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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弗吉尼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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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8月,年仅23岁的华盛顿成为新生的弗吉尼亚团的指挥官,并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在此后的三年半期间,他招募和训练新兵,将军队变成一支人数过千的精英队伍——既有英国正规军那样整洁而光鲜的仪容,又具备印第安战士特有的灵活和老练。这段时期,按照官方公布的情报,法印战争的主战场向北转移到了五大湖区、新英格兰和加拿大,而弗吉尼亚则沦为侧翼。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形容,华盛顿现在成了“被遗忘的战线上的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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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参与更重要的战略部署,华盛顿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被埋没了。尽管如此,他却得以担任弗吉尼亚团的总司令,他所接受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军事领导训练就是在这段时期获得的。不仅如此,由于这一阶段文献记载开始增加,并且这个年轻人也开始成熟,以前留给我们的剪影现在变成了完整的形象,只是棱角还不是很分明。弗吉尼亚团最后变成了华盛顿个人创造的成果,他在这支队伍中第一次实践了领导权,正是由此开始,他逐步确立了成为一名军官和有志之士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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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后来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那样,华盛顿抱怨说,自始至终他都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给。“我被派驻到寒冷、贫瘠的边疆,”他懊恼地说,“要执行的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凭着一支小得可怜的队伍,却要保护方圆560公里范围之内的居民,提防狡猾而野蛮的敌人发动残酷的袭击。”这里的敌人,指的是俄亥俄领地内占优势地位的印第安部落,主要有肖尼人(Shawnee)和特拉华人(Delaware)。布拉道克的败绩就像给他们发出了掠夺的命令,蓝脊山脉以西的所有英国定居地都受到印第安人的肆意侵扰,主动权、人数上的优势和战术的灵活性都在敌人一边。“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狡猾而凶残的印第安人相匹敌,”华盛顿解释说,“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直到烧杀抢掠的惨剧出现,而且事后再去追赶他们也是枉然。殖民者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每个家庭都感到胆战心惊。”这里没有事先经过精密部署的大战役,有的只是野蛮的小冲突,并且往往以屠杀告终。华盛顿的心里十分清楚,他有责任保护这块天然不设防区域的安全,但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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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失败,华盛顿开始向丁威迪要求与印第安人建立更广泛的同盟。他声称:“只有印第安人才能应付印第安人。”这与其说是阐发了种族主义的信条,不如说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合理估计:在丛林战中,10个印第安人远胜过100个弗吉尼亚战士。他全力支持征募卡罗来纳的卡托巴族(Catawba)和切罗基族(Cherokee)战士,并命令自己的士兵“在印第安人面前说话要小心:他们都懂英语,不要冒犯了他们”。然而尽管华盛顿已经竭尽全力,这一地区印第安人中支持法国人的还是占据绝对多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采取完全防御性的行动,不得不在蓝脊山脉以西修建了大量的要塞和堡垒,并派遣他的弗吉尼亚“蓝衫军”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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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部队之所以被称为“蓝衫军”,是因为他们富有特色的制服,由华盛顿亲自设计而成:“弗吉尼亚团的每一位军官都必须尽快置备一套制服,面料要选择上好的粗布:外套为蓝色,正面和袖口为猩红色,银色饰边;背心为猩红色,并尽可能镶以无花纹的银色缎带;马裤也是蓝色。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顶镶银边的礼帽,以时下流行的尺码为标准。”军官的制服只是外在的表现,它反映了华盛顿的远大目标:将弗吉尼亚团变成一支真正的特种部队——“经过眼下战争的演练,成为北美大陆的第一支劲旅。”他们要比英国正规军行动更敏捷,训练的精度更高,还要掌握印第安式的丛林战术。