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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面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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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特弗农庄园的第一次翻新于1759年完成，现在，大门从宅邸的东侧改到了西侧。这种改动自然有建筑方面的考虑，也是为了能看到更漂亮的风景，但从象征意义上看，将门的朝向从东侧改到西侧，正好表达了华盛顿的一个信念。这就是说，未来存在于他年轻时曾探索和战斗过的、荒凉而丛林密布的俄亥俄领地。毕竟，控制广大的北美内陆地区曾是法印战争的首要成果，至少华盛顿是这么理解的。当他的一位狩猎同伴约翰·波西（John Posey）抱怨自己的种植园深受债务困扰的可怜状况时，华盛顿劝他放弃东部人的偏见，确立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您的面前有一片广阔的土地，”他解释道，“内陆地区将开放的前景展现在冒险家眼前……在那里，只要少许资本，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就有可能为他自己和子孙后代在莫农格希拉河边的新殖民地建立起贵族的基业。”即使拥有退居在大陆东岸的芒特弗农庄园，华盛顿还是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梦想和筹划西部的处女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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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华盛顿从后门向外眺望波托马克河流经芒特弗农的宏伟景象时，他的西部之梦就获得了更多灵感。对于学过美国地理的当代学生而言，也许这听起来很荒唐。但18世纪的北美人都犯有“波托马克热”，弗吉尼亚人尤其中毒最深，华盛顿也不例外，他深信这条流经其宅邸的河流是到达北美内地最直接的水路。这一错觉可能出自于一个长期存在的说法，即认为英国在北美弗吉尼亚地区的西部边界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甚至抵达太平洋。这样，人们就习惯性地将弗吉尼亚看作通往西部的门户。华盛顿对这一错误的观念深信不疑——杰斐逊也是如此，因此从1762年开始，他参与和领导了一系列沿波托马克河主流进行的探险活动。关于波托马克河的神话伴随了华盛顿一生。（甚至1790年华盛顿决定将首都定在波托马克，也是这个神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千辛万苦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实际结果——通往内地的天然河道并不存在，而人工河道，即后来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也是位于纽约的，它们只是说明了华盛顿在观念上是向往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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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华盛顿也曾将注意力暂时转移到南部的一块未耕地上。这片地质异常的土地有一个很不吉利的名字——“阴暗沼泽”，是由路易斯安那河的某条流经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支流冲刷而成的。他加入了由十个人组成的某个投资团体，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弗吉尼亚议会上院或下院的代表。这些人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买下了160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并决定将地里的水排干进行开发。每个投资者还同意各提供5个奴隶进行排水和挖掘工作。华盛顿这笔投资与在波托马克河方面一样没有什么收益，但直到1795年前，他都一直保有16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比于华盛顿对西部土地的长期觊觎，阴暗沼泽公司的故事也许只是个例，但它却暴露出华盛顿对任何类型土地的占有欲，及其动用威廉斯堡的政治关系达到个人目的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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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大的诱惑仍然是在山的另一边。华盛顿曾几次发起过在俄亥俄领地获取土地的努力，它们与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活动交替进行，而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边界争端引发的权限问题，各印第安部落间互相重叠的所有权主张，以及英国政府变化不定的政策，等等，又更增加了局面的混乱。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关于俄亥俄领地未来的归属：华盛顿深信它应该属于殖民者，英国政府认为应该禁止将它开放给殖民者，而印第安人则相信它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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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英王乔治三世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自五大湖区至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至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土地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不允许英国的北美移民定居。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将这一公告视为荒唐透顶的玩笑。“对这个公告，我无法从任何其他角度去理解，”他表示，“而只能将它当成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他把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也看成一系列的控股公司，深信翻越阿勒格尼山脉而来的白人定居者大潮注定会将他们取而代之。在他看来，这种发展变化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只不过是显然不可避免的趋势罢了。印第安人肯定会反抗，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正当的，毕竟，他们控制这片地区已达数个世纪之久。但他们注定会失败，并非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势单力薄——即使不是现在，也是早晚之事。（后来当上总统以后，华盛顿曾尝试维持印第安部落对保留地的控制，也是在人口数据的现实状况基础上做出的道德努力。）伦敦的战略家们要是试图挑战这种天定命运，就说明他们不是愚蠢到竟然不明白法印战争赢得的真正战果是什么，就是抱着险恶的用心，阴谋将北美内地的土地留给自己，而将殖民地人民限制在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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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最慷慨的一次西部投资是加入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这次投资发生在1763年，正是乔治三世发布公告的那一年。50名投资者希望获得俄亥俄河两岸10117平方公里土地的所有权。