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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诵风诗动我思，有无黾勉忆当时。蓼辛荼苦都尝遍，阻德为仇信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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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将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无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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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3月结婚算起，叶嘉莹与丈夫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岁月，可她并未曾享受过一般人所羡慕的白头偕老的幸福，现在她自己也已是桑榆暮景，来日无多了，回想起六十年间的往事，还是不免有些遗憾和难过的。当她读到《诗经》上的“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想到当年结婚时赵先生正在失业生病、困穷潦倒之中，她真是抱着“黾勉同心”的愿望和丈夫一起离平南下，渡海迁台的。后来赵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关，蒙受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叶嘉莹也曾遭受牵连，带着吃奶的女儿一度被关押拘询，但她一直想方设法打听丈夫的消息，在人前忍受着猜疑和议论。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叶嘉莹当年在艰难困苦中和后来在羁旅漂泊中为了辛苦持家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同心”的回报，对于这一点，直到现在她也还是觉得很难过的。但她的确没有“求人怜”或者“自怜”，她把自己相思的情意都寄托在了诗词和书卷之中，在承受所有哀愁痛苦的同时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持守，尽了一切应尽的责任。赵先生去世以后，叶嘉莹在写给南开弟子的电邮中回忆了赵先生临终前的情景：“他伸出手来要握手，我就也伸出手来与他相握，希望他走得平安。以前朱彊村曾有一句词说‘身后牛衣怨亦恩’，我现在可以说对此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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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以为人在苦难之中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而如果一个人遭受了苦难，却只知道怨天尤人，自怜憔悴，甚至从此沉沦堕落下去，就白白经受了苦难，那才是更可悲哀的。在历经了人生的种种磨难以后，叶嘉莹对儒家“知命不忧”的修养和《庄子》中所说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有了真切的体会和觉悟。1980年，她曾写过一首《踏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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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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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春，偶于席上遇一女士云能以姓名为人相命，谓我于五行得水为最多，既可如杯水之含敛静止，亦可如江海之汹涌澎湃，戏为此词，聊以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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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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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个人还是时代的苦难，现实还是精神的苦难，叶嘉莹一生都经历了很多，但她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自己在品格与理想方面的持守，没有放弃过自己应尽的一切责任。外表上看起来，叶嘉莹从大学时代的“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到台湾教书时期的羞涩拘谨，再到漂泊海外以至回国教书以后大家对她“共惊疏放异前时”，她的个性也曾有过不小的改变。但叶嘉莹的确有“如杯水之含敛静止”的一面，也有“如江海之汹涌澎湃”的一面，在这一“收”一“放”之间所不改变的，正是她的“寸心如水”。她是一个向内追求的人，所以尽管在局囿压抑之中，也能够持守自己。但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是，她外表个性的这种改变是在历尽了人生的多少忧苦患难以后才逐渐完成的。《庄子》上所描绘的“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姑射神人，还有陶渊明《拟古》诗中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的苍松，都从书中的典故和寓言内化成了叶嘉莹真切的人生体验。大家只看到她一向和愉平静的外表，而不知道她是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走过来的。叶嘉莹是在师生关系中体会到了平生莫大的安慰，1948年顾随先生对她曾有过“分明已见鹏起北”的期许，2007年她自己也写下了“天池若有人相待”的瞩望，在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承前继起中，叶嘉莹是可以“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而不避惧任何的艰辛与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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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缘：莲华凋处孕莲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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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平生与荷花结合有不少的因缘，她出生在阴历六月，也就是“荷月”，父母告诉她那是荷花的生日，还给她取了“荷”作为小名，因此她从小对于荷花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而荷花，也就是莲花，是常常作为佛法妙谛的形象出现的。佛教讲“悲智双修”，叶嘉莹从小与荷花的这一份因缘，或许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慈悲与智慧的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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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很早就对人世之间的生死无常有了认识，后来经历了抗战沦陷，父亲的远隔与母亲的去世，她对人生世象更是有了切身的体验。