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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进行到一半时，第三章的结尾描述费尔米娜这位来自中下阶层的哥伦比亚人，如何为了上流社会的“法国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而拒绝了同为哥伦比亚人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跟着胡维纳尔因而熟悉了欧洲，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卡塔赫纳，也没有意愿离开。在某种层面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代表卡塔赫纳的上流阶级，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书写作的对象。因此，他在故事中段描绘哥伦比亚下层阶级落后的克里欧人，或拉丁裔混血私生子被欧洲与现代作风完全击败。但这些叙事小说的后半部完全逆转，着墨在弗洛伦蒂诺力争上游，终于赢得女主角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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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个“医生”角色，融合了安立奎·维加、马尔克斯上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但他其实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忌妒、羡慕、憎恨、厌恶的上流社会，亦即过去二十五年来相互交融的波哥大与卡塔赫纳的统治精英。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波哥大的精英拒绝接纳他，而卡塔赫纳的精英则排斥他和他的父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与男人之间的冲突、竞争无关，着重的是不同男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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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引言取自一位盲眼瓦伽娜多民族乐手雷安德罗·迪亚斯：“我准备表达的语言：他们本身已受到女神的加冕。”这集合引用，让人想起古老的希腊人、帝国主义西班牙皇室、哥伦比亚下层社会的选美比赛，小说聪明地融合了各种文化冲突。书名乍看之下，是他作品中最不切题的，但受到喜爱与仰慕，阐述爱情与时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爱情经常如生理状态或疾病般无法抵抗；时间不只是一段期间或历史的度量衡，更是最恐怖的一种疾病，啃蚀一切。这本书选在暂时受到挫败之际停止，不论这挫败有多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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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位光鲜成功的作家逼近中晚年之时，他做出许多和解，无论多么具有嘲讽、后现代意味，其中一个对象却是布尔乔亚小说本身；甚至不论多么讽刺与重要，和哥伦比亚的布尔乔亚统治阶级和解。这并不是司汤达、福楼拜或巴尔扎克（比较像是大仲马或拉尔波，虽然当然也是模仿嘲讽的对象）。[41]但这部小说“熟知”这些作品，却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从第一行就使用味道挑逗地带我们回到过去，“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想起单恋的爱。书中许多元素和一些廉价爱情小说、连续剧甚至拉丁美洲流行音乐一样，如同作者所暗示；然而，与之对照的却又是布尔乔亚婚姻中的习惯、强烈的不满，只为了维持表象。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书拿他的文学名誉下了很大的赌注。整体而言，小说很奇妙地融合平庸和平淡无奇，加上无情的现实和寓意深远。敢于在报纸上解惑专栏的信件里，探索这最熟悉的陈词滥调，回复的真理也是绝望的老生常谈：你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你其实也无法评断他人。有些人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性格；其他人则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故我。你永远无法预知生命的下一步。只不过真正领悟生命时总是太晚——即使发生了，如果活得更久大约也会改变你的看法。爱与性很难赋予道德意义，爱与性也很难分开。大部分的人搞不清楚爱一个人究竟是出自习惯、感激，还是为了自己。你有可能同时爱上好几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也有很多种爱人的方法。你永远无从得知哪种生活比较好：单身与结婚、自由与规范；同样地，也无从得知安定与冒险何者为佳，但全都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永远不迟。还有，不用羡慕别人的人生。这些论调充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然后混杂在接下来的情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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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孤独》中，读者发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本身就是个充满文学的空间，梅尔基亚德斯在故事发生的一百年前就已经写下。《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的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尔米娜·达萨，此举有类似“镜中镜”的效果：表面上这并不是一封情书，而是他“基于对男女关系的理想与体验而衍生的思考”，对她而言，则是“关于生命、爱情、年老与死亡的自我观想”。他所企图触及的领域，加上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故事，都让这本小说在某些程度反倒比《族长的秋天》更像《百年孤独》的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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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永远”两字为这本书收尾，接着寄给巴兰基亚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以及赫尔曼·巴尔加斯。卡门·巴尔塞斯在伦敦收到手稿，据说边看边哭了两天。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跟她谈公事，于是决定在前往欧洲之前与她在纽约碰面。他的老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当时是哥伦比亚驻纽约领事，摄影师埃尔南·迪亚斯也在纽约。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非常开心地完成这本对他而言是一大突破的小说，身为早期的计算机使用者，他也经历了计算机带来的兴奋与苦恼。有没有存档、存盘，是否可靠、安全，会不会受损或遭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世界知名作家中率先——也许是第一位——使用电脑完成重要著作的人。在梅塞德斯、贡萨罗与外甥女亚丽珊德拉·巴尔查的陪伴下，他把存有小说的磁盘挂在脖子上，搭飞机到纽约，完全就像找到魔法石的梅尔基亚德斯一般，无法松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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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他的小儿子来到纽约知名的史奎伯勒书店，他1961年在纽约工作时，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此地。埃尔南·迪亚斯一开始非常惊讶地发现史奎伯勒书店居然没有他这位著名朋友的小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书都放在经典文学区。书店员工发现这位身穿千鸟格纹外衣的小个子的真实身份后，纷纷上前要求签名。在街上，他在摄影师的注视下，享用纽约著名的热狗，群众蜂拥而上。接着，在如同发现冰块一般的兴奋之中，他来到了一家专门店，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印好六份热腾腾的新书稿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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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天，脖子上还挂着那三张磁盘，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巴塞罗那，亲自把磁盘交给卡门·巴尔塞斯，并投宿索菲雅公主饭店。这一次，就像他一直担心的，他的房间遭窃。但他后来告诉媒体自己并不认为那些小偷是为了偷窃《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手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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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政治处于20世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人还在国外。政府与M-19游击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7月3日，他们拒绝贝当古所提出的停火协议，整个国家因而陷入一连串的灾难。