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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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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讲学，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学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准备前往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去接她的有南开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以为叶嘉莹多年没有回国，就提议说大家一起去西山八大处，做一次旅游。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叶嘉莹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画中所表现的屈子神情很像她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当她正要用相机拍摄时，忽然展览室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原来是一位日本游客把这张画买下来了。叶嘉莹当时觉得很遗憾，她以为那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自己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这时任先生在旁边就对她说，这幅画的作者范曾先生是南开的校友，我们都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第二天叶嘉莹就随大家一起来到了天津，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大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周围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她看到了未来重建后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出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美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叶嘉莹就写了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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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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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她。经历了“文革”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几十年前叶嘉莹所见到的李先生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先生先是殷切关怀地问询她抵达南开后的生活情况和课程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对老友的深沉怀念，都使叶嘉莹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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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是“汉魏六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2小时。上课地点是在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300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1979年叶嘉莹刚回国时，校园里有一种清新的空气，那时候经历了“文革”的学生无论对于新知还是旧学，尤其是文学与诗歌，都有发自内心的极大的热情。而叶嘉莹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方式又是当时所有的学生包括许多老师在内，都闻所未闻的，她当年讲授诗词引起青年学子内心的震撼和感动，是已经时移世易的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当年有一个学生在听过叶嘉莹讲课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一个渴望真知，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美的年龄和时代，只不过使我更加无比感恩的是，命运在这个人生紧要的关头，赐给我的是诗词所承载的真善美。诗词应该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特殊的价值，真实不易地存活到永远。”还有学生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在一个霞光沐浴的上午，我与叶嘉莹先生相遇在南开大学的课堂，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座圣殿。此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叶嘉莹也在学生们这种真挚热烈的反应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动。虽然她从1945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书了，但师生之间因为对共同文化传统的热爱和对人世之间真善美理想的追寻，产生如此相知相感的共鸣，叶嘉莹也还是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她感到这次回国教书和她过去在北京、台湾以及海外教学都完全不同，不但学生们的反应极为热烈，她自己也完全沉浸陶醉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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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夏之间，南开大学主楼102阶梯教室门前经常聚集着一些校外赶来听课而又没有听课证的学生，他们大都是听过一两次课后就再也忍不住地每次都准时来到这里，幻想着能够侥幸混进去，就像是饥饿已久的灾民在期待着空投的救济。本来叶嘉莹的课是为南开本校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不想几节课之后，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一些学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也都每课必到，而且远比本系学生来得更早。当上课铃声响过之后，那些最有资格的听众们只得临时找把椅子“加座”了。后来这间可容纳300来人的教室里的座位竟然一直加到了讲台上。为此，系里才想出了一个对策：凭听课证进教室。此后，外来人只好聚在门口，或扒着窗外的铁栏去听课了。当时天津师大的一些同学不甘心总在门口受冷遇，就仿照听课证的样子，用萝卜刻成“南开大学中文系”图章的样子印在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纸片上，有同学还从自己原工作单位想法找个圆章扣个红圈，并故意将中间的字迹弄得极其模糊，让它看上去很像是因印油少而不清楚的样子。尽管这些山寨版的“听课证”破绽百出，但学生们相信，在那一拥而进的几分钟里，查证者是无暇对这张酷似听课证的蓝灰色纸片认真过目的。就这样，二百张听课证居然使近300人获得了合法的席位。当时南开中文系本来安排叶嘉莹讲授汉魏六朝的诗，可她在讲课时偶然也会联想到一些唐五代或者北宋时期的小词，这些词很多是写美女和爱情的，都属于很长时期内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排斥的婉约作品，而叶嘉莹不但从这些小词里边讲出来真挚的爱情，还讲出来词作者的品格、修养和境界，这更让学生们觉得耳目一新，于是中文系就应同学们的要求又安排叶嘉莹加开了一班讲唐宋词的课，时间在晚上。当最后一次课要结束的时候，学生们依依不舍，不肯下课，一直等到熄灯号吹响了，才把课程结束。叶嘉莹用诗歌记录了这一动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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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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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两个月的课程都结束以后，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那天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的致辞诚恳、热情，使叶嘉莹非常感动。