并没有阻止他称这个城市是比曼谷还丑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内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张深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个集团（哥伦比亚、古巴、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刚好对他梦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国际政治角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他手上这五张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换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换牌，都非常吸引大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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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握着手上这五张总统牌，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里根总统发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来了》。[12]这篇文章写下自“猪湾事件”以来，他自己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体验。当时的苏联已在强弩之末，这掩盖不住的反美主张，多少让那五个国家团结起来。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受欢迎的时期，国际上的政治情势却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后来称为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部长才刚与他会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国稳定的努力，将在那年开花结果。当然，他所信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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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任期一开始，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就表示哥伦比亚将寻求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当时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13]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团出发前往德里，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努聂兹、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赫苏·斯蒙塔内、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领袖莫利斯主教（他于六个月之后遭到处决，接着美国占领格林纳达），以及恶毒的苏利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戴希瑞·狄拉诺·布特斯。卡斯特罗虽然佯装无事，但他整个主席的任期受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的影响，如今，能够交接给较不亲苏联的人，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官方仪式之后，所有古巴人前往大会安排的住宿地点阿修克饭店；为了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喜来登饭店订了一间特别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聂兹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衣服参加开幕仪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间里，因为通常是梅塞德斯为他打理衣着。他告诉努聂兹：“如果让男人知道婚姻的好处，世界上的女人可能会不够，这将会造成大灾难。”[14]他与梅塞德斯于3月21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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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11日总算“返回”哥伦比亚，他上次回到这里是近六个月前宣布诺贝尔奖时。关于这次的造访，媒体诸多揣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私人保镖却只字不提。不过，贝当古坚持哥伦比亚政府应该派出一组保镖。抵达的几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15]不用说，波哥大的读者非常清楚“番石榴”这个字眼就像密码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回到他最爱的“海岸区”。如今从文章里难以得知他当时的所在地，（这些文章越来越不像日记，反倒有点像是连载的回忆录及记载他的一些怪癖。）事实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时间大多在波哥大度过，无疑地，诺贝尔奖让他在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取得优势，如今他们只好对他大加赞扬，或至少尊敬他。不过，许多媒体仍抱持存疑的态度，部分媒体甚至开始攻击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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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他飞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此地很快成为他在哥伦比亚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为他往后作品的背景地点。自从1982年港边建造了会议中心之后，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都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举行。此时卡塔赫纳正要庆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纳电影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外宾当属安达卢西亚人菲利普·冈萨雷斯；穿着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西班牙领袖一起漫步穿过嘉年华会的人群，偶尔和一些幸运的仰慕者共舞，[17]完全沉醉在这个“神奇”又“混乱”的家乡城市之中。正如即将前往美国与之对谈的贝当古，冈萨雷斯全心投入、积极支援“孔塔多拉和平过程”，希望为中美洲带来和平；在卡塔赫纳时，他也和四国外长对谈，保证对话的决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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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身为哥伦比亚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拉加斯，庆祝玻利瓦尔两百年诞辰纪念。他已经五年没有去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与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记者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会面，希望一起创办新的日报《其他》。