1765年，公司雇用了一位伦敦代理人向英国枢密院和议会游说他们的计划：在俄亥俄领域建立一个封建王国，让那些土地开拓者成为农奴，拥有者成为领主。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宣称如果批准它就会违反最近与易洛魁人和切罗基人签订的协议。但没过几年，也就是在1770年，英国政府却将同样大小的土地批给了一伙英国投资者，支持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建立一个称为万达利亚（Vandalia）的新殖民地。1772年，华盛顿承认投资以失败告终，并认为这一经历完全证明了英政府“对北美人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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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西部开拓中所取得的唯一成果，实际上是历时13年的复杂谈判和多方努力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作为法印战争老兵的身份。1754年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总督丁威迪曾签署一项公告，宣布将俄亥俄河东岸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奖励”给应征的战士。而1763年的公告也包括了一项用词含糊的规定：退伍军官每人可获得2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些土地的位置从未明确下来）。根据这两则公告，华盛顿坚持不懈地申诉他的要求。他将弗吉尼亚团的老兵们组织起来，向威廉斯堡提出抗议，要求将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Great Kanawha Rivers）沿岸如今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俄亥俄州东南部和西弗吉尼亚的西北部的土地分给他们。1770年秋，他亲自带领了一支探险队去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流域考察，第二年又派出了弗吉尼亚团的另一位老兵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完成剩下的考察任务。他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德国输送移民进来，作为契约奴在他的土地上耕作，以阻止其他的侵入者，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该计划。这个想法失败以后，他又购买了10个白人契约奴，其中4个是巴尔的摩监狱的犯人，并让他们居住在他位于大卡诺瓦河边的土地上。他宣称占有的土地都是一些低洼地，总面积约8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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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西部土地，有过两种酸溜溜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来自几位退伍军人，他们相信华盛顿所拥有的土地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也就是说，他将河流沿岸最肥沃的土地留给了自己，而将不太值钱的土地留给了其他人。华盛顿坦陈这种指责不无道理，后来承认说自己动了“国家的奶酪”。然而，当一位愤愤不平的老兵因此当面指责他时，他却暴跳如雷：“因为我不喜欢受到这样的待遇，也不愿意听到类似的话……我不愿再见到像您这样忘恩负义、卑劣下流的人。”在华盛顿看来，他是团的上级军官，在争取土地的过程中几乎起到了一把手的作用，他只不过得到了应得的部分。每一个对他在个人私利方面的正直性有所怀疑的人都会让他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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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则来自于华盛顿本人。随着弗吉尼亚总督和伦敦大臣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替，英国对北美内地的政策也迟迟未决。关键的事件当然是1763年的公告，它以某种形式宣告了华盛顿拥有的所有西部土地都是无效和非法的，他为此耗费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付之东流，因为伦敦方面已经宣布禁止殖民地人进入整个俄亥俄领地。华盛顿当然将英国人的这项政策视为极端荒谬，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得以推行。英王可以把他的任何想法都当作命令下达，但实际情况却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殖民地人翻越阿勒格尼山脉，各自宣布占有某块土地。换句话说，对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不是依据殖民地或英国政府的任何立法规定，而是依据占领和耕种土地的实际行动。“除了获得肥沃土地的愿望以外，还有什么能促使人们去开发无人居住的荒野呢？”华盛顿反问道，“会有人愿意浪费时间、抛弃财产、不顾死活地去寻求土地，结果只是为了无论好坏都与后来人分享吗？显然不是！”华盛顿相信，北美的半个大陆正吸引着殖民地人展开一场开发土地的竞赛。如果他遵守英国人的规定，否认存在这样一场竞赛，则其他无视规定的人照样会占领那些土地。华盛顿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他认为英国人的限制完全是多此一举，同时以一种无可阻挡的方式继续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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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传记作家将攫取土地的这段经历看作华盛顿个性的反常插曲，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华盛顿后来克己为公的形象相违背，也与当代人对北美原住民怀有的内疚情感相抵触。然而事实上，华盛顿追求土地的渴望就像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一样，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中是相当典型的。他只是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加孜孜以求而已。而他对印第安人最终命运的现实评价，只不过表明他对感伤主义和各种理想主义道德标签的本能厌恶。这种务实的本能虽然让后人感到失望，但也在以后的历史环境中赢得了同样广泛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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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更加生动、更不涉及价值判断的要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华盛顿性格的不同方面。第一，他依然坚持着年轻时代的信念，认为北美未来的进程、命运和决定性的发展都在西部地区，在这块广袤无垠、尚未开发、无人能预测其潜力的大陆。因此，人们值得为它而战。第二，虽然长期以来，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被视为与英帝国的利益相一致，但在上述关键性的问题上，双方却是对立的。对宪法的精细解释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现实情况是：殖民地需要扩张和发展，英国政府则决意要阻止这种扩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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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也有其个人的原因。