最后中文系向叶嘉莹赠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她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原来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幅屈原图像。后来叶嘉莹才知道这幅屈原画像当时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她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她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赠送叶嘉莹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的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幅画送给了她，这一份盛情，让叶嘉莹非常感动(1)。当时南开的老师同学对叶嘉莹真是非常热情，于是她与南开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让她感动的开始。不过那时因为她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回国，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她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或7月初，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叶嘉莹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1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她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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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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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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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叶嘉莹自U.B.C.大学退休，1990年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因当时在台湾，未领证书，1991年领取当选证书）。那一年她正应邀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校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请她去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在任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她获得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南开东艺系的演播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就经由当时外事处的逄诵丰处长，通过叶嘉莹的侄子叶言材与她商议，希望她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所。她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只是一个教师，只知道讲课，对行政事务一无所知，实在难以担任所长一职。而校方则说那些事务自会有人负责，劝她不必为此担心。继之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应挂靠在哪一部门的问题，这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商定了挂靠在“汉教”学院，由鲁德才先生任副所长。但鲁先生不久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当时幸而得到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但那时的研究所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于是校方遂决定把东艺楼的一间房拨给研究所暂时借用为办公室。王文俊副校长曾在研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中，给予了很多切实的协助。那时母国光校长曾对叶嘉莹说，如果她能在海外募得资金，校方愿拨出土地为研究所建一栋教学楼。因而崔宝衡副所长与叶嘉莹遂共同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拟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不过因为当时所挂靠的“汉教”学院没有研究生的招生指标，所以“汉教”学院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给了研究所相当的协助，但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却一直无法解决。直到1996年的秋冬之际，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兼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洪先生决定接受研究所挂靠在中文系，于是情况遂有了急转直下的进展。首先是中文系同意拨给研究所两名研究生招生名额，又表示只要研究所能向海外募集资金，校方定会拨给土地合资兴建教研楼。有了这些承诺，当叶嘉莹回到温哥华后，很快就经由在U.B.C.大学亚洲图书馆工作的谢琰先生的介绍和联系，获得了一位热心教育的企业家蔡章阁老先生的响应和支持，表示愿意捐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蔡先生出身清贫，自早岁外出工作谋生，而笃性好学，每于工作余暇勤修苦读，浸淫于古圣先贤之遗著，深感读书教育实为陶冶心灵变化气质之唯一大道。既闻南开校方有意兴办研究所，遂慨然承诺捐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蔡先生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尤其关怀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对青少年道德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巧的是有一次在温哥华谢琰先生的府上，蔡先生听到了叶嘉莹讲课，她当时讲的正是清代经学家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组词。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的，内容讲的正是儒家之优良传统中为学与做人的修养，蔡先生可能认为叶嘉莹所讲授的内容，与他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现在一听说叶嘉莹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立刻就表示了热心赞助的意愿。在叶嘉莹与蔡先生磋商的过程中，遂决定将研究所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本来当研究所开始成立时，叶嘉莹曾将之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骤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心理上不免形成了一种偏差，往往炫迷于海外的新异，而鄙弃中国之旧学以为腐朽，所以叶嘉莹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于“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研究所在研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会，但目的仍在于想要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来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所以当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时，叶嘉莹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而蔡先生则更希望研究所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时，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学方面的研究，希望今后的研究所将双管齐下，对于中华文化中的文学之美与儒家之善同时并重，以期使中华文化中优良传统不断得到拓展，不仅能使其重光于中国之现代，更能使其自中国而走向世界。叶嘉莹与蔡先生磋商决定后，就将磋商的结果向陈洪先生做了报告。陈先生经过与侯自新校长的切实讨论，提议将蔡先生所拟捐资兴建的研究所教研楼，与校方正在计划兴建的文科大楼（范孙楼）连接在一起，而不另外拨地建造，以免过于分散，这一提议也获得了蔡先生的同意。1999年，研究所大楼落成，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开创的艰难，这时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而在2000年夏，叶嘉莹在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上认识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他当时是会议的赞助者之一。