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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到台湾不久即遭遇到“白色恐怖”和社会、家庭的多方面的苦难与不幸。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被她后来回忆为“最为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承受一切折磨和痛苦，不肯把悲苦形之于外”，甚至“把自己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不仅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遭遇，而且外表上也仍保持一贯的和愉平静，就是夙所深爱的诗词，其创作中断亦有十数年之久。在阅读上，叶嘉莹也一度耽爱于那些“艰深晦涩和悲苦绝望的作品”。正是在精神、生活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不幸时，叶嘉莹全然未作任何争论与反抗，而是以“含容忍耐”的“妇女之美德”的持守，默然承受。这其间，她少小启蒙中所接受的儒家持守的修养，顾随先生“担荷苦难”的精神都发生了作用。但承受和持守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承受，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并非“弱德”，更难成其为一种“美”，所以另一方面则是在承受持守之中完成自己。那时叶嘉莹深契于王国维《人间词》中的悲观孤绝，但却也看到了他“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种完成不是现实的反抗，而是身处忧苦患难，仍然珍重和葆有天性心灵中一份修美要好的品质；又因为是“完成自己”，所以首要“真诚”，诚于自己灵明的本性，而当这种苦难之中的“完成”成就为一种理想与力量时，自己则可以进入“无待”的境界。叶嘉莹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风格使她的诗词课闻名全台湾，她对诗词的体悟也正是伴随着她的生命成长起来的，她在自己的诗词人生中体验到了莫大的安慰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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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去到北美以后，叶嘉莹对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仍然独力承担，而文化心理上失根的感觉也常常袭来。在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时，她还对伯夷、申生这些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深致敬赏。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叶嘉莹将申生的“弱德”概括为“在自己的承受、忍耐、牺牲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回国以后叶嘉莹奔波各地讲学，正是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课堂上，她兴会淋漓，触绪发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再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同时，她也对顾随先生所说的“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有了真正的体悟：“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小我生命的狭隘无常以后，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无生”、“悲观”看似源于佛教禅悟，但那种在自我的承受牺牲之中所隐含的理想与力量，其实与顾随先生所说的担荷的精神，及叶嘉莹弱德的品格更为接近，它们都在人生的忧苦患难中产生，而且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悲哀变得深刻丰富起来。也是在这种“超越”的体验中，叶嘉莹对《庄子》“逍遥无待”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悟，更加不辞劳苦地为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忙碌着。在晚年所写的作品中，她所要表现的就都是一己对“诗词道路”之坚持的，出于真诚无待而做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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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叶嘉莹走过忧苦患难的，正是一种“弱德”的天性与修养，而她责己待人的态度，还有通过一己诗词道路之选择而体验到的自足无待的境界，使“弱德”成就为了一种美感，叶嘉莹的人生所呈现的就是“弱德之美”。1980年代，叶嘉莹写过一首《朱弦》诗和一首《鹊踏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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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风涛夜夜寒，梦魂常在玉阑干。焦桐留得朱弦在，三拂犹能着意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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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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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是高贵光华却又漂泊无依、迷离惝怳的所在，是姮娥自古居住的地方。她之“孤另”地承受“高寒”、“霜露”，并不出于高自标持的用心，而是天性使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亦如陶渊明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她对于寂寞与苦难有深刻的体认，却并不因此背弃自己修美要好的天性而从流于世俗，只要“焦桐烧未竟”，自己还要“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这种承受与持守中的天性理想，就是一种“弱德”。但在一己“弱德”的持守中，却能够“恍闻天籁声相应”，获得一种自足无待的体验，从而使“弱德”终能成就，而且化生出了一种“弱德之美”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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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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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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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九章 天池若有人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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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叶嘉莹仍然在太平洋的两岸不辞劳苦地往返飞行，她每年9月从温哥华飞往北京，再乘车回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次年3月则再从北京飞返温哥华。十四小时的长途飞行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何况叶嘉莹已经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了。1981年，叶嘉莹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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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五月下旬，自加拿大西岸之温哥华飞赴东岸之哈利法克斯（Halifax）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会后至佩基湾（Peggy’s Cave）观海，有怀乡国，感赋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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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惯飞航作远游，海西头到海东头。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谁遣生涯成旅寄，未甘心事剩槎浮。