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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范曾先生的书画，除去此一幅南开中文系所赠的屈子图像因未在温哥华家中悬挂幸得保存以外，叶嘉莹温哥华家中还曾存有范先生的书画作品三幅，一为《维摩演教图坐相》一幅，一为《高士图》一幅，还有范先生书写叶嘉莹的水龙吟词一幅。此三幅作品竟于2010年12月1日凌晨，遭人窃去。同时失窃的还有台湾的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一副联语，与缪钺先生所书写的一首《相逢行》七言长古，皆被盗去一空。叶嘉莹痛心之余曾写有《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上下两篇长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2011年7月27日、28日、29日；2012年1月26日、27日、28日）、《澳门日报》（2011年10月12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21日）、《中国文化报》（2011年12月29日）、北美《世界日报》（2012年2月22日、23日、24日、25日）、中国《人民政协报》（201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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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八章 要共词心证古今：词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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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小时候是先学会作诗，然后才自修填词的。虽然她很早就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但她当时对《人间词话》所说的“境界”以及王国维特别欣赏的晚唐五代描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并无深入的理解。她也读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后来她回忆说自己当时之所以被打动，也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所描写的感情“正是有文学气质的少男少女们，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有着如许多的悲哀和缺憾时，一种经常共有的情思。”在家里或进入大学以后，她都随时有诗、词、曲的创作，后来在台湾教书她也同时开设诗选、词选、曲选的各种课程，还曾开过“杜甫诗”的专门课程，并撰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从1960年代开始，她对词这种文学体式有了更大的兴趣，并经由对《人间词话》的理解与反思，重新认识和研析了历代包括那些颇有争议的词人及其作品，在1980年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迦陵论词丛稿》两部专著；1980年代，她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探讨中国词史的著作《灵谿词说》，那是一次难得的合作，全书的体例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特点，令人耳目一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研讨中国传统的词学，出版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一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1990年代，叶嘉莹的兴趣集中在清词方面，她继续与缪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一书，同时又与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了《清词名家论集》，后来她自己又出版了《清词丛论》这部专著。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词学和词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叶嘉莹也一直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美感特质有极大的兴趣，那也恰好可以回答她早年为什么把兴趣都集中转移到词上面来这个问题。1993年她因为研究朱彝尊的爱情词，于是提出来“弱德之美”以概括词在美感方面的特色，后来她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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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对词的喜爱以及在词中所获得的感动和启发，与她自己的天性有关，与她在天性中对于人生的追思反省，对于人世的感受关怀有关，她的词学研讨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人生，关乎社会，而尤其关乎她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修养境界。1987年与缪钺先生合作完成了《灵谿词说》，叶嘉莹曾经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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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谿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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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湲一脉灵谿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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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特别欣赏那些独具“词心”而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和理解的词人，常常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和感动，她认为“词心”甚至可以映射出古今的人性和历史，她在文学史中一向被人们轻视的小词之中，看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这是她全部词学研讨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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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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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间境界：遗音沧海如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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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最早的一篇论词的文字是1957年所写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评赏的是王国维的词。而她对于词学的研讨也是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的，她的词学始终和王国维维系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世学人中，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她回忆说当年她的伯父也和王国维一样在民国初年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所以她看到王国维的照片便觉得很亲切。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的，其实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真诚著述的态度，以及其淳正的人品，还有在涵濡静敛之中也仍然时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些都符合她本人关于为人与为学的态度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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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小时候读《人间词话》虽然似懂非懂，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标举为有“境界”的五代、北宋时期的那些短小的令词，她当时已经能够读懂和欣赏了，虽然王国维所说的一些论词的话她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然而却带给她一种直觉的感动。与近代其他的一些词评家比起来，叶嘉莹当然更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他所称颂的词作了。在大学里，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对王国维也十分推崇，经常援引王国维的说法，还专门讨论过《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有一次叶嘉莹偶然读到王国维的几首《蝶恋花》，得知原来《人间词话》的作者自己也写词，而且写得缠绵哀感，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于是她就去图书馆翻检王国维的全集，这才知道王国维写的词数量很少，他后来放弃了早年耽研的哲学与文学，转而致力于史地考古，而且竟然正当盛年就在颐和园自沉了，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叶嘉莹，也成为她后来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基本动机。在台湾教书时，叶嘉莹曾经用《人间词话》来启发学生们对文学与诗词的理解和认识，《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就是为了解答学生的疑惑而写的。后来她还写过一篇《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之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长文，从温、韦、冯、李四位词人的时代先后正好与王国维对他们的评价之次第相反这一点，叶嘉莹看到了小词的意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拓展和深化了王国维的看法。