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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数事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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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内容,除阐发尊著中评论诗词之精义要旨之外,尚拟兼论大作诗词之美以及左右之襟怀志量(如爱国忧时之思、成育人才之志),最后则叙殷勤相契之意。此种安排尊意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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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西安纪行诗中“天涯”一首,拟采入“题记”中。有两个字,似可改易。“北斗京华有梦思”句中之“有”字,可改为“系”;“还乡值此中兴时”句中之“值此”二字,可改为“恰值”。愚见当否,请赐裁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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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尚拟陆续选录旧作诗词,寄奉尊处,以留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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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缪先生对叶嘉莹的确极为欣赏,许为忘年知音。1981年6月2日缪先生又给叶嘉莹写了一封信,对她论学的特点有精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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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莹先生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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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曾寄一函,十五日接到惠寄诸珍品,于十八日又覆一函(过迟恐您悬念,故即作覆),谅均蒙清览。六月一日又收到赐寄尊著《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一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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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半月之力,研读尊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谈诗》三书(新寄来之书,尚未遑细读),甚为钦佩。草堂小聚,未能畅谈,止是心情上之契合,细读尊著后,更得到理智上之深知。窃以为尊著有下列几种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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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情兼胜。论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文学批评,在精严的分析论断之中,蕴含着深挚的感情,对静安由欣赏、倾慕、惋惜以至于反省,标志着自己思想之转变,使读者想见作者之为人,宛如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大晏、梦窗,也显示出胸怀宽恕,对古人处境之同情。总之,尊著在理性论析之文章中,显示出诗人之气质与襟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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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贯通。嘉莹不但精熟于中国传统之诗论,而且能采撷西方哲思文评之要旨,故能新义焕发,不主故常,能发扬静安先生未竟之绪。这一点,是我所自愧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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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开拓,态度平允。您是深造自得,独抒己见,摆脱世人思想上的羁绊,故衡论古人能切于实际,合情合理,如论梦窗、碧山之身世及其隐微矛盾之心情,平恕惬当,论王静安之死因以及对《红楼梦》之评价,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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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析诗词艺术,精微透辟。这一点正是近来国内论者做得很少的,因为讲思想性可以套公式,而讲艺术,则非精熟于古诗词,且具有实践经验知其甘苦者不能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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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谨严密栗。您所撰写的虽是文学评论,并非考证文章,但是论据确凿,无徵不信,并且在必要时也运用详密的考证方法,如“温庭筠的词集”、“关于梦窗的为人的几点值得论辩的话题”诸节以及考碧山出处等,并且勤力搜采到罕见资料,如日本东京文库之《延祐四明志》、哈佛燕京图书馆之清重刊宋本《嘉泰会稽志》等。此等处正可以看出您的冰雪聪明,无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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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尊著所论,有的是我也曾想到的,但是不能像您阐发得那样精辟透彻,如在古代诗人中最推重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论温韦冯李四家词的异同高下,论静安死因等。这一类可以说是“实获我心”。有的是我未曾想到的,读后深受教益,如论析李义山《燕台》诗,论大晏、梦窗、碧山诸词;至于论述《人间词话》诸义解,我以前也曾模糊地认识到,经过您的科学分析,更觉晶莹明彻。这一类可以说是“使我心折”。(以上所谈,是粗略的,将来作“题记”时,当详加阐发。所论有未当处,或不是处,请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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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嘉莹实在是具有灵光英气的旷世奇才,希望您今后在诗词理论、中国诗评史、诗词史诸方面再多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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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七日重游草堂,疏花依旧,人事已非,徘徊庭院,怅惘者久之,口占一绝云:“往事凄迷记,庭花晻蔼间。蓬山如梦里,何日彩云还。”此作另用诗笺写录,附函奉上。您的书札、诗词稿、赠诗等,我都珍藏箧中。时时展读,有如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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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可异者,近数年来,我因视力衰损,意兴阑珊,诗思文心,颇觉枯涩。自从亲接光仪,饫闻清论,研读尊著,吟诵佳章,宛如冬树逢春,顿增生意,文思汩汩,如源头活水之来,此则私心引为庆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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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诗词十余首,录奉吟正。专此,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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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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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钺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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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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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的邮票,请剪下寄来,小孙元朗喜欢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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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到1986年,缪先生与叶嘉莹合作撰写《灵谿词说》,用论词绝句与现代论文相结合的新颖形式评论历代的词人词作,该书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他们又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词学史上还是在他们知音见赏的学术情谊上,都是极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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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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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讨涉及到文学、文化与历史,著作丰富,范围广泛。她写作论词文字的风格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以主观感性为主并带有个人的投影,渐而变得客观知性,并最终结合了以上两种倾向的特点与长处,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论词风格。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借以反思检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这些著述为中国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因为叶嘉莹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所以她在援引西方理论时可以左右逢源,应变随宜,而没有把西方理论当成公式套用到古典诗词的评说解读上来,而那是与当时以及后来很多惟以追求尖新生涩为尚,喜欢套用外来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不同的。叶嘉莹所援借的西方理论都只是作为阐释、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她深知无论多么体大思精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下,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描述和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尤其是其中那些关于“感发生命”的更为内在和基本的质素。坚持传统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是拟不于伦,而崇尚现代主义的人又可能仍嫌她之运用西方理论不够尖新全面。1990年,叶嘉莹写了《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一篇长文,这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她不仅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还联想到中国禅宗在修行证悟中的一些说法,更结合了她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及体验,来综合说明她对纳兰词的看法,文章最后她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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