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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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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游子终于返回了故乡，她可以实现自己报国的热忱，可是终其一生，叶嘉莹的本色都是一介书生，她的热忱是寄托在诗歌里边的，她难以忘怀也志在传承的是中国的古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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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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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国：种蕙滋兰愿岂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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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先生夫妇（中立者为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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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叶嘉莹把回国教书的申请信寄出以后，就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导。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已经得到平反，又出来工作了。这其中就有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报纸上说李先生现在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了。叶嘉莹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辅仁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而她的老师顾随先生是北大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叶嘉莹很早就知道李霁野先生。抗战胜利以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叶嘉莹准备要去台湾时，顾随先生还写信让她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1949年春天叶嘉莹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而在那不久之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了。从那时起叶嘉莹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而现在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她立即写了一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她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她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高考也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叶嘉莹更是兴奋不已，就用此前《向晚二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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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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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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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是指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喑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叶嘉莹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第二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叶嘉莹说自己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她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叶嘉莹则借以表示如果有一天她真的回到故乡，自己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也仍然盼望能尽到她的力量。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叶嘉莹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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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国家批准了叶嘉莹回国教书的申请，并且安排她去北京大学，所以叶嘉莹回国教书的第一站是北京大学。北大非常热情，他们安排叶嘉莹住到了友谊宾馆，而宴请她的是周培源先生。叶嘉莹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她同岁的甲子年（1924）出生的陈贻焮先生，还有一位是年轻一轮的丙子年（1936）出生的袁行霈先生。当时接待她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费振刚两位先生。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她去上课，还陪她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还陪着她去游览了圆明园。陈贻焮先生喜欢作诗，诗思敏捷，叶嘉莹和他还有一些诗词的唱和。但叶嘉莹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她已经回国教书，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她去了天津的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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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利用假期自费回国讲授诗词。她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渝州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大学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此外，她还曾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以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除了在中国大陆讲学以外，叶嘉莹也曾在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讲授古典诗词，并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还获得了香港岭南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荣衔。2008年叶嘉莹又曾获得中华诗词学会颁授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说：“叶嘉莹是誉满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是推动中华诗词在海内外传播的杰出代表。她是将西方文论引入古典文学从事比较研究的杰出学者，其诗论新意迭出，别开境界，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充分肯定了她在中华诗词普及传播中的重要贡献。2012年6月，叶嘉莹更由温家宝总理亲自致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一位外籍学者。叶嘉莹晚年常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我要是只看到我自己个人生命的得失、祸福，那么个人是短暂的，但是如果我以自己短暂的生命为我们这个绵远的、久长的文化做出一点事情来，那就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所以我虽然快九十岁了，我仍然坚持每一年漂洋过海来讲授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久远的，我个人是短暂的。”这一番话就是她回国教书三十几年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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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有一次最值得纪念的讲演，那是1987年，叶嘉莹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联合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主讲了“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个讲座一共十讲，每次大概两个半小时，国家教委可容纳1500人的大礼堂，每讲都座无虚席，听众包含了社会各阶层各年龄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与社会青年，反响热烈。但这十讲只讲到北宋的词就结束了，随后她又在沈阳和大连陆续做了七次演讲，讲授南宋词，这十七次讲演的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1988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为《唐宋词十七讲》，录音带和录像带也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的录像，后来还由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于2006年资助重新制作了光碟，并得到几位热爱诗词的友人协助出版，每套28张，用于赠送给有需要的单位和个人。