她天性从小就喜欢追索人生的终极问题，当知识初开，却蓦然发现人世间原来竟有着许多的悲哀和缺憾，叶嘉莹内心之中就引发了不小的困惑，也兴起了一种特有的情思。当时李商隐的一些七言绝句，就常常使她低回不已。比如“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似乎人生对于悲哀和痛苦无所逃遁，只剩下凄然长恨而已。再比如李商隐还有一首与荷花以及佛教有关的诗也深深留存在了叶嘉莹年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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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臻师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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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其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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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以为人生苦海，大家都迷失在过去和未来无止尽的因果之中，懵然不悟。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与苦难，而佛是拯救世人脱离苦海的，所以李商隐问：“何当百亿莲华上，一一莲华见佛身”，什么时候苦海中的众生都能得到度脱和接引，世界上的罪恶与苦难都能得到洗涤与救赎呢？这当然是佛教的说法。而叶嘉莹之所以被打动，除去这首诗用以表现的形象是莲花以外，就是它所描绘的理想。我们的世界果然有这样一个值得盼望的未来吗？叶嘉莹虽然很早就经历了与家人的生离死别，但她并不是一味耽溺沉浸在个人的悲戚痛苦之中，而真能以一身所受，推悯大众之苦，从一己的遭遇中看到了人世之间普遍的共相。因此从少年时代开始，叶嘉莹的个性就是很悲观的，而且是一种极深刻的大悲观，与此同时她的理想和誓愿又是极高远的，超越了个人的祸福与得失。1940年夏天，16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咏莲》的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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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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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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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作为佛法的象征，因此给人一种高洁的宗教的向往，仿佛是从一个彼岸的世界来到尘世之中的。而现实中，莲花又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它生长在淤泥之中，却能够不沾染人世间的一切尘埃与污秽，而保持自己的清洁。周敦颐说它是花中的君子，佛教则以为它象征了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度化与救赎。叶嘉莹小时候家里并没有宗教的信仰，她所受的还是儒家的教育，因此对于佛法是否能普度众生，心中仍有很大的疑问，但她对度化与救赎的宗教问题却由此产生了终生不衰的兴趣。儒家对叶嘉莹的影响仍是最重要的，其实更早在1939年，她还写过另一首咏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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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窗前秋竹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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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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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以为秋风中万物都凋残零落了，只有自己窗前的一丛竹子还青翠如昔，这是于心未忍的。她对万物有一种普遍的关怀，以为人生不止于独善，这正是儒家“君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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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叶嘉莹受到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对佛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顾先生对佛学、禅宗有极深的兴趣和修养，上课常常谈到“自觉、觉人”，“自渡、渡人”的问题。叶嘉莹还读到老师用佛教题材谱写的，人生象喻意味极强的杂剧剧本《垂老禅僧再出家》与《马郎妇坐化金沙滩》。前者让她认识了“入网”才能“出网”，“入世”才能“出世”的修行智慧，后者则使她真正体会到佛法中为了救度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慈悲精神。《马郎妇》第一折开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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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幻波生但微哂，万人海藏身市隐。你道俺恋红尘，那知俺净土西方坐不得莲台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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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先生说，世间一切争名逐利的纷扰，在一个学佛修道的人看来，不过都是“云幻波生”，转瞬即逝。她就藏身在万人如海的凡尘市井之间，俗众们以己见论人，认为世间哪有人不贪恋红尘的，而并不知道她是因为看到人间的罪恶与苦难，堕落与迷失，心生悲悯，才离开了自己的净土莲台，走上了度化与救赎世人的修行之路的。1944年秋，叶嘉莹将自己所写的《摇落》与《晚秋杂诗》共六首七言律诗交给顾先生，老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批改她的这些习作，而是用原韵和了这六首诗。入冬以后，叶嘉莹再叠前韵又写了六首：《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其中第三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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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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