为了不让人认出如今太过出名的他，他们选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专门提供卡车司机休息的咖啡座讨论，马丁内斯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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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面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梅塞德斯当晚参加晚宴，坐在委内瑞拉总统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之间，此时她还穿着同一套美丽的晚礼服，不过，咖啡座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完全没注意到。懒洋洋的服务生端来一些啤酒，聊着聊着，我们突然聊起往事……但梅塞德斯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地方烂透了，”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要怪就怪你先生太有名。”我说。“要是在加拉加斯的酒吧，我们会一直受到打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应该去‘做爱的角落’，就像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纠正他，“是‘爱的巷弄’，不过恐怕已经不在了。”梅塞德斯狡诈地眨眨眼，“你以前能想象贾布会变得这么有名吗？”“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晚，在戏院里，我就看到名气从天上掉到他的身上。像他这样的走红方式，绝对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你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更早之前我就红了。”“是吗，是在巴黎，你写完《上校》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在加拉加斯，你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白色飞机离开，庇隆的黑色飞机那时？还是更早之前，”我挖苦地说，“在罗马，索菲亚·罗兰经过你身边对你微笑的时候？”“比那更早，”他非常正经地解释。外面山头上天色渐明，“我从锡帕基拉的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很红了，又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把我从阿拉卡塔卡带到巴兰基亚时。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只是只有我自己知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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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尝试在波哥大长住，他一面郁闷地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无聊的”英国作家威廉·高汀，和平奖颁给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的自由斗士列赫·瓦文萨；一面又接到坏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于10月19日在格林纳达遭到处决。[20]五天后，美国便占领格林纳达，此举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来对于美国加勒比海政策的忧心。联合国于10月28日谴责美国的做法无效，作风强悍的撒切尔夫人抗议美国此举占领大英国协属地也无效。10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里发布一则讣闻，悼念这位被谋杀的领袖，追忆他们在新德里“不结盟组织”会议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贝当古在古巴与美国之间调停斡旋，希望美国释放格林纳达的古巴囚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联系，后者于11月初媒体采访时告知全国人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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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尽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乐。媒体每周锲而不舍地臆测他是否无法融入哥伦比亚的社会；但问题不在哥伦比亚，而是波哥大。小说家萝拉·雷斯特雷波告诉我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个月前协助波哥大记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今他又志愿指导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儿子洛佩斯所领导的《星期》杂志旗下的记者。他们讨论到头条新闻，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如果他一走出杂志社就在街上被枪杀，他们会怎么做标题。“‘岸边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应，带着一抹微笑。[22]在波哥大，诺贝尔奖并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寡头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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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休息一段时间以实现一个承诺，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返乡：回到阿拉卡塔卡。他上次回阿拉卡塔卡是十六年前的事，这趟旅程实际上也结束了他的“年假”。一星期后，他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名为“回到源头”，不言而喻地呼应阿莱霍·卡彭铁尔一篇著名的故事。[23]他承认没想到自己在当地受到这么温暖的欢迎（罪恶感的征兆？他总是被批评没有把阿拉卡塔卡从低度开发地区中“解救”出来）。他说自己记得一切，处于众多来自过去的面孔中不知所措，就像马戏团来到时他自己的面孔一般。但他也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把阿拉卡塔卡当成神话或是充满乡愁（似乎暗示其他人是如此）[24]。阿拉卡塔卡—马孔多之间的关系遭到过多的渲染；如今他回来了，这两个地方似乎一点儿相似之处也没有。“很难想象一个比此处更加被遗忘与遗弃、更远离神的道路之处。人的灵魂如何不因反抗的欲望而感到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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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假的尾声，他一如往昔地来到哈瓦那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次他邀请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一起来到里维耶拉饭店，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友麦斯·马兰比欧，他曾负责阿连德的人身安全，如今在古巴的贸易组织中担任重要的中间人。德布雷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以前一样分裂，一半充满感情（为了和他的拉丁同胞同仇敌忾），一半则老是嘲讽与挖苦（为了太法国的法国人，傲慢而谨慎），谈起电影，喝着凯歌香槟，对布拉松歌曲的歌词倒背如流，又使我惊叹无比”。