但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沈秉和就已经是叶嘉莹著作的忠实读者了。他大概早就听说了叶嘉莹的研究所遇到困难，因此在见到叶嘉莹并听过她的讲演之后的当天就主动表示要为研究所提供一笔赞助，而且在叶嘉莹当年秋天回到南开不久就汇来了人民币100万元。沈秉和先生为人热情而且文笔诗情皆有可观，因此他后来不但经常和叶嘉莹通信谈文论诗，而且也和叶嘉莹的很多学生成了好朋友。2003年沈先生还曾再次捐款在中文系设立了一项“迦陵古典文学奖助学金”，用来奖励各省以高分考入南开中文系的新生，他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高素质的年轻人加入到叶嘉莹的这个传承古典诗词文化的队伍中来。除了沈先生的捐助之外，在海外也有一些热心人士协助叶嘉莹在加拿大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申请到一个诗词项目，筹集了海外的一些资金，其中还包括叶嘉莹自己捐出的几批专款以及在温哥华暑期讲座的所得，来帮助研究所的事业。2005年，温哥华友人施淑仪、梁珮联络到夏伟良、张少琼二位热心人士捐款为叶嘉莹出版了《唐宋词系列讲座》光盘，用于赠送给有需要的单位和个人。2010年起经由天津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魏盛唐先生联系，资助研究所把叶嘉莹历年讲演、授课的录音磁带刻录为光盘，以便于这些资料的应用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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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非常感谢南开大学为她提供了机会，使她当年归国时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的园地中真正得到了落实。这二十年来历任校领导以及各有关单位如外事处、“汉教”学院和中文系对研究所的支持和协助，还有研究所诸同仁在历年艰难的创始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辛勤的劳动，都是促使研究所得以逐渐成长起来的重要因素。至于叶嘉莹个人也曾在1997年为研究所捐出了她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90余万元），以老师顾随先生的名义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又为了表示对离世的长女赵言言、女婿宗永廷夫妇的纪念，设立了“永言”学术基金。叶嘉莹从1945年大学毕业以来从未中断过教书生涯，甚至两个女儿出生时都没有请过产假，因为她们都是在暑假出生的。但她在台湾大学教书没满20年就去了北美，所以台湾没有她的退休金；在北平教中学和在美国客座讲学都只有几年时间，更谈不到退休金。从1969年在加拿大U.B.C.大学教书到1989年退休本来整整20年，但她到加拿大的第一年是临时客座，这样算也不满20年，所以她并没有拿到任何一笔全额的退休金，只拿到30多万元加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为美金20万元，这就是她一生教书所得到的全部退休金了。叶嘉莹所关心的事常常在精神层面而不在物质层面，而且在很多事情上，她宁肯苛求自己。就以建这个研究所而言，尽管当初她本想推辞掉这件事而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在大家的劝说下应允下来之后，就百折不馁地做下去。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不管别人怎么变化，也不管自己有什么利害得失，十年如一日，把局面一点一点地打开，把要做的事一步一步地推上轨道。正是这种作风，耳濡目染地感动了周围很多的人。一般的人知道叶嘉莹回到大陆之前在台湾和海外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但是对她回来之后的事情就不甚了了，甚至理所当然地以为，以她的成就和声望，肯定是一帆风顺的。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叶嘉莹其实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但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她都以一种不离不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下来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只问其当为不当为，而全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利害。一个人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动力当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人生责任感。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曾经谈到过“贵族主义”和“知力的贵族”，意思是：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阶层应当搞清楚“一身一家之福祉”与“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究竟孰为目的孰为手段，一个真正的“知力的贵族”应该“牺牲其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而不应该为“一身之目的”而造出一些“俗滥之画”、“冷淡之诗”和“阿世媚俗之哲学”来。遗憾的是，现在屈指数来，有这种天生责任感的人似乎真的已经不多了。所以，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洪先生在谈到叶嘉莹多年来在南开所做的一切时曾感慨地说：“叶先生是当今最后一位具有贵族精神的女性文化人。与叶先生谈话，可以使人鄙吝尽消。”这应当是对叶嘉莹最为切当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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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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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任：高枝珍重护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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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研究所的生存而奔波的同时，叶嘉莹一直没有放弃的还有她的另一个理想，那就是：恢复和发扬古典诗词传统要从儿童抓起。提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就主张读经。叶嘉莹认为，《论语》、《孟子》中讲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能够熟读当然最好，但其实更应该注意到古典诗词在这方面独特的功效，那就是它有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历史上所有真正伟大的诗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他们的性情、品格、怀抱都是把儒家理念融会于自身而进行的一种生命的实践。所以在千百年后，他们的诗词仍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发感动从而产生共鸣，而不会使人们产生枯燥或说教的感觉。尤其是对儿童，如果从小就培养他们学习和背诵古典诗词，使他们从小就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有一种心灵的交流，那么在无意之中也就陶冶了他们的性情和品格。叶嘉莹由她自己从小学诗的感受深深体会到，我国传统教育中让儿童从小就大量背诵的方法绝非没有道理。因为人在成长的时候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并不同步，儿童时记忆力强，长大后理解力强。一个人应该趁记忆力强的宝贵时间多记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理解没关系，长大后自会理解。现代教育过于急功近利，往往只偏重智性的知识教育而忽视感性的直觉教育。其实，这感性的直觉教育就是培养人的一种“兴发感动”的能力，有了这种直接感发的能力才能够产生创造性的联想。这种能力学文科的人需要，学理科的人也需要。因为一个缺少直接感发和联想的人，永远也难以跻身科学发明创造的最高境界。因此，叶嘉莹很早就有一个想法：一个人到读大学和研究所时再背诵古典就晚了，应该在小学和幼儿园里专门开设一门课程来给孩子们打下这个基础。叶嘉莹给这门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古诗唱游”。所谓“唱游”就是说，它对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种有趣的唱诵古诗的游戏，而不是一种新的课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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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叶嘉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陆续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了。