一年以后,华盛顿相信自己已经训练出了这样一支精英部队。由于长期在弗吉尼亚前线巡逻和打遭遇战,他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任何一支殖民地或英国的部队都无法与之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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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弗吉尼亚团所怀有的自豪感既是出于军事角度的评价,也是个人情感的反映。他曾写信给丁威迪说:“如果有人认为弗吉尼亚团不是正规部队,不应该比其他的地方军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一定加以反驳,并且告诉他,我们只渴望英王陛下让我们像北美大陆上的正规军一样活动。”他早已认识到,在指挥游击战方面,他比任何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擅长。这就使他不由得抱怨,他本人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得到与英国正规军相同的待遇。他对丁威迪说:“我们无法相信,因为我们是北美人,就该被剥夺英国臣民理应享有的利益。”这句话似乎成了某种预言。当然,他的抱怨更多的是私人情绪的反映,而并非要宣扬一种革命思想;换句话说,它不是出自任何与殖民地权利有关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华盛顿本人的失望:他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756年春天,他千里迢迢地赶到波士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部殖民地,为的是请求得到公平的待遇,以及相当于英国军官的军衔。当时的北美代理司令官威廉·雪利(William Shirley)耐心倾听了他的要求,却丝毫没有付诸行动。华盛顿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他把自己和弗吉尼亚团都看得十分重要,也希望其他人的看法和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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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华盛顿还是对军团严加治理,并把注意力放在很多细节上面。他动笔起草了数千条命令,都以“我特此命令你们……”开始,接下来用更简洁明确的语言说明某一特定的任务,与早期的语法习惯相比,如今他的用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进入遭受过大屠杀的定居点,必须先把尸体掩埋后才能离开;修建围栏时,必须将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所有树木和灌木丛都清除(这是他在尼塞西蒂堡学到的教训);队伍中的巡逻骑兵在行动中牺牲时,必须多发28天的津贴给死者家属,用作丧葬费用;在空地上遭到伏击时,要趁敌人装填弹药之际,朝子弹飞来的方向飞奔进树林中。军官们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其中包括要管教好他们的妻子。“我不断听到有人抱怨您的妻子,”他曾通知一名军官,“她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否则的话,我就只能亲自请她离开,并撤销您的职务了。”有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4],华盛顿上校一定已经亲睹圣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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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部队新征的兵源并不算理想。从他保存下来的士兵花名册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新兵是刚到北美不久的新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爱尔兰或苏格兰,也有一些第二代的移民,例如来自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内地的木匠、砖瓦匠和制革工人等。华盛顿细心地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入伍年龄、身高、职业、出生地,还简短地描述了他们的体格特征:“深色的肤色和头发,左侧大腿因受过伤而有点瘸”;“肤色白皙,头发呈淡黄棕色,身体健康”;“面色红润,有细小的痘坑,一头红发”。在社会地位上,他与这些花名册上的士兵有一定的距离;但私底下,他却几乎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而且,虽然他比大部分士兵都年轻,却仍能在他们面前保持一种父亲对待儿子般、既关心又严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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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部队的军纪十分严明。士兵一旦被发现酗酒或嫖妓,就可能遭受多达1000下皮鞭的惩罚;逃兵即使自愿归队,也要被判处绞刑。1757年夏天,逃离部队的人数达到高潮,华盛顿命人搭建了公开处决逃兵的绞架。他向英国军官吹嘘说:“我已经搭起了高达12米的绞架,决定绞死两到三个人,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签署了行刑的命令以后,他并没有因此失眠。