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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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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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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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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祖国美好的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比作在高枝上芬芳开放的花朵，人们应该珍重地守护这些花朵。她不相信自己当年做出回国教书的选择是错误的，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教书，尽管现在大环境有了一些变化，但她对自己内心的信念却从未放弃过。她不忍心看到满林满枝的花朵就这样败落飘零，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说，只要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不会亏损。她一直有一个高远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可以付上自己全部追寻的努力，不论这个理想是多么遥远，实现起来有多大的困难，她从来不言放弃，而她晚年精神感情投注的所在就正是“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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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叶嘉莹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第八个年头，迅速膨胀起来的外来经济文化浪潮冲击着刚从“文革”后恢复过来，却尚未稳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心。考“托福”，出洋留学，文人下海，学府创收等等，以其前所未有的魔力吸引着学府中的师生们。当叶嘉莹再度回到南开主楼102阶梯教室的讲台时，已经物是人非了。1979年初到南开时同学们喜爱古典诗歌的热烈气氛已经不复存在，她为此还曾用杜甫“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的两句诗来描述自己此时的感觉。一些同学开始要求她讲点“洋”的东西，研究生会在为她拟定的讲题中，明确要求最好带上些西洋文学的色彩，甚至有人公开向她发问：“学古典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叶嘉莹对古典诗词文化的薪火传承不免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过，叶嘉莹还真的在以后的课上用起了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新批评”理论。然而她并非在简单地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而是要透过西方文学的光照，辨析出中西文学理论上的异同，希望能更加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到之处，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学中那些能够化育人生，过滤心灵，陶冶性情，淳化风俗的作用。1987年3月23日上午，那天还没打上课铃叶嘉莹就走上讲台说：“我想利用等同学去取录音机的这点时间，读一封我女儿的来信，我女儿和你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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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国内二十多岁的人现在基本上与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明目张胆地做坏事的人虽不多，但嘴巴上、思想中不少东西都不正。我最近常想，中国人为什么似乎比日本人、犹太人容易学人家的坏处，而不学好？并且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占外国人的便宜，却来欺负自己人……我以为无论哪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吃中国菜，打中国麻将……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缺乏民族自信与尊严，就连自己做一个人的自尊与自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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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起她女儿对她说过的一些事：在加拿大郊外的草莓种植园里，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把采摘后吃不掉，本该在出去时交点钱带走的草莓全都丢在园子里，以至于果园的主人再不允许中国大陆学生进果园；还有加拿大皇宫在每年国庆开放日都备有免费点心提供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吃，有些中国大陆来的青年人自己吃过后还要带给别人，甚至还有的人拿着这些点心争相与皇宫的主人照相……讲到这里，叶嘉莹的语调显得凝重起来，她说：“道德、品格是你自己做人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去守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开始，谁也不应把自己的不道德归咎于社会的腐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有位西方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我们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要承先启后，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如果中华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文明财富在你们这一代中损毁了，丢掉了，那你们就是这一代的罪人……”叶嘉莹不但如此说，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年逾花甲，已然退休的有生之年，要将历史文化断裂中两代人的责任一并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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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对诗词的热爱和乐此不疲的讲授仍然吸引和感动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天津师大的安易、徐晓莉、杨爱娣从1979年就开始听叶嘉莹讲课，后来也一直追随叶嘉莹，协助她整理了许多讲课的录音和录像，生活上也为她提供服务和照顾。像她们这样几十年下来一直追随在老师身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更可以见出叶嘉莹当年对她们的内心造成了何等的震撼与感动了。叶嘉莹在南开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以后，也陆续有哲学系、历史系甚至法律系和其他外系的学生报考，足以证明，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仍然自有其生命力，而叶嘉莹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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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徐晓莉、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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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范曾先生的书画，除去此一幅南开中文系所赠的屈子图像因未在温哥华家中悬挂幸得保存以外，叶嘉莹温哥华家中还曾存有范先生的书画作品三幅，一为《维摩演教图坐相》一幅，一为《高士图》一幅，还有范先生书写叶嘉莹的水龙吟词一幅。