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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席慕蓉来到南开大学演讲，其间她播放了一组照片，那是她2005年陪伴叶嘉莹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做原乡之旅时所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都是叶嘉莹一个人站立行走在草原上，席慕蓉播放了第一张，她对听众说：“你们看，叶老师背对着我们站在那里”，接着播放第二张，她又说：“叶老师走过去了”，第三张：“叶老师走得更远了”，第四张：“好，叶老师往回走了”，第五张：“你们看，叶老师真的走回来了！”座席中已经有了笑声，这时候，席慕蓉说：“叶老师写了一首诗！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什么也没有留下，叶老师却已经写好了一首诗！”席慕蓉满怀着深情，用朗诵她自己诗歌的声音念出了这“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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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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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2005年9月了，对于82岁的叶嘉莹来说，跑到这么遥远的内蒙古草原来找寻原乡，当然是“余年老去始能狂”。她一生漂泊流转到各地，忧苦随身，患难旋踵，她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自伤寥落，只能承受，只能坚持。她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但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认同北京的察院胡同老家是家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觉得那只是临时的宿舍，可是她所认同的北京老家已在两年前被拆掉了，她已经失去了最亲切的伴随自己成长的根。现在她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想到老大的年华、飘零的身世、故家的无存，天地时空中的大孤独感悄然来临，她终于在这广远开阔的万里之外找到了自己心中那片原初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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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他在《逍遥游》中写过“至人”的“故乡”是“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叶嘉莹1948年离开北平的故居，1974年才第一次回来做短期的探亲旅游，那时她所找到的还仅仅是地理上的故乡而已，1979年她正式开始回国教书，这成为她晚年生命精神寄托投注的所在。这一次的回归，充满了传承诗教的文化涵义，但对于她个人来说，这种外在的功名事业仍然不是足以寄托心灵与精神的真正故乡，如果要达到“至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她似乎还要继续前行，继续找寻。这个追觅“原乡”的过程，需要强大的生命意志，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反思的过程，它并不是人人都能完成的。如果我们再把时空拓展延伸，就会发现，为了找寻心灵故土，回归精神原乡，叶嘉莹其实做出了一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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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就对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终极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对个人生活的遭遇和时代历史的世变都有极深细锐敏的观察与感受。比如17岁前后所写的“何处，何处，不见桃源前渡”（1940），“独自归来行又住，何处，南北东西尘满路”（1941），“茫茫人海，衣帽满征尘”（1942），就既表现了她追寻的努力，又流露了在侵袭耗损中理想落空的悲哀与伤感。在沦陷的北平，她以一颗婉约静敛的少女之心毫无假借地承受着时代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伤痛，她的诗词也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人共有的一种最深隐的情思：“故国远成千里梦，雪窗空负十年期”（1943），“吟鞭东指家何处，十载春明等故乡”（1943），“依旧风沙，依旧天涯，依旧行人未有家”（1945）。她此刻就在北平，为什么还说“故国远”、“家何处”、“等故乡”呢？因为国土家园在沦陷之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仍在后方，所以她不禁要问：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这时她心中的“故乡”已经不仅是地理和政治的了，而深深染上了精神感情的色彩。1948年她离开大陆，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更加遥远的北美，乡情较之过去就变得更加深厚沉重，而且更加上了一层文化认同的涵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1950台湾）写得这样沉痛，“但记得离别日泪痕多，须信我还乡时归去早”（1953台湾）写得这样哀婉。1966年她从台湾去到美国，而大陆的“文革”也开始了，无论从地理还是心理上来说，故乡都离她更为遥远了，故乡几乎成了这个世界上距离她最遥远的一个地方。“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1967哈佛），她受到中国传统士人“仕隐”情结的熏染，依然怀着归耕隐居的志性与理想，认为外在的事功完成以后，像陶渊明那样身心的“归隐”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传统的价值系统正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很可能已经没有容她归耕的所在了。“早是神州非故土”（1968哈佛）更明白地流露了她当时这种追寻文化认同而不得的感伤心态，所以“曰归枉自悲乡远”，故乡是那么遥远，“飘飘行色我何之”，她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共同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经验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知识人漂流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是乱离与流放。叶嘉莹1948年的赴台显然是由于时代的乱离，像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面所写到的，叶嘉莹也是“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之一。