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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了您的祖宅——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23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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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察院胡同就有了要拆迁的说法，但叶嘉莹一直想保存自己的故居，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认同归属的家。因为她回国后曾经参观过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她也梦想着以自己的余年余力，把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她的确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成功。中国古代的教育，身教更重于言传，老师不用说什么漂亮话，学生在老师身边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处事为人、心灵情性方面发生微妙的变化。东西方的差异在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西方的传统会花费非常多的精力来论说思辨，以追求“正义”之确切抽象的含义，而中国的传统并非追求一个精致的语言或漂亮的说法，但却往往培养出身心都具有“正义”的人，这正是这种古老的东方教育所能提供的。中国古代师生常常可以同宿同读、同息同作，古言“师弟父子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是有它的真实内容的。叶嘉莹一生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也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学生能够真正熏习濡染老师的精神与思想，可能其间那种私下的观察与近距离接触，比单单阅读老师的著作或者在大庭广众中听讲，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现在的中国并不缺少物力、财力来建设古典的书院，但问题在于传统中那种既是经师，又是人师，兼具学问与修养的好老师真的已经所剩无多。叶嘉莹改建故居梦想的落空，如果从传承文化与教育的层面来看，其意味就更为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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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察院胡同23号其实已经从当年的书香庭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题“进士第”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砸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高低不平了。1948年她离开北平时家里是有电话的，这次回来反而没有了，更遗憾的是，家中的图籍书册都没能保存下来，当年父亲亲笔书写悼念母亲的一组诗一直放在母亲的照片前，叶嘉莹离家时还是在的，但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不过毕竟老家的房子还在，她又是离家26年后第一次回来，所以在《祖国行长歌》中她仍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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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西去吾家在，门巷依稀犹未改，空悲岁月逝骎骎，半世蓬飘向江海。入门坐我旧时床，骨肉重聚灯烛光；莫疑此景还如梦，今夕真知返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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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74年再往前回溯四十年，民俗学家邓云乡在30年代的某一天第一次走进了察院胡同23号，他后来仍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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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去时，正是夏天，敲开大门，迎面整洁的磨砖影壁，转弯下了一个台阶，是外院，左手南房，静悄悄地。向右上台阶，进入垂花门，佣人引我到东屋、有廊子。进去两明一暗，临窗横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儿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竹帘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我想察院胡同那所大四合院旧时的宁静气氛，对她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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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所说的叶家大夫就是叶嘉莹的伯父，他走进的正是伯父诊病开方的“脉房”。这座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沧桑、如今已经完全消失的四合院老宅，在叶嘉莹的笔下，得到了完整的还原，但那即使再美，也只能化作轻轻的一缕追忆，悄悄融入那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故都残梦了。叶嘉莹对这所大四合院曾有如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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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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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就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祖父和伯父都学过中医，而宋朝的学者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里面的门洞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前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面，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等花木。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祖父母住北房，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去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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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是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她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形成孕育于斯，她与这一座庭院有着说不尽割不断、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小时候，四合院里的一切，成了她观察感受的直接对象，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便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而那也是只属于她的世界。一个春日的黄昏，雨后初晴，她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厢房屋脊上染上了一抹晚照的夕阳，而东厢房背后的碧空中，已然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即景生情，就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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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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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描写的是一位历经丧乱、零落无依的“佳人”，她在日暮天寒的种种侵袭寂寞之中，忍耐着翠袖单薄，而依旧卓然自倚于修竹，仿佛有所期待，有所盼望。这两句诗自古就被认为是象喻了一种清洁贞正的品格。现在叶嘉莹站在西窗下自己手植的翠竹前，她想起了杜甫的《佳人》诗，时间是1941年的春天，她17岁，而这时北平沦陷已有近四年之久了，父亲被战事阻隔在后方，母亲则日渐衰病……但叶嘉莹当时所想到的似乎尚不止这些，“此时心绪最茫茫”，在紫燕低飞、残霞晚照、碧天沉静、新月窥墙的气氛中，她一个人倚立在那里，仿佛有所失落，又仿佛有所追寻，这种感情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指向，而全然是在故居庭院的光影景物的徘徊摇曳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一种极细腻、极渺茫的情思。