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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杰斐逊还是其他任何一位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都不可能写出上面的句子，因为它们表明一个人对自己的经济利益过分斤斤计较，而作为一名得体的绅士，在这方面至少不应该表现得过于直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杰斐逊和多数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死后都负债累累，而华盛顿终其一生都十分富有。）从这类证据中获得的华盛顿形象与皮尔笔下安详、冷漠的弗吉尼亚乡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似乎脱去了旧军装，换上骑马服，驰骋在庄园里，猎狗和骏马在他身边互相追逐。他不是一个“天生的领主”，而是一个刚发迹的新贵。在通过结婚获得大笔财产之前，他早已习惯了混乱的（更准确地说，是充满枪林弹雨的）生活，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这并不是说明他没有安全感，恰恰相反，他所享有的安全感带有很强的防御性，他要将任何威胁生存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他总是将一丝不苟的要求强加给自己的监工，甚至猎犬，并总是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失望。最后，他又总是把任何不符合自己标准的结果看作针对他的冒犯，总以为这是某种企图夺走他正当利益的阴谋。那些不得不与他做生意的伦敦商人真是令人同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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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帝国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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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伦敦的代理商是罗伯特·卡里（Robert Carly）——伦敦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商号卡里公司的负责人。卡里公司是继承自卡斯蒂斯家的又一份遗产，因为它曾经负责处理玛莎的前夫以及玛莎本人在短暂孀居期间的业务。华盛顿最初写给卡里的那些信件奠定了他们交往的基调，以及后来关系的发展方向。他抱怨第一批烟草的价格不合理，还抱怨运费、保险、装卸费、卡里本人收取的佣金等诸多不满之处。所有的一切都与华盛顿的期望大不相同，他甚至从一开始就威胁说要更换合作伙伴。“我可以坦率告诉您，”他警告说，“基于职责所在和切身利益，我只能与那些向我证明自己能力非凡的人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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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所说的“职责所在”不单是指对玛莎、杰基和帕齐的家长之责，他还有责任照顾好卡斯蒂斯家的产业，即三个总面积为73平方公里的种植园，它们分布在弗吉尼亚泰德沃特（Tidewater）地区的约克河一带，有200多名（后来增加到300多名）奴隶在那里辛勤劳作。与玛莎的结合使这批“嫁妆种植园”的三分之一归他合法所有，而作为玛莎子女合法监护人的身份又使他获得了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营权。芒特弗农庄园虽然是华盛顿晋升种植园主精英阶层的鲜明标志，但卡斯蒂斯在泰德沃特地区的种植园则是他收入的重要来源，它们几乎全部用来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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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每年巨大的烟草生产量使华盛顿成为卡里公司的大主顾。小规模的农场主，以及18世纪中期以前弗吉尼亚大部分的种植园主，都将烟草卖给北美本土的消费者，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消费品也从当地市场购买获得。而那些位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拥有最大规模地产的种植园主，则会选择委托制度，将农作物的销售委托给英国的商号来处理。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办法能够保证农作物以最高的价格销售出去。然而委托制度最大的好处却在于，委托人可以从伦敦的商店和零售商那里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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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正酝酿着一场消费革命，像韦奇伍德瓷器[2]一类的最新商品也开始面向逐步兴起的中产阶级市场生产。通过将烟草作物交给罗伯特·卡里代理，华盛顿俨然成为弗吉尼亚精英阶层中的上层，他可以穿戴最新式的英国时装，即使身处北美这样一个外省社会，也依然能像英帝国中心（伦敦）的有教养阶层那样消费。华盛顿写给卡里的一封信正好体现了这种委托制的好处所在：“如果您能够请谢尔比夫人（Mrs. Shelby）寄一套时髦的夏季斗篷和帽子、一件黑色丝绸的围裙……以及一对法式耳环和一条项链过来，华盛顿夫人将会十分感动……我也想请您寄一打半刻有我的纹章的汤盘（锡铅合金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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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说明芒特弗农庄园穷奢极侈的开销情况的，是18世纪60年代华盛顿装修和布置房间时通过卡里公司打包、装箱和运输的货品清单。