[25]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1984年是较为顺利的一年，对哥伦比亚则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新年庆祝活动一结束，他连古巴不间断的外交要求都摆脱掉，开始了一连串的转变：从年假状态回到写小说的本行；从每周一次的专栏回到他在诺贝尔奖宣布之前的夏天就开始的这本关于“爱情”的重要小说；也从他始终无法适应的波哥大转换到卡塔赫纳和海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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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阿拉卡塔卡返乡之旅一如预期地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回到自己最受欢迎的书里那名为马孔多的地方，启发他写第一本书《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之处。另一方面，该趟旅程也让他确定自己已抹去那段经历：他已经成功地抹杀了他与阿拉卡塔卡之间的关系，一如他在许多方面抹杀了《百年孤独》本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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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准备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写他已经改写过的部分——然后填补一些错过的空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持续被童年的创伤纠缠，特别是和父亲、外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恋母情结，无疑地并不体面。目前为止，他仅仅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事实、掩盖了一些问题，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并在文学层面上进行巨幅的调整。如今，他要把那风流成性的父亲重新写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一年前曾经在诺贝尔奖庆祝时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当成重要的角色。（要说儿子遗传了他哪一点，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为贾布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喜悦，并首度公开他对于这过往的荣耀感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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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记者宣布，他希望在卡塔赫纳建造自己的梦想家园，这正是传统卡塔赫纳人最不愿接受的一件事，因为重要的是保存已经存在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对他的返乡有着复杂的情绪，更别说负面情绪。[26]他已经决定摆脱波哥大带来的阴霾，营造全新的形象；又或许回到加勒比海让他感觉好多了，又或许是因为他决定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所带来的影响。总之，朋友与记者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穿着他现在独特的加勒比海全白服装，瘦了五公斤，剪了清爽的头发，留着整齐的指甲，擦上昂贵的古龙水，悠闲地漫步在卡塔赫纳古老的街道、“大口区”的海滩、曼哈的大道上——要不就是开着他的红色野马汽车奔驰于大街小巷之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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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上六点起床、看报纸、坐下来准备九点到十一点儿的写作时间，慢慢地进入状态（正如他在书里与电影《来自公园的信》中发明的气球一般）。他说最棒的是自己总算“重回哥伦比亚的怀抱”。中午时分，梅塞德斯前往海滩与朋友碰面，等他出现。接着，他们以虾子或龙虾饱餐一顿，睡个午觉。傍晚他和父母聊天，每天晚上都在城里散步，找朋友聊天，“隔天把这些事全写进小说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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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形的关系，他住的房子被称为“打字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另一项突破性、科技性的转变。[29]也许幸运的是，当时他已经写好了新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前几章，让他在这本书与诺贝尔奖的体验之间有了文学性的连接。此时，他决定改用计算机写作，请打字员把所有已完成的手稿输入计算机里。对于一个坚持丢掉每一张带有错字稿纸的作家而言，他因而得以更有效率地工作，也有助他克服多年来困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写作障碍。评论家争辩这项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风格转变究竟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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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大的转变，至少在精神层面而言，在于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六十年的时光里他们鲜少交谈，如今，身为儿子的他与父亲和解的程度，足以使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开车前往曼加，几乎总是分别与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谈天——他们的年少时光、他们的恋爱过程。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动机是为了写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准备好改变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以这本书作为借口让他得以保留自尊心，同时消除他对父亲的罪恶感。三年前，他笔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的角色突然了解了她的母亲：“自从出生以来，安赫拉·维卡里欧第一次在那个笑容里看见她真正的模样：一个贫苦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接纳崇拜着自己的缺陷。”