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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当年有一个13岁升入北大后来又进入哈佛的天才儿童田晓菲，她的父亲田师善先生就是从小培养她读古诗的。1995年叶嘉莹与田师善合作编选了一本幼儿古诗选《与古诗交朋友》，该书附有每首诗的教读参考，还配有叶嘉莹朗读和吟诵的两盘录音磁带，于1996年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许多幼儿家长的欢迎。2000年，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的徐士平导演为叶嘉莹录制了一套教南开幼儿园的小朋友学唐诗与吟诵的录像，也曾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过。后来，叶嘉莹在台湾也曾录制和出版了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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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对青少年普及古典文化教育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仅凭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因此，在敦促政府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叶嘉莹也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早在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叶嘉莹就认识了赵朴初先生和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1994年底，叶嘉莹与陈邦织的堂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清词名家论集》时，叶嘉莹曾托陈邦炎问候当时正在医院休养的赵朴初先生，并谈到想要恳请赵朴老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为在全国普及对青少年的古典诗词教育做登高之一呼。赵朴初先生也很重视这件事，在翌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就与冰心、曹禺等九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提案。只不过，这个提案与叶嘉莹的主张在着眼点上还是有所不同：提案要求建立一个培养古典专门人才的学校，偏重于精英教育；而叶嘉莹的“古诗唱游”课则偏重于普及教育。叶嘉莹主张，在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还不是很重，升学考试的压力还没有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四年级之前的这五年时间里开设这门课程，循序渐进，先背简单的五七言绝句，然后背五七言律诗和古诗，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背古文和长篇歌行了。这五年，足够给小孩子打下一个比较牢固的根基，他们背下来的这些东西将终生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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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种种努力都没有产生很明显的效果之后，叶嘉莹不得已于1998年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封信经江泽民主席批转李岚清副总理，又经李岚清副总理批转国家教育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打电话到南开找叶嘉莹，但她此时恰好不在国内。后来，教育部就组织专家编了一套《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丛书，这套丛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晚清的古典诗词曲作品数百首，共分五册，一至三册是为小学生编的，第四、五册是为中学生编的，于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也许是部头稍大的缘故，这套书似乎并没有在全国中小学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中小学师生甚至还不知道有这套书。不过从那几年起，已经有一些中小学陆续开始在课余组织古典诗词诵读活动了。2000年，中华诗词学会在深圳召开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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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叶嘉莹对吟诵的研究与提倡，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她留意与着手此事，却是由来已久了。叶嘉莹出身旧家，从小就习惯了吟诵，可是在台湾和海外教书多年，她却从来未曾在课堂上教过学生吟诵。其原因，除了当时台湾沿袭五四以来的风气对旧日吟诵不重视之外，更因为传统的吟诵既非歌亦非读，年轻人听起来觉得很古怪，而叶嘉莹那时又年轻腼腆，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间吟诵。但是她从自身学诗的体会和对吟诵的研究深深体会到，吟诵是一种声音的感发，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兴发感动的特点是有密切关联的，养成吟诵的习惯对学诗最有助益。20世纪60年代，叶嘉莹在台湾偶然听过戴君仁先生的吟诵，认为戴先生吟诵的调子最正统最有规矩，最有益于后学。当时戴先生也只是兴之所至偶然为之，但叶嘉莹一直记在心里，70年代在北美的时候，曾特意写信到台湾，烦人帮忙到戴先生家里去请戴先生录下了一卷吟诵五七言古近体诗的磁带，这卷磁带就成了很宝贵的吟诵方面的历史资料。叶嘉莹也曾将之推荐给国内喜欢吟诵的年轻人，因此在互联网普及后，戴先生的这些吟诵录音在网上也有流传。后来叶嘉莹偶然在扬州听一些年轻教师吟诵，发现他们学的就是戴先生的调子。她为此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是自己在文化传承方面做过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传统的吟诵逐渐有了复苏之势。这种局面，与叶嘉莹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此事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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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不断冲击影响着新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很多人对金钱和物利发生了更大的兴趣。叶嘉莹回国教书几年以后，也渐渐察觉到国内的文化氛围和精神风气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也引发了她内心的许多担忧和感慨，1983年她写了一首诗和一首词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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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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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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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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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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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祖国美好的古典诗词和文化传统比作在高枝上芬芳开放的花朵，人们应该珍重地守护这些花朵。她不相信自己当年做出回国教书的选择是错误的，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回国教书，尽管现在大环境有了一些变化，但她对自己内心的信念却从未放弃过。她不忍心看到满林满枝的花朵就这样败落飘零，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说，只要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不会亏损。她一直有一个高远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可以付上自己全部追寻的努力，不论这个理想是多么遥远，实现起来有多大的困难，她从来不言放弃，而她晚年精神感情投注的所在就正是“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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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叶嘉莹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第八个年头，迅速膨胀起来的外来经济文化浪潮冲击着刚从“文革”后恢复过来，却尚未稳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心。考“托福”，出洋留学，文人下海，学府创收等等，以其前所未有的魔力吸引着学府中的师生们。当叶嘉莹再度回到南开主楼102阶梯教室的讲台时，已经物是人非了。1979年初到南开时同学们喜爱古典诗歌的热烈气氛已经不复存在，她为此还曾用杜甫“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的两句诗来描述自己此时的感觉。一些同学开始要求她讲点“洋”的东西，研究生会在为她拟定的讲题中，明确要求最好带上些西洋文学的色彩，甚至有人公开向她发问：“学古典文学究竟有什么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叶嘉莹对古典诗词文化的薪火传承不免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过，叶嘉莹还真的在以后的课上用起了西方流行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等“新批评”理论。然而她并非在简单地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而是要透过西方文学的光照，辨析出中西文学理论上的异同，希望能更加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到之处，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学中那些能够化育人生，过滤心灵，陶冶性情，淳化风俗的作用。