成批的必需品和华丽的装饰品源源不断地运抵庄园：成打的、用于盛放餐后甜点的玻璃器皿，一个猪皮的狩猎马鞍，一个定制的、装有16个玻璃瓶的桃花心木箱子，一个重达56公斤的奶酪，一套象牙柄的标准纯银刀叉，一顶绸缎无边女帽，一套盛放奶油蛋羹的杯具，一包鼻烟，一顶毡帽，一些雕版印刷的信纸，好几套20个一组的酒杯，一些有关英国乡村狩猎的书籍，甚至还有6瓶配有海绵刷的格里诺酊剂，用于清洗华盛顿那出了名的坏牙。平均一年之中，他从卡里公司那里订购了300多英镑的商品，这还不包括他在购买新奴隶和附近土地方面的开销。我们无法把这笔数目精确地换算成现在的美元数额，但根据大约的估计，在18世纪60年代的前5年中，他花了大概两三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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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似乎正在将继承自卡斯蒂斯家的所有财产慢慢挥霍掉。1763年，他拒绝了一位昔日战友的借款请求，理由是“在我还未明白过来之前，芒特弗农庄园的开销就把我从婚姻中得到的财产（甚至还要更多）都吞没了”。而第二年，当卡里通知他账户上的欠款已经有1800多英镑、在此基础上每年还要增加5%的利息时，他着实被吓坏了。现在，他陷入了曾让众多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失足的陷阱之中，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受害者之一，后者曾将长期负债的情况描述成“父子相承好几代的遗传病；种植园主成为依附于伦敦某家商号的财产”。在杰斐逊看来，一旦跨过了某个负债的界限，种植园主就几乎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富有了：“如果一个农场主开始负债，除了出售农场，他就不可能再还清债务了。”负债意味着迈出了破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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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卡里传来的可怖消息的最初反应，是农场主通常都可能发出的哀叹：抱怨时运不济、天气太差。接着，他开始询问卡里有关烟草市场的情况。他明白，市场肯定是不断波动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每一次市场波动总是使他的收益受损呢？为什么烟草价格总是不断下跌，而向卡里支付的运费却节节攀升呢？从一开始，他就在抱怨进口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亚麻布用了几个月就破了，钉子很容易敲断，鞋子穿了几次就脱线，衣服从来都没有合身过——而现在，他开始指责卡里有意将劣质的商品卖给他，而且将价格抬高了20%，以为他只是一个北美殖民地人，以为他弄不清楚产品质量和价格上的差异。他还指责卡里及其同行没有将风格时髦的商品卖给他，而代之以过时的货色，“只有我们的老祖宗在他们那个时代才会用得上”。一句话，运送到他手里的货品都是劣等的，因为卡里将他看作一个劣等人、外省的乡巴佬、容易糊弄的对象，或者一个无知而乏味的弗吉尼亚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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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越是这么想，就越认为不管他多么勤勉地经营，不管老天多么风调雨顺，不管烟草市场如何波动，都无法使他摆脱债务，因为商业制度本身就设计好了让他沦为卡里之流的依附者。当华盛顿提到“英帝国”这一抽象的概念时，他不是从政治角度思考的，也并没有联想到汉诺威王室和议会的成员，他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所看到的英帝国的嘴脸是罗伯特·卡里的，后者是他无法信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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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他所面临的困境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至少就罗伯特·卡里而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一个诚实的商人，他向弗吉尼亚的客户提供了相当公平的烟草市场价格，对他们购买的商品收取了合理的费用，并没有额外敲诈的举动。而且，研究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历史学家已经找到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烟草种植一直以来都存在诸多困难。从殖民地开始建立时起，就有人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建立在烟草基础上的经济是否可靠？要知道这种植物非常容易导致土壤肥力的下降。更晚些时候，经济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欧洲烟草市场的反常变化——西班牙生产的廉价烟草导致了烟草价格的下跌。而最近，社会史学家则开始注意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显然是在毫无节制地模仿英国乡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标准，而根本不顾自己的账户是否早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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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委托制度也确实将华盛顿的经济命运交到了卡里的手中，使后者完全控制了华盛顿的烟草收入、他收到的商品质量和价格，以及他的账户，甚至包括杰基和帕齐从卡斯蒂斯家族继承的独立账户的收支情况。天气变化、商品变质、市场波动、船运事故等等，所有的风险都变成了由华盛顿一方来承担，而每一次增加的利润却由卡里独占。从卡里公司发到芒特弗农庄园的每一张发票，都说明了华盛顿对这位遥不可及，却又完全控制他生活的人的依附关系。