此三幅作品竟于2010年12月1日凌晨，遭人窃去。同时失窃的还有台湾的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一副联语，与缪钺先生所书写的一首《相逢行》七言长古，皆被盗去一空。叶嘉莹痛心之余曾写有《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上下两篇长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2011年7月27日、28日、29日；2012年1月26日、27日、28日）、《澳门日报》（2011年10月12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21日）、《中国文化报》（2011年12月29日）、北美《世界日报》（2012年2月22日、23日、24日、25日）、中国《人民政协报》（201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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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八章 要共词心证古今：词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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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小时候是先学会作诗，然后才自修填词的。虽然她很早就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但她当时对《人间词话》所说的“境界”以及王国维特别欣赏的晚唐五代描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并无深入的理解。她也读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后来她回忆说自己当时之所以被打动，也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所描写的感情“正是有文学气质的少男少女们，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有着如许多的悲哀和缺憾时，一种经常共有的情思。”在家里或进入大学以后，她都随时有诗、词、曲的创作，后来在台湾教书她也同时开设诗选、词选、曲选的各种课程，还曾开过“杜甫诗”的专门课程，并撰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从1960年代开始，她对词这种文学体式有了更大的兴趣，并经由对《人间词话》的理解与反思，重新认识和研析了历代包括那些颇有争议的词人及其作品，在1980年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迦陵论词丛稿》两部专著；1980年代，她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探讨中国词史的著作《灵谿词说》，那是一次难得的合作，全书的体例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特点，令人耳目一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研讨中国传统的词学，出版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一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1990年代，叶嘉莹的兴趣集中在清词方面，她继续与缪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一书，同时又与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了《清词名家论集》，后来她自己又出版了《清词丛论》这部专著。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词学和词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叶嘉莹也一直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美感特质有极大的兴趣，那也恰好可以回答她早年为什么把兴趣都集中转移到词上面来这个问题。1993年她因为研究朱彝尊的爱情词，于是提出来“弱德之美”以概括词在美感方面的特色，后来她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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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对词的喜爱以及在词中所获得的感动和启发，与她自己的天性有关，与她在天性中对于人生的追思反省，对于人世的感受关怀有关，她的词学研讨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人生，关乎社会，而尤其关乎她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修养境界。1987年与缪钺先生合作完成了《灵谿词说》，叶嘉莹曾经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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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谿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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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湲一脉灵谿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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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特别欣赏那些独具“词心”而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和理解的词人，常常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和感动，她认为“词心”甚至可以映射出古今的人性和历史，她在文学史中一向被人们轻视的小词之中，看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这是她全部词学研讨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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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间境界：遗音沧海如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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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最早的一篇论词的文字是1957年所写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评赏的是王国维的词。而她对于词学的研讨也是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的，她的词学始终和王国维维系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世学人中，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她回忆说当年她的伯父也和王国维一样在民国初年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所以她看到王国维的照片便觉得很亲切。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的，其实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真诚著述的态度，以及其淳正的人品，还有在涵濡静敛之中也仍然时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些都符合她本人关于为人与为学的态度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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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小时候读《人间词话》虽然似懂非懂，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标举为有“境界”的五代、北宋时期的那些短小的令词，她当时已经能够读懂和欣赏了，虽然王国维所说的一些论词的话她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然而却带给她一种直觉的感动。