（许多游击队怀疑贝当古并非真心寻求长久和平，而是故意设下这个历史陷阱。）8月9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国防部部长米格尔·维加·乌里韦应该为刑囚的指控下台。8月2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海梅·贝特曼近日死后，接任M-19新领袖的伊凡·马利诺·奥斯皮纳遭到警方杀害。到了11月6日，M-19占领了司法大厦，也就是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开始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通过电视转播，全世界的观众都惊愕不已。哥伦比亚总统倒霉的弟弟海梅才刚被绑架，这次人又在现场。在世人的目瞪口呆之下，哥伦比亚军队以坦克和重炮进攻，结束了二十七小时的包围对峙。这场冲突的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人，包括最高法院院长阿方索·雷耶斯·埃恰恩迪亚。厄伯尔托·穆利西亚法官企图逃跑时被击中腿部——于是他扔下木腿，从燃烧的天井中逃脱。除此之外，丧生的还有游击队队长安德烈·阿尔马拉雷斯。谣言盛传这场冲突是军队主导而非贝当古造成的，这个传闻至今仍充满争议。贝当古后来告诉我，他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保持沉默是“友善的举动”[44]。一星期后，另一场灾难撼动了哥伦比亚：内瓦多·卢伊兹火山爆发，活埋了阿尔梅罗镇，至少两万五千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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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这起冲突是压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波哥大买了一间公寓，搬了许多衣服和家当过去，但始终没有搬进去住。冲突发生时，他考虑飞回波哥大，但最后选择前往巴黎。在巴黎仔细考虑后，他决定取消回哥伦比亚的计划，选择回到墨西哥城。当时的墨西哥城刚经历一场大地震，整个城市虽然四分五裂，人心却振奋不已。此时，他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本小说，一个关于玻利瓦尔的故事，并在1985年9月已和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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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时序来到12月5日，哥伦比亚经历了一连串的灾难，《霍乱时期的爱情》推出了。这本小说让读者与评论家同感震惊，因为它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他把自己变形成现代的19世纪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以及爱的力量。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最受喜爱的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霍乱时期的爱情》再度带给评论家与普通大众一种纯粹的阅读喜悦。这本书的成功鼓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使他继续专注在人类关系、私领域这些令他关注的题材上，同时也成为他重回电影事业之后的重心。[45]他的名字不再只是代表爱情、情感、微笑、花朵、音乐、食物、朋友、家庭等，也与乡愁、回首逝去的美好年代有关：那番石榴的芬芳、充满香气的回忆。这本书大受欢迎，也让他得以用充满魔幻的笔，抚平深藏心底的那股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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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时代报》也向他示好：12月1日，早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份报纸就预测本书将“为这不安的国家带来爱”。仅有很少的评论给了负面评价。整体而言，这本书大获全胜，英文译本推出时，汤玛斯·品琼这位总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小说家，也给了至高无上的赞誉，是典型的读后反应。品琼表示，在这样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敢写爱情小说，拥有无比的勇气，但他“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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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天啊——他写得真好。他的手法既热情又克制，疯狂中带着从容……我从未读过这么惊人的故事结尾，仿佛一首交响乐般，如此充满自信的力道和节奏，如同河上游轮一般地移动着；在这条我们都知道的河流上，如同船长一般，作者以他毕生的经验，精准地引领着我们远离怀疑与怜悯的迷雾，如果没有了方向领航，就没有了爱；若是逆流回头，仅仅空留下追忆的美名——所呈现的作品充其量让我们疲累的灵魂得以安歇，但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本既闪亮又令人心碎的小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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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最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真的，我很惊讶。看得出我胆子真大，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办到的。其实我很引以为傲。总之我走过来了……我度过生命中某些非常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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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你是说《百年孤独》之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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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的那几年。我常常觉得自己快死掉了；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那些黑暗、躲在表面之下的东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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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Felipe，《观察家报》，198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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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álogo de Gabo con Felipe González，《时代报》，198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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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亦参见Leo Braudy，The Frenzy of Renown ：Fame and Its History（纽约，Vintage，198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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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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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托·彭波，El año de GM，《星期》（波哥大），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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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The intricate solitude of GGM，《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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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uan Cruz，Relato de un tímido，《国家报》（马德里），199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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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道夫·布拉切利，El genio en su laberinto，《人民》（Gente，布宜诺斯艾利斯），199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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