对华盛顿而言，假如核心的经济问题是烟草，那么核心的心理问题则是控制，而控制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情感活动，一旦自我控制受到威胁，他内心的警钟就会长鸣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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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于巧合的是，1765年秋天，当华盛顿得知了卡里带给他的坏消息，并为此感到苦恼不堪时，英国政府却正计划在弗吉尼亚推行引发众怒的《印花税法》（Stamp Act）。英国议会颁布的这一临时性法令，是对殖民地征收直接税的首次尝试，旨在为管理日益扩大的帝国筹集资金。这项法令在弗吉尼亚和所有的北美殖民地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华盛顿在这场争论中并非积极的参与者，但他强烈支持反对方。“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强加的《印花税法》激起了殖民地有识之士的广泛讨论，”他指出，“人们认为违宪的征税方式可悲地侵害了他们的自由，并大声宣布反对这种侵害。”然而，当《印花税法》的大部分反对者，也就是被华盛顿称为“有识之士”的那些人着眼于宪法方面的讨论时，华盛顿的反应却更直接地体现在他对卡里公司的个人经验中。他认为，像《印花税法》这类“判断错误的办法”将会减少殖民地对英国进口货的依赖：“我们的人民已经睁开双眼，察觉到很多从英国换回的奢侈品完全可以摒弃不用，而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可以由我们自己制造。”当时很多其他人从立法的角度讨论征税和代表权的问题，而华盛顿因为受限于他跟英帝国打交道的个人经验，其考虑也就本能地集中在更直接的经济独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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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也决定采用直接的、私人的行动来摆脱卡里公司，获得独立。从1766年开始，芒特弗农庄园不再将烟草作为经济作物种植，华盛顿成为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中首先做出改变的贵族之一。从今往后，他将改种小麦，建立自己的磨坊，将小麦磨成面粉，并将面粉卖到亚历山德里亚和诺福克。这还不够，他还自己造了纵帆船——更确切地说，是让奴隶们为他制造——用来捕捉大西洋鲱鱼和波托马克河中的北美西鲱，销往当地或加勒比海的市场。后来他还买下了一条船，将它命名为“农场主”，用以把面粉、鱼和玉米运送到诸如里斯本等遥远市场去。接着，他在芒特弗农庄园引进了纺纱织布的全套设备，奴隶们穿着的亚麻和羊毛制品都可以由这些设备自行制造出来。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烟草的种植，该作物一直还是卡斯蒂斯种植园中的主要作物。他也没有与卡里公司彻底断绝关系，直到1774年，该公司还每年都向华盛顿提供订货，只是数量都很少。尽管对伦敦的依附关系迟迟并未摆脱，但华盛顿在1765年以后的行动已明确表明，他决定与吞噬了无数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债务进行搏斗，坚决摆脱罗伯特·卡里的魔爪。可见，当时他已经从个人的角度对英帝国的奴役做出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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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面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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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特弗农庄园的第一次翻新于1759年完成，现在，大门从宅邸的东侧改到了西侧。这种改动自然有建筑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能看到更漂亮的风景，但从象征意义上看，将门的朝向从东侧改到西侧，正好表达了华盛顿的一个信念。这就是说，未来存在于他年轻时曾探索和战斗过的、荒凉而丛林密布的俄亥俄领地。毕竟，控制广大的北美内陆地区曾是法印战争的首要成果，至少华盛顿是这么理解的。当他的一位狩猎同伴约翰·波西（John Posey）抱怨自己的种植园深受债务困扰的可怜状况时，华盛顿劝他放弃东部人的偏见，确立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您的面前有一片广阔的土地，”他解释道，“内陆地区将开放的前景展现在冒险家眼前……在那里，只要少许资本，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就有可能为他自己和子孙后代在莫农格希拉河边的新殖民地建立起贵族的基业。”即使拥有退居在大陆东岸的芒特弗农庄园，华盛顿还是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梦想和筹划西部的处女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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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华盛顿从后门向外眺望波托马克河流经芒特弗农的宏伟景象时，他的西部之梦就获得了更多灵感。对于学过美国地理的当代学生而言，也许这听起来很荒唐。但18世纪的北美人都犯有“波托马克热”，弗吉尼亚人尤其中毒最深，华盛顿也不例外，他深信这条流经其宅邸的河流是到达北美内地最直接的水路。这一错觉可能出自于一个长期存在的说法，即认为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地区的西部边界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甚至抵达太平洋。这样，人们就习惯性地将弗吉尼亚看作通往西部的门户。华盛顿对这一错误的观念深信不疑——杰斐逊也是如此，因此从1762年开始，他参与和领导了一系列沿波托马克河主流进行的探险活动。关于波托马克河的神话伴随了华盛顿一生。