在她由台湾而北美的漂流生涯中，也一直无法回国，这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观点和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叶嘉莹和许多由大陆辗转漂泊到海外的知识人一样，都属于在文化上被流放的一代，他们既经历了政治的乱离，失去了国家，又经历了精神的流放，失去了文化，他们在漂流生涯中所体验的孤独感，比之中国任何一代经历乱离与流放的知识人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也正因为如此，乡情在他们的心中不断内化，没有回来的时候，乡愁是一缕残梦，回来以后却发现，他们所认识的故乡，其实只存于回忆之中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叶嘉莹终于能够回国探亲和教书，这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她的乡愁，补偿了她思乡的感情。可是真正等到祖宅故居被彻底拆毁以后，她反而有了一种更清醒的觉悟：家园具足于天地，故土即在于心间。其实1943年叶嘉莹还曾经写过一支散曲《叨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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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逍遥快乐神仙界。有几个能逃出贪嗔痴爱人生债。休只向功名事业争成败。盛似那秦皇汉武今何在。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兀的不恨煞人也么哥，则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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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岁，却对于人生价值的终极问题有如此惊人的追思与反省。“不如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常说的那些痴语疯话，比如他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化作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谈及生死大义时讥笑“文死谏”、“武死战”的“须眉浊物”，他又说：“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叶嘉莹读《红楼梦》，常常觉得贾宝玉是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心和理想的，只是他的事业和理想不是一般人所看重的“功名事业”，而毋宁更近于一种“补天”的宏愿，他本是一块顽石，他不过是要完成自己而已。叶嘉莹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功名事业，她也自有一份事业和理想，至于那具体是什么，那时候她并不清楚，所以只如宝玉痴言，说“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现在她已经将近90岁了，一生学问事业成就斐然，为传播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力，可是她所看重的也仍旧不是这种外在的评价，古典诗词一直伴随她，给她理想，给她力量，她也在古典诗词与中华文化中体证到了一种精微高远的境界，这时候再回头来看当年的“化作一点轻尘飞向青天外”，其实就极近于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孔子的“知我者，其天乎”了。换句话说，在古典诗词里，叶嘉莹找到了她的心灵故土，回归了她的精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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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和席慕蓉同作原乡之旅时，叶嘉莹还写过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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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瞻皓月左朝阳，一片秋原入莽苍。伫立中区还四望，天穹低处尽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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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中秋后二日经过广袤之草原，地势平广，空气清新，西天皓月犹悬，东天朝阳已上，蓝空白云一望无垠，实为难得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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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故都残梦都已了无痕迹，现在她站在万里之外的草原，在与天地精神的往来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原乡，这个原乡超越了地理、政治、历史、民族甚至文化的一切界限，成为了个人精神的最后皈依。回归心灵的原乡，是一种大自在，同时，也是一种大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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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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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可检索出1934—1935年《航空杂志》上刊发的叶廷元译介西方航空著述之文稿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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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新民：《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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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云乡：《女词家及其故居》，《光明日报》1994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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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嘉莹：《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光明日报》199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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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散文全编》，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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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华新民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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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二章 