1987年3月23日上午，那天还没打上课铃叶嘉莹就走上讲台说：“我想利用等同学去取录音机的这点时间，读一封我女儿的来信，我女儿和你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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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国内二十多岁的人现在基本上与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差不多，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明目张胆地做坏事的人虽不多，但嘴巴上、思想中不少东西都不正。我最近常想，中国人为什么似乎比日本人、犹太人容易学人家的坏处，而不学好？并且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占外国人的便宜，却来欺负自己人……我以为无论哪来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吃中国菜，打中国麻将……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缺乏民族自信与尊严，就连自己做一个人的自尊与自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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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起她女儿对她说过的一些事：在加拿大郊外的草莓种植园里，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把采摘后吃不掉，本该在出去时交点钱带走的草莓全都丢在园子里，以至于果园的主人再不允许中国大陆学生进果园；还有加拿大皇宫在每年国庆开放日都备有免费点心提供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吃，有些中国大陆来的青年人自己吃过后还要带给别人，甚至还有的人拿着这些点心争相与皇宫的主人照相……讲到这里，叶嘉莹的语调显得凝重起来，她说：“道德、品格是你自己做人的操守，不是为别人去守的。社会风气的改变，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开始，谁也不应把自己的不道德归咎于社会的腐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有位西方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我们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要承先启后，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如果中华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文明财富在你们这一代中损毁了，丢掉了，那你们就是这一代的罪人……”叶嘉莹不但如此说，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年逾花甲，已然退休的有生之年，要将历史文化断裂中两代人的责任一并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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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对诗词的热爱和乐此不疲的讲授仍然吸引和感动了很多的青年学生，天津师大的安易、徐晓莉、杨爱娣从1979年就开始听叶嘉莹讲课，后来也一直追随叶嘉莹，协助她整理了许多讲课的录音和录像，生活上也为她提供服务和照顾。像她们这样几十年下来一直追随在老师身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更可以见出叶嘉莹当年对她们的内心造成了何等的震撼与感动了。叶嘉莹在南开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以后，也陆续有哲学系、历史系甚至法律系和其他外系的学生报考，足以证明，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仍然自有其生命力，而叶嘉莹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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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徐晓莉、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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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范曾先生的书画，除去此一幅南开中文系所赠的屈子图像因未在温哥华家中悬挂幸得保存以外，叶嘉莹温哥华家中还曾存有范先生的书画作品三幅，一为《维摩演教图坐相》一幅，一为《高士图》一幅，还有范先生书写叶嘉莹的水龙吟词一幅。此三幅作品竟于2010年12月1日凌晨，遭人窃去。同时失窃的还有台湾的台静农先生所书写的一副联语，与缪钺先生所书写的一首《相逢行》七言长古，皆被盗去一空。叶嘉莹痛心之余曾写有《物缘有尽，心谊长存》上下两篇长文，发表于台湾《联合报》（2011年7月27日、28日、29日；2012年1月26日、27日、28日）、《澳门日报》（2011年10月12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12日、21日）、《中国文化报》（2011年12月29日）、北美《世界日报》（2012年2月22日、23日、24日、25日）、中国《人民政协报》（201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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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八章 要共词心证古今：词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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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小时候是先学会作诗，然后才自修填词的。虽然她很早就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动，但她当时对《人间词话》所说的“境界”以及王国维特别欣赏的晚唐五代描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并无深入的理解。她也读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后来她回忆说自己当时之所以被打动，也只不过是因为其中所描写的感情“正是有文学气质的少男少女们，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有着如许多的悲哀和缺憾时，一种经常共有的情思。”在家里或进入大学以后，她都随时有诗、词、曲的创作，后来在台湾教书她也同时开设诗选、词选、曲选的各种课程，还曾开过“杜甫诗”的专门课程，并撰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这也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从1960年代开始，她对词这种文学体式有了更大的兴趣，并经由对《人间词话》的理解与反思，重新认识和研析了历代包括那些颇有争议的词人及其作品，在1980年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和《迦陵论词丛稿》两部专著；1980年代，她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探讨中国词史的著作《灵谿词说》，那是一次难得的合作，全书的体例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特点，令人耳目一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研讨中国传统的词学，出版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一书，为词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1990年代，叶嘉莹的兴趣集中在清词方面，她继续与缪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一书，同时又与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了《清词名家论集》，后来她自己又出版了《清词丛论》这部专著。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词学和词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叶嘉莹也一直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美感特质有极大的兴趣，那也恰好可以回答她早年为什么把兴趣都集中转移到词上面来这个问题。1993年她因为研究朱彝尊的爱情词，于是提出来“弱德之美”以概括词在美感方面的特色，后来她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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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对词的喜爱以及在词中所获得的感动和启发，与她自己的天性有关，与她在天性中对于人生的追思反省，对于人世的感受关怀有关，她的词学研讨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人生，关乎社会，而尤其关乎她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修养境界。1987年与缪钺先生合作完成了《灵谿词说》，叶嘉莹曾经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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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谿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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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湲一脉灵谿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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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特别欣赏那些独具“词心”而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和理解的词人，常常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和感动，她认为“词心”甚至可以映射出古今的人性和历史，她在文学史中一向被人们轻视的小词之中，看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这是她全部词学研讨的真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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