（甚至1790年华盛顿决定将首都定在波托马克，也是这个神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千辛万苦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实际结果——通往内地的天然河道并不存在，而人工河道，即后来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也是位于纽约的，它们只是说明了华盛顿在观念上是向往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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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华盛顿也曾将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南部的一块未耕地上。这片地质异常的土地有一个很不吉利的名字——“阴暗沼泽”，是由路易斯安那河的某条流经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支流冲刷而成的。他加入了由十个人组成的某个投资团体，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弗吉尼亚议会上院或下院的代表。这些人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买下了160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并决定将地里的水排干进行开发。每个投资者还同意各提供5个奴隶进行排水和挖掘工作。华盛顿这笔投资与在波托马克河方面一样没有什么收益，但直到1795年前，他都一直保有16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比于华盛顿对西部土地的长期觊觎，阴暗沼泽公司的故事也许只是个例，但它却暴露出华盛顿对任何类型土地的占有欲，及其动用威廉斯堡的政治关系达到个人目的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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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大的诱惑仍然是在山的另一边。华盛顿曾几次发起过在俄亥俄领地获取土地的努力，它们与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活动交替进行，而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边界争端引发的权限问题，各印第安部落间互相重叠的所有权主张，以及英国政府变化不定的政策，等等，又更增加了局面的混乱。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关于俄亥俄领地未来的归属：华盛顿深信它应该属于殖民者，英国政府认为应该禁止将它开放给殖民者，而印第安人则相信它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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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英王乔治三世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自五大湖区至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土地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不允许英国的北美移民定居。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将这一公告视为荒唐透顶的玩笑。“对这个公告，我无法从任何其他角度去理解，”他表示，“而只能将它当成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他把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也看成一系列的控股公司，深信翻越阿勒格尼山脉而来的白人定居者大潮注定会将他们取而代之。在他看来，这种发展变化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只不过是显然不可避免的趋势罢了。印第安人肯定会反抗，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当的，毕竟，他们控制这片地区已达数个世纪之久。但他们注定会失败，并非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势单力薄——即使不是现在，也是早晚之事。（后来当上总统以后，华盛顿曾尝试维持印第安部落对保留地的控制，也是在人口数据的现实状况基础上做出的道德努力。）伦敦的战略家们要是试图挑战这种天定命运，就说明他们不是愚蠢到竟然不明白法印战争赢得的真正战果是什么，就是抱着险恶的用心，阴谋将北美内地的土地留给自己，而将殖民地人民限制在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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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最慷慨的一次西部投资是加入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这次投资发生在1763年，正是乔治三世发布公告的那一年。50名投资者希望获得俄亥俄河两岸10117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权。1765年，公司雇用了一位伦敦代理人向英国枢密院和议会游说他们的计划：在俄亥俄领域建立一个封建王国，让那些土地开拓者成为农奴，拥有者成为领主。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宣称如果批准它就会违反最近与易洛魁人和切罗基人签订的协议。但没过几年，也就是在1770年，英国政府却将同样大小的土地批给了一伙英国投资者，支持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建立一个称为万达利亚（Vandalia）的新殖民地。1772年，华盛顿承认投资以失败告终，并认为这一经历完全证明了英政府“对北美人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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