徐志摩说：“‘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5)现在叶嘉莹真的是一个人了，她和她手植的翠竹在一起，她和她故都察院的旧时儿家在一起，她不仅发现了四合院的美，也发现了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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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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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根：却来万里觅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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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叶嘉莹的祖宅故居被拆以后，一位名叫刘晓琴的网友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常常会想，一生为别人带来美丽，让别人感受美的叶先生，她还愿意回来吗？在她的祖国，竟然连家都没有了。”(6)叶嘉莹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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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呼伦贝尔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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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席慕蓉来到南开大学演讲，其间她播放了一组照片，那是她2005年陪伴叶嘉莹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做原乡之旅时所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叶嘉莹一个人站立行走在草原上，席慕蓉播放了第一张，她对听众说：“你们看，叶老师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接着播放第二张，她又说：“叶老师走过去了”，第三张：“叶老师走得更远了”，第四张：“好，叶老师往回走了”，第五张：“你们看，叶老师真的走回来了！”座席中已经有了笑声，这时候，席慕蓉说：“叶老师写了一首诗！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叶老师却已经写好了一首诗！”席慕蓉满怀着深情，用朗诵她自己诗歌的声音念出了这“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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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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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2005年9月了，对于82岁的叶嘉莹来说，跑到这么遥远的内蒙古草原来找寻原乡，当然是“余年老去始能狂”。她一生漂泊流转到各地，忧苦随身，患难旋踵，她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自伤寥落，只能承受，只能坚持。她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认同北京的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觉得那只是临时的宿舍，可是她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在两年前被拆掉了，她已经失去了最亲切的伴随自己成长的根。现在她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想到老大的年华、飘零的身世、故家的无存，天地时空中的大孤独感悄然来临，她终于在这广远开阔的万里之外找到了自己心中那片原初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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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他在《逍遥游》中写过“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叶嘉莹1948年离开北平的故居，1974年才第一次回来做短期的探亲旅游，那时她所找到的还仅仅是地理上的故乡而已，1979年她正式开始回国教书，这成为她晚年生命精神寄托投注的所在。这一次的回归，充满了传承诗教的文化涵义，但对于她个人来说，这种外在的功名事业仍然不是足以寄托心灵与精神的真正故乡，如果要达到“至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她似乎还要继续前行，继续找寻。这个追觅“原乡”的过程，需要强大的生命意志，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反思的过程，它并不是人人都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再把时空拓展延伸，就会发现，为了找寻心灵故土，回归精神原乡，叶嘉莹其实做出了一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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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对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终极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对个人生活的遭遇和时代历史的世变都有极深细锐敏的观察与感受。比如17岁前后所写的“何处，何处，不见桃源前渡”（1940），“独自归来行又住，何处，南北东西尘满路”（1941），“茫茫人海，衣帽满征尘”（1942），就既表现了她追寻的努力，又流露了在侵袭耗损中理想落空的悲哀与伤感。在沦陷的北平，她以一颗婉约静敛的少女之心毫无假借地承受着时代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伤痛，她的诗词也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人共有的一种最深隐的情思：“故国远成千里梦，雪窗空负十年期”（1943），“吟鞭东指家何处，十载春明等故乡”（1943），“依旧风沙，依旧天涯，依旧行人未有家”（1945）。她此刻就在北平，为什么还说“故国远”、“家何处”、“等故乡”呢？因为国土家园在沦陷之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仍在后方，所以她不禁要问：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这时她心中的“故乡”已经不仅是地理和政治的了，而深深染上了精神感情的色彩。1948年她离开大陆，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更加遥远的北美，乡情较之过去就变得更加深厚沉重，而且更加上了一层文化认同的涵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1950台湾）写得这样沉痛，“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1953台湾）写得这样哀婉。1966年她从台湾去到美国，而大陆的“文革”也开始了，无论从地理还是心理上来说，故乡都离她更为遥远了，故乡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距离她最遥远的一个地方。“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1967哈佛），她受到中国传统士人“仕隐”情结的熏染，依然怀着归耕隐居的志性与理想，认为外在的事功完成以后，像陶渊明那样身心的“归隐”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传统的价值系统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很可能已经没有容她归耕的所在了。“早是神州非故土”（1968哈佛）更明白地流露了她当时这种追寻文化认同而不得的感伤心态，所以“曰归枉自悲乡远”，故乡是那么遥远，“飘飘行色我何之”，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共同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经验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知识人漂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是乱离与流放。叶嘉莹1948年的赴台显然是由于时代的乱离，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面所写到的，叶嘉莹也是“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之一。在她由台湾而北美的漂流生涯中，也一直无法回国，这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观点和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叶嘉莹和许多由大陆辗转漂泊到海外的知识人一样，都属于在文化上被流放的一代，他们既经历了政治的乱离，失去了国家，又经历了精神的流放，失去了文化，他们在漂流生涯中所体验的孤独感，比之中国任何一代经历乱离与流放的知识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正因为如此，乡情在他们的心中不断内化，没有回来的时候，乡愁是一缕残梦，回来以后却发现，他们所认识的故乡，其实只存于回忆之中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叶嘉莹终于能够回国探亲和教书，这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她的乡愁，补偿了她思乡的感情。可是真正等到祖宅故居被彻底拆毁以后，她反而有了一种更清醒的觉悟：家园具足于天地，故土即在于心间。其实1943年叶嘉莹还曾经写过一支散曲《叨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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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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