除此以外，叶嘉莹当年在国内教的课和举办的讲座不计其数，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她都乐于接受讲学的邀请。1992年她到兰州大学讲学，曾经写过《西北纪行诗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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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万里孤行久，种蕙滋兰愿岂违。却喜暮年来陇上，更于此地见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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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做了一辈子的老师，“种蕙滋兰”是她最大的愿望，而回到祖国教书以后，她愈发觉得责任重大，更以全身心的精力投注到传承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的事业上来，她“种蕙滋兰”的心愿，其意义也显得更为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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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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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开：满园桃李正新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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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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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学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准备前往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去接她的有南开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为叶嘉莹多年没有回国，就提议说大家一起去西山八大处，做一次旅游。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叶嘉莹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画中所表现的屈子神情很像她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当她正要用相机拍摄时，忽然展览室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原来是一位日本游客把这张画买下来了。叶嘉莹当时觉得很遗憾，她以为那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自己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这时任先生在旁边就对她说，这幅画的作者范曾先生是南开的校友，我们都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第二天叶嘉莹就随大家一起来到了天津，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大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周围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她看到了未来重建后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出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美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叶嘉莹就写了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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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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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她。经历了“文革”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几十年前叶嘉莹所见到的李先生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先生先是殷切关怀地问询她抵达南开后的生活情况和课程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对老友的深沉怀念，都使叶嘉莹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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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是“汉魏六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2小时。上课地点是在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300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1979年叶嘉莹刚回国时，校园里有一种清新的空气，那时候经历了“文革”的学生无论对于新知还是旧学，尤其是文学与诗歌，都有发自内心的极大的热情。而叶嘉莹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方式又是当时所有的学生包括许多老师在内，都闻所未闻的，她当年讲授诗词引起青年学子内心的震撼和感动，是已经时移世易的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当年有一个学生在听过叶嘉莹讲课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一个渴望真知，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美的年龄和时代，只不过使我更加无比感恩的是，命运在这个人生紧要的关头，赐给我的是诗词所承载的真善美。诗词应该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特殊的价值，真实不易地存活到永远。”还有学生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在一个霞光沐浴的上午，我与叶嘉莹先生相遇在南开大学的课堂，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座圣殿。此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叶嘉莹也在学生们这种真挚热烈的反应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动。虽然她从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了，但师生之间因为对共同文化传统的热爱和对人世之间真善美理想的追寻，产生如此相知相感的共鸣，叶嘉莹也还是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她感到这次回国教书和她过去在北京、台湾以及海外教学都完全不同，不但学生们的反应极为热烈，她自己也完全沉浸陶醉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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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夏之间，南开大学主楼102阶梯教室门前经常聚集着一些校外赶来听课而又没有听课证的学生，他们大都是听过一两次课后就再也忍不住地每次都准时来到这里，幻想着能够侥幸混进去，就像是饥饿已久的灾民在期待着空投的救济。本来叶嘉莹的课是为南开本校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不想几节课之后，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一些学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也都每课必到，而且远比本系学生来得更早。当上课铃声响过之后，那些最有资格的听众们只得临时找把椅子“加座”了。后来这间可容纳300来人的教室里的座位竟然一直加到了讲台上。为此，系里才想出了一个对策：凭听课证进教室。此后，外来人只好聚在门口，或扒着窗外的铁栏去听课了。当时天津师大的一些同学不甘心总在门口受冷遇，就仿照听课证的样子，用萝卜刻成“南开大学中文系”图章的样子印在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纸片上，有同学还从自己原工作单位想法找个圆章扣个红圈，并故意将中间的字迹弄得极其模糊，让它看上去很像是因印油少而不清楚的样子。尽管这些山寨版的“听课证”破绽百出，但学生们相信，在那一拥而进的几分钟里，查证者是无暇对这张酷似听课证的蓝灰色纸片认真过目的。就这样，二百张听课证居然使近300人获得了合法的席位。当时南开中文系本来安排叶嘉莹讲授汉魏六朝的诗，可她在讲课时偶然也会联想到一些唐五代或者北宋时期的小词，这些词很多是写美女和爱情的，都属于很长时期内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斥的婉约作品，而叶嘉莹不但从这些小词里边讲出来真挚的爱情，还讲出来词作者的品格、修养和境界，这更让学生们觉得耳目一新，于是中文系就应同学们的要求又安排叶嘉莹加开了一班讲唐宋词的课，时间在晚上。当最后一次课要结束的时候，学生们依依不舍，不肯下课，一直等到熄灯号吹响了，才把课程结束。叶嘉莹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动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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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