她曾经给温哥华的华裔留学生子女办过儿童古诗学习班，那些当时只有三到七岁的孩子们，对学习古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主动性。他们不但都学会了简单的古诗吟诵，还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写出了一首虽不协律却极富童趣的五言诗。90年代初叶嘉莹在天津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当时天津电视台曾制作了录像在教育节目中播出。1993年，叶嘉莹撰写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长文，在结尾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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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小学的教师们，或者目前正在师范学校肄业以后将从事中小学教育的青年们，能够首先学会吟诵，如此则自然可以在教学中以口耳相传的吟唱方式，使吟诵的传统能在下一代学童中扎下根来。……这种兴趣的养成，我以为无论是对学文或学理的人而言，在以后的学习中都会有相当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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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当年有一个13岁升入北大后来又进入哈佛的天才儿童田晓菲，她的父亲田师善先生就是从小培养她读古诗的。1995年叶嘉莹与田师善合作编选了一本幼儿古诗选《与古诗交朋友》，该书附有每首诗的教读参考，还配有叶嘉莹朗读和吟诵的两盘录音磁带，于1996年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许多幼儿家长的欢迎。2000年，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的徐士平导演为叶嘉莹录制了一套教南开幼儿园的小朋友学唐诗与吟诵的录像，也曾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过。后来，叶嘉莹在台湾也曾录制和出版了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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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青少年普及古典文化教育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仅凭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因此，在敦促政府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叶嘉莹也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早在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叶嘉莹就认识了赵朴初先生和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1994年底，叶嘉莹与陈邦织的堂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清词名家论集》时，叶嘉莹曾托陈邦炎问候当时正在医院休养的赵朴初先生，并谈到想要恳请赵朴老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为在全国普及对青少年的古典诗词教育做登高之一呼。赵朴初先生也很重视这件事，在翌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就与冰心、曹禺等九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提案。只不过，这个提案与叶嘉莹的主张在着眼点上还是有所不同：提案要求建立一个培养古典专门人才的学校，偏重于精英教育；而叶嘉莹的“古诗唱游”课则偏重于普及教育。叶嘉莹主张，在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还不是很重，升学考试的压力还没有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四年级之前的这五年时间里开设这门课程，循序渐进，先背简单的五七言绝句，然后背五七言律诗和古诗，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背古文和长篇歌行了。这五年，足够给小孩子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根基，他们背下来的这些东西将终生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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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种种努力都没有产生很明显的效果之后，叶嘉莹不得已于1998年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封信经江泽民主席批转李岚清副总理，又经李岚清副总理批转国家教育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打电话到南开找叶嘉莹，但她此时恰好不在国内。后来，教育部就组织专家编了一套《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丛书，这套丛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晚清的古典诗词曲作品数百首，共分五册，一至三册是为小学生编的，第四、五册是为中学生编的，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也许是部头稍大的缘故，这套书似乎并没有在全国中小学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中小学师生甚至还不知道有这套书。不过从那几年起，已经有一些中小学陆续开始在课余组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了。2000年，中华诗词学会在深圳召开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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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叶嘉莹对吟诵的研究与提倡，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她留意与着手此事，却是由来已久了。叶嘉莹出身旧家，从小就习惯了吟诵，可是在台湾和海外教书多年，她却从来未曾在课堂上教过学生吟诵。其原因，除了当时台湾沿袭五四以来的风气对旧日吟诵不重视之外，更因为传统的吟诵既非歌亦非读，年轻人听起来觉得很古怪，而叶嘉莹那时又年轻腼腆，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间吟诵。但是她从自身学诗的体会和对吟诵的研究深深体会到，吟诵是一种声音的感发，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兴发感动的特点是有密切关联的，养成吟诵的习惯对学诗最有助益。20世纪6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偶然听过戴君仁先生的吟诵，认为戴先生吟诵的调子最正统最有规矩，最有益于后学。当时戴先生也只是兴之所至偶然为之，但叶嘉莹一直记在心里，70年代在北美的时候，曾特意写信到台湾，烦人帮忙到戴先生家里去请戴先生录下了一卷吟诵五七言古近体诗的磁带，这卷磁带就成了很宝贵的吟诵方面的历史资料。叶嘉莹也曾将之推荐给国内喜欢吟诵的年轻人，因此在互联网普及后，戴先生的这些吟诵录音在网上也有流传。后来叶嘉莹偶然在扬州听一些年轻教师吟诵，发现他们学的就是戴先生的调子。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是自己在文化传承方面做过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传统的吟诵逐渐有了复苏之势。这种局面，与叶嘉莹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此事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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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不断冲击影响着新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很多人对金钱和物利发生了更大的兴趣。叶嘉莹回国教书几年以后，也渐渐察觉到国内的文化氛围和精神风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也引发了她内心的许多担忧和感慨，1983年她写了一首诗和一首词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