甚至有一位临刑者以自己先前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为由向他求饶,他也不为所动。他的心里有明确的底线,一旦跨越就无法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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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把自己纪律严明的部队与很不可靠的民兵放在一起比较,并将后者描述成“那些尊贵的老爷兵”。大部分民兵队伍实际上是由自耕农组成的,在切萨皮克湾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地位要略微高于华盛顿手下的士兵。但他们服役时间短,又具有根深蒂固的独立性。在华盛顿看来,如果要打一场持久战的话,这些人实际上是派不上用场的。他们顶多只是一阵疾风劲雨,而弗吉尼亚团却是铜墙铁壁。华盛顿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情景:一支30人的民兵队伍拒绝为修建某个要塞提供帮助,除非每天能够得到40磅的烟草作为报酬,而该要塞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家人免受袭击的。还有一次,一支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联合的巡逻大队正靠近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指挥部,当时归华盛顿指挥的那些民兵几乎都宣布自己服役期满,要解甲归田!华盛顿经常为自己的弗吉尼亚团被错当成民兵而抱怨。他不相信只依靠利他主义或自发地为公众献身的美德就能应付战时危机。这是他认为必须坚决抛弃的观点,也预示了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对民兵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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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直非常尊重文职官员,他尤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文职官员控制武装力量的原则,后来这一点成了他留给美国人民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然而在指挥弗吉尼亚团期间,他却多次违背这一原则。比如他在军营中曾散播自己反抗丁威迪的传闻,因为他要求增加津贴、增派部队、在选择修建要塞的地点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而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于是,他就私底下与弗吉尼亚上议院发言人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联系,抱怨丁威迪将“弗吉尼亚最富饶的土地”谢南多厄河谷抛弃不顾,使它暴露在印第安人的进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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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明白弗吉尼亚政治运作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总督所拥有的权力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因为议会已经成功地通过立法控制了税收,并把它当作制约总督权力的一个武器。所以华盛顿深知,他实际上需要应付两个权力来源,而选择与罗宾逊沟通,就表明他对弗吉尼亚政治权力的双重性做出了非常现实的反应。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他都在与罗宾逊联络,而没有让丁威迪知晓,这表明他相当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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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57年,他和丁威迪的关系更加恶化。在两人的官方通信中,充斥着针对对方欺骗行为的谴责。华盛顿指责丁威迪在议会中推动散播有关他在战争中表现的谣言,而他自己的作为其实也没什么两样。实际情况却是,丁威迪在威廉斯堡的密室中曾坚定地支持华盛顿,尽管议会批评华盛顿过高估计印第安人的力量。自始至终,华盛顿都表现出一副正直的姿态。他写信给丁威迪说:“没有任何一位担任公职的人能够像我一样,对这个国家的利益表现出更强烈的忠实和热忱。”这番表态中当然有真实的一面,但并不是全部真相,因为还有一些幕后的密谋并不为人所知。初露头角的华盛顿同时展现了自己两方面的性格特征:首先,他很怕听到别人的批评,尤其是当这种批评质疑到他自认为无可指摘的个人动机时;其次,他一边宣布对政治毫无兴趣,一边却能把政治游戏玩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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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华盛顿发现自己还在参与另一场政治游戏,这场游戏采用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在英帝国的权力阶层中也占据更高的地位:那就是关于效忠和庇护的贵族游戏。华盛顿曾经与费尔法克斯家族关系融洽,也曾一度寄希望于与布拉道克配合默契。