朅来地角怀乡国，愁对风涛感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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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不过57岁，虽然已经开始利用假期回国教书，但那与她在“谁与安排去住心”、“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1978）的沉吟寻思中所表达的情怀愿望，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她的乡愁也依然浓重。现在时间又过去三十几年之久了，当叶嘉莹再读到这首陈年的旧作，一定会与三十年前的自己有更深的共鸣。“云程寂历常如雁”，叶嘉莹频年的往返飞行常常都是孤身一人，还携带有沉重的书籍资料和随身行李，一切都是她自己独力完成。而她之所以如此坚持其初心和信念，真正能够理解体会的人其实不多，这才是所谓“寂历如雁”更深一层的意思。“尘梦飘摇等似沤”，叶嘉莹内心之中一直有一份追寻，有一份期待，可是她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忧苦和患难，在那似尘如梦的人生之中，她就好像飘摇海上的鸥鸟一样，承受着风吹浪打，而她的追寻期待究竟能否实现和完成，在当时看来还有不小的疑问。“谁遣生涯成旅寄”，命运安排她羁旅台湾，漂泊海外，所谓“一身萍寄，半世艰辛”，而她自己却“未甘心事剩槎浮”，她不甘心自己的年华生命都在羁旅漂泊之中耗散落空了，她要找到一个真正足以寄托停留的所在，可是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2010年3月叶嘉莹还留在南开时，温哥华的友人问起她返加的日期，她那时正在病中，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作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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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答友人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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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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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此时已经86岁，对于人生早已是甘苦遍尝了。温哥华现在是天地闭藏的雪季，还是千红万紫的花时，叶嘉莹自愧不敢问讯，因为她风烛残年的余生所剩下的，真的只是“衰年孤旅”而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她真正认同的是自己北京四合院的老家，那是她成长和生命的根，而这个老家早已不复存在，北京的两个弟弟也都早已过世了，她居住了几十年的温哥华，丈夫也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一个早因车祸逝世，一个远在东部，目前家中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所以她才说“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无论在眼前的天津还是彼岸的温哥华，她都只不过是一个客子而已，既然没有家，就无所谓“归与不归”的问题了。因为这首诗是在病中写的，“剩堪悲”的语气中不免过于低沉感伤，但叶嘉莹迟暮之年的人生体悟和情意怀思却并不止于“衰年孤旅”的悲戚自伤而已，她也同时为自己找到了“向上一路”。近年来随着年岁越来越大，叶嘉莹开始有回国定居的打算，她以为古典诗词与文化传统的根基血脉始终在国内，而承前继起和孕育新生的希望则在今日的青少年以及儿童的身上，这是她选择回国定居的主要原因。天津的气候环境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和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宜居城市温哥华相比，叶嘉莹的这一选择也显然不是从个人养老方面来为自己谋求考虑的。事实上，不仅她心中的故乡是精神意义上的，她梦中的家园也绝不在某个具体的地点。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说：“基本上，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陌生的访客。真正的故乡是由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精神上的故乡，以及遥远思慕之处奇妙糅合而成的综合体。”(1)叶嘉莹魂梦之中的故土家园正是这样一个像陶渊明所说的，足以让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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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迦陵：何惧扶摇九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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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晚年并没有一般老人闲居坐享的清福和快乐，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她都尽量接受各种讲学与活动的邀请。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她又躲进U.B.C.大学亚洲图书馆自己那间窄小的研究室，开始研读和撰写新的论著。她每天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的三明治和水果作为午餐，然后开车前往图书馆，开始一天的研读和写作。等到傍晚黄昏的时候，她才开车回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有强博士利用到U.B.C.大学访问的机会，曾经用摄像机记录下叶嘉莹一天的生活，那种孤寂和清苦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忍受和坚持的。除此以外，还有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一直到晚年，叶嘉莹的肩上还担负着家庭的责任。2007年夏天，她困于家事的愁烦忙碌，几乎一度放弃9月回国的计划，而且她自己也已是84岁的老人了，那几年身体不大好，常常生病，所以内心之中也颇有“来日大难”的忧虑和感慨。这年6月她在温哥华写了两首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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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愁烦以诗自解，口占绝句二首，首章用李义山《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诗韵而反其意；次章用旧作《鹧鸪天》词韵而广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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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流年似水东，莲华凋处孕莲蓬。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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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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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说：“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2)他说自己每天都在风沙之中奔走，所追逐的不过是秋风里的断梗飘蓬，而他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天池辽阔谁相待”，很可能是没有人在等待自己的，即便走到了，也不过是另一处孤独、寒冷、寂寞的所在而已，所以“日日虚乘九万风”，人生只能沉浸在失意落空的悲哀和困顿之中了。叶嘉莹以为像李商隐这样的传统士人的生平和理想，即通过考试、出仕做官来完成自己的这种追求和期待，都是有待于外，有待于人，自己的生命是等待别人来完成的。叶嘉莹小时候也读《四书》和儒家经典，受《论语》的影响尤大，但作为女性，她的理解和体悟集中在返己修身方面，而不在出仕治平方面，她一生所追求的都是一种自我的完成，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人生境界。她说“一任流年似水东”，她的“流年”还不是如一般女性那种“如花美眷，幽闺自怜”式的流年，而是现实的苦难与诗词的相伴所融汇凝聚而成的人生岁月。莲花虽然凋落了，然而“花落莲成”，就在它凋落的地方，孕育生长了莲蓬，莲蓬中结有莲子，未来还有可能开出新一代的莲花。叶嘉莹把希望寄托在后起的青年身上，如果他们的才华和理想果然是可以培养的，“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她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在等待着自己，为了这一份追寻和盼望，她不畏惧任何的困苦与艰难。第二首诗叶嘉莹用了自己2000年所写的《鹧鸪天》词的原韵，但也改变了原词的情意，原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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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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