几度惊飞欲起难：早年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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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四合院的花鸟、草木伴随她一起长大，线装书、黄表纸伴随她一起长大，古典诗词伴随她一起长大，这些几乎是她关于童年的全部回忆。它们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并不有趣，但对于叶嘉莹来说，她的诗心的孕育与生命的成长，无不与童年的点滴回忆有关，童年在她自己的心底依然是生动而且优美的。而她的少年时代则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那时她正在上初中二年级。新学期开学以后，学校更换了所有的老师，增加了日语的课程，不仅如此，还让学生们把历史、地理课本带到教室统一撕删涂抹，凡是旧课本上以日本为敌，记录日本侵略的段落和语言，或者整页撕毁，或者大段涂掉。在国民政府节节败退的情势下，中国的主要城市也接连失守，这时日本人会把学生组织到天安门附近，“庆祝”上海陷落，“庆祝”南京陷落，“庆祝”长沙陷落……而这些南方城市正是叶嘉莹的父亲当时随国民政府频年转徙的地方。父亲原在上海的中航公司任职，抗战爆发以后，就被阻隔在后方，久无音信。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叶嘉莹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混合面，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她后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对抗战时代沦陷区生活的描写，真是流着眼泪读完这本书的。这段日子里，她的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的秋天，叶嘉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就因病去世了，那时父亲远在后方，尚无消息，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失去荫庇的“孤露”的悲哀，这是她人生所遭遇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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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童年有诗书相伴的欢乐，古典诗词已经融入她的心思意念，构筑起了一个包括语言符号和思想感情在内的精神世界；她的少年时期则承受了时代与身世的双重苦难和摧伤，现实和心灵的苦难冲击着童年那个梦幻般的精神世界。1939年，15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秋蝶》，这是《迦陵诗词稿》所收录的第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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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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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一首小诗，却写出了人生一种孤寒空寂的真实境界。现在已是深秋，西厢房靠南墙边的花池飞来一只快要僵死的蝴蝶，它尝试了很多次，已经飞不起来了，翅膀在傍晚的秋风中显得更加单寒。叶嘉莹想到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当深秋的肃霜把所有的春情夏意通通荡涤洗净以后，一阵秋风，连“庄生”的“晓梦”也惊醒，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这时她忽然间觉得当空的明月也是寒冷的，也是孤寂的，一切归于空无。人生，果然有什么是值得长久温存，终生守候的吗？人生，真的有一种不朽灭的意义和价值吗？这是1939年，叶嘉莹15岁，她还在念高中，而北平沦陷已经有两年了，父亲远隔，母亲衰病，人情世态的隐伤创痛，在她的心底激起了轻漪微澜，可不要小看了这轻漪微澜，倚立无言的静默常常比痛哭流涕的呼嚎来得更加悲哀深重，刻骨铭心。王国维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1)翻检叶嘉莹在沦陷时期所写的那些少年的诗词，几乎没有一首是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作品，她只是写自己在世乱中一种纤细幽隐的感受，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眼”，以“诗人之眼”观物，便常常可以收到洞悉生死，证悟古今的效果。叶嘉莹怎么会由一只秋蝶想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这和她蹈空梦想，追思反省的天性有关，也和时代危亡，人世无常的遭遇和经历有关。她那时不过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女，当正在孕育的诗“心”和外“物”，就是惊飞的秋蝶，满地的新霜相接触的时候，伴随着声情口吻，掩抑低迴，她写出了这样一篇单纯直感的作品。她可能还没有想到儒家入世的关怀和道家出世的解悟，但她的诗歌中却已蕴涵了悲悯与智慧这两点“诗心”中最重要的因素。1957年她曾这样描述王国维的“寂寞心”境：“静安先生因其有着对出世的哲理之向往，所以对尘世极感厌倦与苦痛，而又因其有着入世的深厚的感情，所以厌倦与苦痛之余，所产生的并非怨恨与弃绝，而为悲哀与怜悯。”那时她经历了更为深重的忧苦和患难，心境悲观孤绝，所以想到了王国维。她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所见到的那只晚秋的蝴蝶了呢？在当时或别人看来可能并不足道，但那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却陪伴了叶嘉莹一生，成为她温存守候的真正生命。在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什么比这只“几度惊飞欲起难”的“秋蝶”更生动优美的回忆了，那描画的，其实正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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