[30]无疑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能冷静地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做出冷静，但也许较不那样严苛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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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从他身边带走，多年后又回来把他从最爱的外公、贾布心目中绝对高人一等的上校身边带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虽然不是个口出恶言的父亲，却总是以暴力威胁维持自己经常前后矛盾、任性的威权；他以严格、独裁的方式，把长久以来饱受折磨的妻子锁在家里，自己却任意离家，数次不是背着妻子偷腥就是闹出丑事；整体而言，虽然他让这个大家庭衣食无虞，大部分的孩子都受教育，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他长子的眼中，他的善变、疯狂而动辄更改的计划、愚蠢却不得不附和的笑话、顽固而保守的政治立场、自我感觉良好与现实成就之间的鸿沟——加上贾布原即有所怨怼的恋母情愫，使他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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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关系里，几乎一切都变得更难处理，甚至雪上加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最常受到引述的话也许是，不管他有多么成功，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只是一位阿拉卡塔卡报务员所生的十六个小孩儿其中之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忍不住大发雷霆——他只当了一阵子的报务员，如今是个专业医生、诗人，也是个小说家。[31]上校如何影响他的儿子、启发他写出书中众多令人难忘的角色，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身为父亲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却从来不曾被提及，似乎也刻意把他排除在外，这不但让他觉得受到冷落，也觉得备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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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已经写好三章，共两百多页，这本预计有六部分的小说已逐渐成形。他有计划地和父母聊天，据称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在很难称之为个案研究的模糊谈话中讨论他们的交往过程。他告诉《国家报》这本书的故事只要一语就可以道尽：“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仅有二十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八十岁太老而不能结婚。”他表示这本书非常冒险，因为书中充满流行文化的元素：集连续剧、肥皂剧、波丽露的粗俗于一身。这本小说同样受到法国19世纪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地以船上的场景结尾。[32]也许，这是他决定把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在过去的原因；也许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成功地写出一个发生在20世纪末期、有幸福结局的爱情故事，还能受到严肃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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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在这本书完成一半之际，他在那年夏末离开了卡塔赫纳，并留了一份手稿给玛歌，指示她暂时保存这份手稿，等他平安抵达墨西哥后再销毁。“于是，我在腿上放一个空饼干盒，一张一张地把手稿撕碎，再把所有的碎片烧掉。”[33]那年秋天，他不情愿地为公事前往欧洲后不久，得知一则震惊的消息。1984年12月13日，刚过完八十三岁生日没多久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在生病十天之后，于卡塔赫纳的大口医院过世。伊尤（埃利希奥·加夫列尔）是家族里公认最容易紧张的人，他回想当时：“父亲的过世让我们乱了手脚。我在他去世的那天回家，家里一片混乱，没有人可以做主。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五点钟，海梅和贾布都尚未现身，我得发号施令，把他们从“泥沼”中拉出来，让事情运作。第二天，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安排事宜，一切都糟透了，我们完全没有共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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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有这么一次，贾布终于参加了一场葬礼。在一连串的转机、十小时的飞行之后，他赶在葬礼当天抵达，就在仪式刚结束，正准备从曼加教区大礼堂移棺时。（古斯塔沃从委内瑞拉赶来，没有赶上葬礼。）贾布与玻利瓦尔省的省长阿杜罗·麦特森·费格罗阿一同抵达，一起帮忙抬棺。省长穿了黑色西装，贾布穿着千鸟格纹夹克、黑色开襟衬衫与长裤。海梅回忆道：“那场葬礼是场灾难，我们这些男人双腿发软，像一群小孩儿一样哭成一团，完全派不上用场。幸好有女人在场安排事宜。”[35]（就算双腿发软，也没有阻止这些兄弟依照惯例前往妓院缅怀过去——只喝酒——还有一点儿老式的联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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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才改善没多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却突然永远失去了父亲。事实上，他与家人的关系正开始变得亲近，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死却改变了一切。伊尤回想：“父亲过世之后几天，母亲像个正统瓜希拉女性一样对贾布说：‘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了。’他不安地来回踱步：‘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陷入这样的处境？’麻烦的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都不受掌控。”[36]这个闻名世界的作家如今得掌管一大家子。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弟妹——帮他们找工作，付医药费、学费、贷款——但如今他也必须奉养自己的母亲。就在他逐渐回归哥伦比亚之际，又正好在写一本小说，其中的情节创作出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核心家庭，可以说，这些凑巧发生的事情，时机再恰当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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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过世及母亲丧偶的痛苦，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思考爱与性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并且更加深切地思考年老与死亡。虽然他总是说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过程中充满喜悦，但周遭的一切没有他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随着诺贝尔奖而来的责任已经让他难以承受。经历父亲过世、眼见母亲因此受到折磨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然，这位小说家把这些感受写进他的书里，特别是最开始和最后的章节。他总是把手稿以及创作过程的蛛丝马迹销毁的习惯，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命历程如何影响他的创作。无论如何，计算机不只改变他整个写作的过程，也让我们更难追溯他的写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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