与近代其他的一些词评家比起来，叶嘉莹当然更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他所称颂的词作了。在大学里，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对王国维也十分推崇，经常援引王国维的说法，还专门讨论过《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有一次叶嘉莹偶然读到王国维的几首《蝶恋花》，得知原来《人间词话》的作者自己也写词，而且写得缠绵哀感，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于是她就去图书馆翻检王国维的全集，这才知道王国维写的词数量很少，他后来放弃了早年耽研的哲学与文学，转而致力于史地考古，而且竟然正当盛年就在颐和园自沉了，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叶嘉莹，也成为她后来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基本动机。在台湾教书时，叶嘉莹曾经用《人间词话》来启发学生们对文学与诗词的理解和认识，《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就是为了解答学生的疑惑而写的。后来她还写过一篇《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之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长文，从温、韦、冯、李四位词人的时代先后正好与王国维对他们的评价之次第相反这一点，叶嘉莹看到了小词的意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拓展和深化了王国维的看法。而她全面系统地研究《人间词话》，则是在1970年代来到北美开始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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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1970年代撰写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人间词话》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做了条分缕析的系统探讨。不过那时她既未完成词史的梳理，也没有着手从词学反思上探讨词体的美感特质，因此对“境界”的理解主要依据了《人间词话》中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一则，强调“境界”在于能传达真实的感受。1980年代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撰《灵谿词说》，对唐宋词史作了梳理，并参考西方文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做了深入的反思，这时她所获得的关于“境界”说的“新理解”转而集中在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上，从而突出了“境界”作为王国维对词之特质之体认的内涵与意义。她说过去“讨论《人间词话》的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境界’一辞之一般性的义界，及对于‘造境’、‘写境’、‘有我’、‘无我’与‘优美’、‘宏壮’等问题的探讨，如此所得的结论往往只是对文学及美学方面的一些一般性的观点，而对于王氏标举‘境界’来作为评词之术语，其所意指的对于词之特质的一种体认反而忽略了”。所以从这个崭新的思路出发，叶嘉莹援引了“要眇宜修”与“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来说明王国维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她以为“‘境界’一辞虽也含有泛指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普遍含义，然而却并不能径直的便指认为作者显意识中的自我言志抒情之内容，而乃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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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后，叶嘉莹对词体美感特质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修正和补充了王国维的说法，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词中的“性别文化”、“弱德之美”、“儒家修养”以及“世变历史”等问题上，此时她已很少再援引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似乎让人觉得王国维对她已然自成体系的词学理论并没有发生什么更大的影响。可是当人们把注意力从那些表面的理论借鉴、学术研讨上移开，便会发现：叶嘉莹从少年时代对《人间词话》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以及对王国维词中悲苦之音的共鸣，到1957年写作第一篇论词文稿《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其中所表现的对王国维那种“哲人之悲悯”的“寂寞之心”的深切体认，再到1989年在《论王国维词》中提出“想把近年来我对传统词学和王国维词论所做的理性的研析，与我过去对王国维词的一点感性的偏爱结合起来，为自己多年来对古典诗词的评赏建立一个自我的模式”，王国维对她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影响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人间词话》和“境界”说，甚至《人间词话》本身，在叶嘉莹那里，作为理论文本的价值也要小于其作为心灵文本的价值。这些年来叶嘉莹所获得的关于词体美感特质之形成与表现的诸多认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王国维了无关涉，其实也都结合了她早年对王国维之体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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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以为王国维读词真正有自己的心得，他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要故意弄一个新奇的理论来炫人耳目，而且他自己所写的《人间词》更开拓出了“哲化之词”，即在小词之中表现反省与哲思的一条崭新的途径，只不过很可惜这条途径很快被新文学的浪潮给截断了，无人继起，但是王国维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王国维的词集和词话都以“人间”为名，他的诗词中提到“人间”的句子更不计其数，他是一位辗转以“人间”为念的词人，也是一位辗转以“人生”为念的学者，他的追寻和求索都是想要回答人生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这是他不同于一般职业学者的地方，也正是叶嘉莹最欣赏他的地方。虽然叶嘉莹对他的“境界”说也有批评和修正，对他“清者”的道德观念和人生选择也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就同具“人间境界”一点来说，他们对于人生的深刻反省与追问，对于人世的真诚感受与关怀，透过他们的为人与为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4年叶嘉莹8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给她写的诗中有两句：“静安如有灵，海宁起潮汐”，表示叶嘉莹虽然没有和王国维见过面，但却是彼此异代相感的知音。叶嘉莹自己也曾写过“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的词句，她始终相信在天地之间，即便时空远隔，诗人、词人也总能找到与自己共鸣相感的知音，而她和王国维之间，大概可以说是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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