他的下一位游戏对手则是布拉道克的后继者,英军在北美地区的总司令,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the Earl of Loudoun)。然而这位伯爵只是伦敦派出的又一位时运不济的短命大使: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对北美的实际情况又一无所知,因而注定碰壁。1756年他到达北美,华盛顿立刻用相当恭敬的语气写信给他:“我谨代表弗吉尼亚团的所有军官恭迎阁下安全抵达北美!值此危难之秋,您奉英王之命护佑我们,对国王陛下的英明神武和慈父般的仁爱,殖民地唯有感恩戴德。”在这封信的末尾,他特别提到弗吉尼亚团:“因为它以特殊的方式体现了陛下对殖民地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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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登伯爵代表的是享有特权的、体面的贵族文化,这深深吸引着年轻的华盛顿。而另一方面,在弗吉尼亚团中,官兵按照表现获得升迁,因此华盛顿经常需要阻止费尔法克斯设法安插他那些不能胜任的朋友的努力。然而在英国,家族的血统和纹章依然发挥着绝对重大的影响,很多情况下,在弗吉尼亚也是如此。劳登是个几乎连阿勒格尼山和阿尔卑斯山都分不清的人,但效忠王室的想法和家族的幸运结合在一起,使他掌控着英国的北美政策,从而能够决定弗吉尼亚团及其指挥官的命运。华盛顿坚持不懈地试图引起他的注意,希望以此获取正式任命,因而不惜用恭敬得近乎可笑的方式写信恳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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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尚未有幸让阁下认识我,但由于阁下在旧世界为国王陛下做出了重大贡献,您的名字对我如雷贯耳——希望您不要以为我是在奉承您。我对阁下的高贵品格十分敬佩,对您的尊贵地位也十分景仰;但这两点并不重要(虽然我认为它们是合情合理的)。我天性诚实,并不觉得这么说有任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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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登不仅没有听取华盛顿的请求,甚至还决定暂时解散弗吉尼亚团——以便派出一批军队去南卡罗来纳作战。尽管如此,华盛顿仍然坚持不懈地对他施加影响,并将自己修建的某个要塞命名为劳登。但不久劳登即在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的战争中失利,被伦敦召回并由其他人代替。劳登要塞也因而变成了一个长存的笑柄。可以肯定地说,华盛顿十分了解贵族游戏的规则,而且非常注重按理出牌,希望以此推进自己的事业;但作为相对淳朴的北美人,他又不太精通溜须拍马的整套话语,结果往往摆脱不了出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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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时的华盛顿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比上级更为优秀,正如他把弗吉尼亚团看作北美最棒的军队一样。他和他的“蓝衫军”吃了很多苦头才学会如何在北美特定的环境中作战,并深知取胜要付出的代价。归根到底,战略关键仍是夺取法国人对俄亥俄河流交汇处的控制权。但假如英国人再发动一场布拉道克式的战役,结局肯定又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华盛顿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发动一场成功夺取迪凯纳堡的战役,因此对英国军官提出的各种方案都不以为然。1758年3月,他在收到一个类似的方案后,曾对一位上司说,该计划是很“荒唐”的,它是一个“一时兴起的浪漫想法,在理论上可能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肯定一败涂地”。最后他用讽刺的口吻说,也许制订该方案的战术天才“已经考虑到事先给士兵插上翅膀,方便他们飞跃辽阔的崇山峻岭,不然他们要从哪里进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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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英国人正在酝酿一个大规模行动,将弗吉尼亚的战线向内地推进,这一计划将使俄亥俄领地再次成为英国人战略部署的核心地区。1758年4月,华盛顿听说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将军奉命夺取迪凯纳堡,这是一位已在英军中服役30年之久的苏格兰人,他所带领的部队与三年前布拉道克的部队相比,人数是后者的两倍以上。华盛顿闻讯立刻写信给与他在莫农格希拉大战中出生入死的战友托马斯·盖奇,要求把自己介绍给福布斯认识。这次他没有用像给劳登写的信那样过分谄媚的语气,而是暗示这种结识对双方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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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请求回报的资格,而是恰恰相反。我完全不指望自己能够在前线上受到倚重(而且我很庆幸,自己得以排除那些个人的动机,更好地服务于这场战役)。