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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莹先生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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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曾寄一函，十五日接到惠寄诸珍品，于十八日又覆一函（过迟恐您悬念，故即作覆），谅均蒙清览。六月一日又收到赐寄尊著《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一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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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半月之力，研读尊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谈诗》三书（新寄来之书，尚未遑细读），甚为钦佩。草堂小聚，未能畅谈，止是心情上之契合，细读尊著后，更得到理智上之深知。窃以为尊著有下列几种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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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情兼胜。论王静安之为人及其文学批评，在精严的分析论断之中，蕴含着深挚的感情，对静安由欣赏、倾慕、惋惜以至于反省，标志着自己思想之转变，使读者想见作者之为人，宛如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大晏、梦窗，也显示出胸怀宽恕，对古人处境之同情。总之，尊著在理性论析之文章中，显示出诗人之气质与襟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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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贯通。嘉莹不但精熟于中国传统之诗论，而且能采撷西方哲思文评之要旨，故能新义焕发，不主故常，能发扬静安先生未竟之绪。这一点，是我所自愧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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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开拓，态度平允。您是深造自得，独抒己见，摆脱世人思想上的羁绊，故衡论古人能切于实际，合情合理，如论梦窗、碧山之身世及其隐微矛盾之心情，平恕惬当，论王静安之死因以及对《红楼梦》之评价，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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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析诗词艺术，精微透辟。这一点正是近来国内论者做得很少的，因为讲思想性可以套公式，而讲艺术，则非精熟于古诗词，且具有实践经验知其甘苦者不能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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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谨严密栗。您所撰写的虽是文学评论，并非考证文章，但是论据确凿，无徵不信，并且在必要时也运用详密的考证方法，如“温庭筠的词集”、“关于梦窗的为人的几点值得论辩的话题”诸节以及考碧山出处等，并且勤力搜采到罕见资料，如日本东京文库之《延祐四明志》、哈佛燕京图书馆之清重刊宋本《嘉泰会稽志》等。此等处正可以看出您的冰雪聪明，无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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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尊著所论，有的是我也曾想到的，但是不能像您阐发得那样精辟透彻，如在古代诗人中最推重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论温韦冯李四家词的异同高下，论静安死因等。这一类可以说是“实获我心”。有的是我未曾想到的，读后深受教益，如论析李义山《燕台》诗，论大晏、梦窗、碧山诸词；至于论述《人间词话》诸义解，我以前也曾模糊地认识到，经过您的科学分析，更觉晶莹明彻。这一类可以说是“使我心折”。（以上所谈，是粗略的，将来作“题记”时，当详加阐发。所论有未当处，或不是处，请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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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嘉莹实在是具有灵光英气的旷世奇才，希望您今后在诗词理论、中国诗评史、诗词史诸方面再多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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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廿七日重游草堂，疏花依旧，人事已非，徘徊庭院，怅惘者久之，口占一绝云：“往事凄迷记，庭花晻蔼间。蓬山如梦里，何日彩云还。”此作另用诗笺写录，附函奉上。您的书札、诗词稿、赠诗等，我都珍藏箧中。时时展读，有如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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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可异者，近数年来，我因视力衰损，意兴阑珊，诗思文心，颇觉枯涩。自从亲接光仪，饫闻清论，研读尊著，吟诵佳章，宛如冬树逢春，顿增生意，文思汩汩，如源头活水之来，此则私心引为庆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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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诗词十余首，录奉吟正。专此，敬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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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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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钺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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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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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的邮票，请剪下寄来，小孙元朗喜欢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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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到1986年，缪先生与叶嘉莹合作撰写《灵谿词说》，用论词绝句与现代论文相结合的新颖形式评论历代的词人词作，该书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他们又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的续编《词学古今谈》，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词学史上还是在他们知音见赏的学术情谊上，都是极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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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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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讨涉及到文学、文化与历史，著作丰富，范围广泛。她写作论词文字的风格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以主观感性为主并带有个人的投影，渐而变得客观知性，并最终结合了以上两种倾向的特点与长处，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论词风格。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借以反思检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这些著述为中国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因为叶嘉莹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所以她在援引西方理论时可以左右逢源，应变随宜，而没有把西方理论当成公式套用到古典诗词的评说解读上来，而那是与当时以及后来很多惟以追求尖新生涩为尚，喜欢套用外来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不同的。叶嘉莹所援借的西方理论都只是作为阐释、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她深知无论多么体大思精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下，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描述和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尤其是其中那些关于“感发生命”的更为内在和基本的质素。坚持传统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是拟不于伦，而崇尚现代主义的人又可能仍嫌她之运用西方理论不够尖新全面。1990年，叶嘉莹写了《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一篇长文，这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她不仅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还联想到中国禅宗在修行证悟中的一些说法，更结合了她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及体验，来综合说明她对纳兰词的看法，文章最后她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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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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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文说》一篇中说自己写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叶嘉莹论词的文字风格各异，融汇古今，但她不只是要追求文辞、章句的优美和工整，而是意在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她在中国的小词之中读出来的，那种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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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严肃的学术研究，总会对现实形成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这是其区别于一般肤浅、鄙俗之作或附庸、粉饰之学的重要指标。叶嘉莹1960年代编撰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包含了她对当时台湾“现代”风潮的关心和忧虑，1970年代撰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也寄寓了她对传统和现代知识人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问题上的深刻反省，在关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讨论中，她还将陶渊明、李后主、贾宝玉、王国维放在一起，检讨了中国旧传统中读书人感情心态的某种缺陷，进而联系不久前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做了深刻的阐发。这些都是她在学术中寄寓的自己对于现实的关怀，她的词学研讨中也处处流露着这种关怀，这可以说是她的词学研讨作为“为人”之学一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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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叶嘉莹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改革开放不久，自由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出版这本书，是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一力坚持，才促成了它的顺利出版的。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词学》（第二辑）刊物在其“新出词籍介绍”一栏里介绍叶嘉莹的这本书时还特别强调：“不过作者所运用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学理论来衡量，恐怕还有某些观点可以商榷。”1980年出版时，叶嘉莹为自己的这本专门论词的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后叙》，她在《后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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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何种机缘，我是选说了一些很容易被一般人认为不够完美的、有缺憾的作者和作品。而另一方面，则我又曾提出了诗歌当以感发生命为主要之质素的说法……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是何种情事……我以为真诚才是一切善德的基础，而虚伪则是一切恶德的根源，这不仅在伦理方面的价值是如此，在文艺方面的价值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了诗歌中发自于真诚纯挚之心灵的感发生命不予重视，而去空谈社会伦理的价值，那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便会造成一种伪善的连锁反应，表面上所倡言的虽然似乎是善，而其实却养成了一种相欺以伪的作风，如果就其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则堕人志气、坏人心术，可以说是莫此为甚。……近来常听人谈到中国这一代年青人因受到过去这些年灾难的影响而产生了信念的危机，当青年人对于一切旧的道德教训和新的革命理想，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候，诗歌中这种感发的质素，对于读者的心灵所可能产生的激励感发的作用，当然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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