而她全面系统地研究《人间词话》，则是在1970年代来到北美开始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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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1970年代撰写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人间词话》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做了条分缕析的系统探讨。不过那时她既未完成词史的梳理，也没有着手从词学反思上探讨词体的美感特质，因此对“境界”的理解主要依据了《人间词话》中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一则，强调“境界”在于能传达真实的感受。1980年代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撰《灵谿词说》，对唐宋词史作了梳理，并参考西方文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做了深入的反思，这时她所获得的关于“境界”说的“新理解”转而集中在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和“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上，从而突出了“境界”作为王国维对词之特质之体认的内涵与意义。她说过去“讨论《人间词话》的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境界’一辞之一般性的义界，及对于‘造境’、‘写境’、‘有我’、‘无我’与‘优美’、‘宏壮’等问题的探讨，如此所得的结论往往只是对文学及美学方面的一些一般性的观点，而对于王氏标举‘境界’来作为评词之术语，其所意指的对于词之特质的一种体认反而忽略了”。所以从这个崭新的思路出发，叶嘉莹援引了“要眇宜修”与“在神不在貌”两则词话来说明王国维对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她以为“‘境界’一辞虽也含有泛指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普遍含义，然而却并不能径直的便指认为作者显意识中的自我言志抒情之内容，而乃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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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后，叶嘉莹对词体美感特质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修正和补充了王国维的说法，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词中的“性别文化”、“弱德之美”、“儒家修养”以及“世变历史”等问题上，此时她已很少再援引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似乎让人觉得王国维对她已然自成体系的词学理论并没有发生什么更大的影响。可是当人们把注意力从那些表面的理论借鉴、学术研讨上移开，便会发现：叶嘉莹从少年时代对《人间词话》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以及对王国维词中悲苦之音的共鸣，到1957年写作第一篇论词文稿《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其中所表现的对王国维那种“哲人之悲悯”的“寂寞之心”的深切体认，再到1989年在《论王国维词》中提出“想把近年来我对传统词学和王国维词论所做的理性的研析，与我过去对王国维词的一点感性的偏爱结合起来，为自己多年来对古典诗词的评赏建立一个自我的模式”，王国维对她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影响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人间词话》和“境界”说，甚至《人间词话》本身，在叶嘉莹那里，作为理论文本的价值也要小于其作为心灵文本的价值。这些年来叶嘉莹所获得的关于词体美感特质之形成与表现的诸多认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王国维了无关涉，其实也都结合了她早年对王国维之体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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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以为王国维读词真正有自己的心得，他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要故意弄一个新奇的理论来炫人耳目，而且他自己所写的《人间词》更开拓出了“哲化之词”，即在小词之中表现反省与哲思的一条崭新的途径，只不过很可惜这条途径很快被新文学的浪潮给截断了，无人继起，但是王国维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王国维的词集和词话都以“人间”为名，他的诗词中提到“人间”的句子更不计其数，他是一位辗转以“人间”为念的词人，也是一位辗转以“人生”为念的学者，他的追寻和求索都是想要回答人生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这是他不同于一般职业学者的地方，也正是叶嘉莹最欣赏他的地方。虽然叶嘉莹对他的“境界”说也有批评和修正，对他“清者”的道德观念和人生选择也并不完全同意，但是就同具“人间境界”一点来说，他们对于人生的深刻反省与追问，对于人世的真诚感受与关怀，透过他们的为人与为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4年叶嘉莹80岁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给她写的诗中有两句：“静安如有灵，海宁起潮汐”，表示叶嘉莹虽然没有和王国维见过面，但却是彼此异代相感的知音。叶嘉莹自己也曾写过“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的词句，她始终相信在天地之间，即便时空远隔，诗人、词人也总能找到与自己共鸣相感的知音，而她和王国维之间，大概可以说是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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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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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词苑灵谿：几人知赏得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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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叶嘉莹赴成都参加在杜甫草堂举办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在会上她结识了前辈学者缪钺先生。早在1940年代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时，叶嘉莹就曾读过缪先生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诗词散论》，她认为那是继王国维《人间词话》以后又一本带给她很大启发和感动的评赏诗词的著作：《人间词话》是在她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诗词散论》则在她有了一己的评赏能力后，使她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与共鸣。这两本书的内容可以说都是在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体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但是叶嘉莹后来辗转漂泊到台湾和海外，从未想过还能遇到《诗词散论》的作者，这次开会能够遇到缪先生，自然是很兴奋的。而缪先生也恰好刚刚读过叶嘉莹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迦陵论词丛稿》，对这本书极为赞许，认为这本书也颇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只是从行文上看，他原本以为《迦陵论词丛稿》的作者是一位男性学者，后来读到作者评说“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部分，才想到这位学者应该是一位女性。因此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彼此推赏，互许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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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与缪钺先生（中）在杜甫草堂合影（右为金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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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开会的时候，叶嘉莹为了“入乡随俗”，特意换上了朴素的人民装，但是她在开会当天发言的时候，发表了一通她曾在《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中提出来的，关于时代与作者之关系的见解，认为杜甫生当可以集大成的时代，而他也有可以集大成的才华和容量，没有辜负他所生的时代，所以才成就了伟大的“诗圣”。而太康时代本来也可以说是从古朴到华彩的一个文化转折的时代，且政治国情也有不少可悲慨之处，但太康诗人却在才华和容量方面有所不及，未免辜负了所生的时代。当时国内学术界因为深受“文革”和阶级斗争思路的影响，还很少有人像叶嘉莹这样来考虑文学史的问题，而且她的口才也极佳，感情也很投入，与会者顿时感到了一股久违了的清新的空气，缪先生也受到了感动，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他给叶嘉莹背了一首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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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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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嘉莹面对和评赏她所景慕的古代诗人的时候，她是很能放开自己说最真诚的话的，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不免“忽发‘狂’言，语惊四座”，而缪先生对此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认为叶嘉莹“亦狂亦侠亦温文”，应该是说她在“狂”、“侠”之中颇有男子的丈夫之气，而这并不遮掩妨碍她温雅文秀的女性本色。会议期间，缪先生每天都让自己的孙子缪元朗邀请叶嘉莹去他那里谈诗论词，会议结束前，他作了两首七言律诗送给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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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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