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在数量众多的本土军官之中稍稍脱颖而出,因为这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虑到我的服役时间比北美任何一位本土军官都要长,这样的请求是十分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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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和他那位特别能干的副指挥亨利·布凯(Henry Bouquet)对华盛顿的建议做出了正面回应,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请求十分恳切,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整个远征计划似乎还笼罩着布拉道克大惨败的阴影,急需避免重蹈覆辙。首先,福布斯和布凯同意雇佣一支由切罗基人组成的强大斥候分队,华盛顿坚持认为他们是“唯一适合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印第安人一较高下的部队”。其次,他们接受了弗吉尼亚团巡逻骑兵的制服,而没有采用英国军队传统的红色制服。福布斯将前者称为“印第安式军装”,并声称“我们必须向敌对的印第安人或任何在此实地作战过的人学习战争的艺术”。这实际上就表明,福布斯承认弗吉尼亚团精于北美本土作战,而相比之下,英国正规军则沦为外行。再次,福布斯和布凯同意采用华盛顿总结的丛林战术训练他们的精锐部队。一旦遭遇伏击,部队应该“立刻撤入树林,散开成战斗队形”。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兵分两路冲进树林,从左右两侧包围敌人,而印第安人组成的侦察队则迂回到后方,对敌人形成围攻。最后,弗吉尼亚团应该被编入先头部队,用华盛顿的话来说,“长期的野外侦察使我们的战士对丛林地形十分了解,他们比其他人都更熟悉各种关口和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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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请求几乎全得到了满足,只有一个例外,但正是这个例外在他和福布斯之间种下了嫌隙,导致他最终将内心深藏的对英军上级的藐视表现了出来,几乎演变成公然抗命。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进攻迪凯纳堡的最佳路线。华盛顿认为,远征军应该沿着布拉道克的老路穿过弗吉尼亚北部和马里兰南部,然后向西北跨越宾夕法尼亚,来到俄亥俄河的交汇处。“布拉道克路线”在华盛顿看来是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这是一条已经开辟完成的道路。而且,它受到所有弗吉尼亚人的偏爱,因为这条路线将俄亥俄领地的繁荣区域与弗吉尼亚联系在一起。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华盛顿认为,布拉道克路线与印第安人最早开辟的路线相同,这说明最了解这片地区的人也认为它是最适合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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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福布斯的主力部队驻扎在宾夕法尼亚的卡莱尔(Carlisle),并且英军技师也建议开辟一条直接穿越该殖民地的新道路,这样行程就会比布拉道克路线缩短50公里左右,也不需要先向南绕到谢南多厄河谷了。(这条道路十分接近目前宾夕法尼亚州的收费公路。)华盛顿要求与布凯会面,以提出他对这一决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一定是宾夕法尼亚人企图让他们的殖民地成为进入北美内地的永久通道,所以极力动用他们的影响,提出了这个决议。布凯同意接见华盛顿,但前提是,不管决议如何,华盛顿都必须将它作为最终结果接受下来。他写道:“我希望能欣慰地看到,您没有受任何偏见的影响,心甘情愿听从理性的指导作出判断。”布凯听取了华盛顿对布拉道克路线的介绍,认为它很有道理,并且是“以一名绅士兼军人的身份开诚布公地提出的”。四天后,布凯答复华盛顿说,福布斯并不接受这一建议:“尽管如此,我毫不怀疑您将带着您特有的热忱,与我们一起执行原有的方案……翻越阿勒格尼山脉到达迪凯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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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凯大错特错了,华盛顿闻讯立刻写信给刚刚接替丁威迪成为弗吉尼亚总督的弗朗西斯·福基尔(Francis Fauquier),声明自己坚决反对宾夕法尼亚路线,并“用人格担保”整个战役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他还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口吻写信给议会发言人罗宾逊,将福布斯的决定描述成一桩肮脏的交易,声称他们只是为了让宾夕法尼亚取代弗吉尼亚成为北美西部门户的当之无愧的角色;他将福布斯称作与宾夕法尼亚人合谋的“邪恶小人”,并威胁说要去伦敦告发他,令他名誉扫地。1758年秋天,当福布斯的军队披荆斩棘地翻越阿勒格尼山时,华盛顿仍在不断发表批评意见:福布斯和布凯都是无能的白痴;由于必须开辟新道路,行军速度慢了下来,最后肯定会因为大雪的降临而被迫在山上开战,根本到达不了迪凯纳堡;当全世界都目睹布拉道克的惨剧重演时,所有人才会意识到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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