1774年，他听说北美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勒伯爵（Earl Hillsborough）下令，原本根据1763年公告应该向法印战争老兵授予的土地，如今只有英国正规军才有资格获得。华盛顿听到这则消息以后嗤之以鼻：“我认为一名外省军官的贡献与一名正规军毫无二致，”他说，“只有不公正的待遇才会令他们的效忠大打折扣。”既然希尔斯伯勒的决定用华盛顿的话说“是邪恶、荒唐和错误的”，他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服从。至少就北美西部而言，他已经做出了个人意义上的“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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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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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希望找到早期北美人中独立观念的细微表现，他们也许会注意到华盛顿早在1765年就对《印花税法》——它明确否定了议会不经殖民地人赞同而征税的权威——做出的预见。然而，这种对史料的选择性阅读却歪曲了更大范围的真实情况：因为在早期阶段，华盛顿和其他任何殖民地人都没有严肃考虑过脱离英帝国而独立。华盛顿声称他相信英政府会醒悟过来，部分原因是类似罗伯特·卡里等商人肯定会对政府施加压力，1766年《印花税法》后来果然被废除。他似乎并不关心当时人们长期讨论的、与议会权威有关的立宪问题，也许他相信只要问题关乎理论，就可以完全存而不论。他写信对卡里说，“因此，只有对取消《印花税法》起关键作用的人，才有资格得到每一个英国臣民的感激。”他依然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像航船经历了几重波浪，摇摆了几下却安然无恙——独立观念对殖民地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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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年，即1766年到1769年间，华盛顿的精力一直集中在更紧迫的问题上：耕种新作物小麦、操心帕齐的健康、在威廉斯堡为俄亥俄领地的“军功田”游说。1768年4月《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出台，英政府凭借这一聪明举措（实际上却是聪明过了头）向殖民地征收新的进口税，同时却宣布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征税。弗吉尼亚议会召开了反对《唐森德法案》的会议，华盛顿甚至没有出席。第二年，弗吉尼亚掀起了后来导致马萨诸塞和纽约推行抵制英货计划的公开争论，华盛顿也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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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69年4月，他却参与了一起完全不同的讨论。他在写给住在同一街区冈斯顿大厦（Gunston Hall）的邻居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的信中，开始使用与后来类似的革命性语言，“当那些英国老爷们只有剥夺我们的自由才能感到心满意足时，看来只能采取某种措施，来捍卫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由。”他相信，向英王递交请愿书和抗议书是没有用的。这些方法已经有很多人试过，结果并不理想。殖民地人的怨声载道令华盛顿愤怒不已，因为这种抱怨似乎加强了他们正要反抗的屈从地位，也令华盛顿本人感到耻辱。他主张，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制订一个周详的抵制英货计划，“通过扼杀他们的商业和制造业”向英政府施加压力，转变局面，就像《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的事态发展。但是假如“那些英国老爷们”依然坚持推行专横的政策，那么——华盛顿在这里第一次瞥见了未来——英国和殖民地双方将爆发冲突，并且只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华盛顿称之为“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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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基于自己与卡里公司打交道的经历，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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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即使没有沦为赤贫，也已经变得非常贫穷和匮乏，他们的财富大大缩水，地产被抛售用以抵债，报纸上刊登的很多新闻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可悲证据。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计划（指的是抵制英货计划）将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能将殖民地从目前的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而且我坚信，人们会普遍接受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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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个拒绝购买英国商品的集体决定将增强弗吉尼亚种植园精英的自制力和朴素作风，而这正是他们大多数人——说真的，也包括华盛顿本人——很难自愿达到的。这样一项计划固然担上了与英帝国冲突的风险，但它却使很多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濒临破产的风险减少了。华盛顿并不只是在表达个人对英国人优越地位的深刻鄙视，同时也是在劝勉弗吉尼亚人像他在芒特弗农庄园所做的那样，实现经济上的自足。正是在这一时刻，华盛顿首次将那些形成个人性格的深刻教训与美国独立的巨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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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华盛顿首次在殖民地议会扮演了领导角色，讨论的议题也超出了地方选举的争议和退伍军人的权益申诉。1769年5月18日，他提交了一份议案，号召整个殖民地对英国的制造业产品进行联合抵制，其中还包括废止奴隶贸易的主张。乔治·梅森是这个议案的实际起草人，但他本人无法提交议案，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愿离开冈斯顿大厦，这就意味着他不愿被选举为议会代表。这一时刻对华盛顿的公众生涯十分关键，因为现在他成了弗吉尼亚种植园阶层抵抗运动中公认的领袖人物。7月份，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以后，他写信给卡里订购了一些新的商品，虽声称他将“以宗教式的虔诚”来遵守抵制英货的条款，但又非常奇怪地允许卡里来最终决定哪些商品应该包括在条款中、哪些则应该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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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历史进入了为期5年的诡异停滞期。虽然华盛顿本人“以宗教式的虔诚”来遵守抵制英货的条款，弗吉尼亚抵制英货委员会却发现，在殖民地推行抵制政策就如同英政府管理重商主义帝国一样困难。最重要的是，英国议会已经像《印花税法》颁布以后那样，又一次执行了缓和的政策：这一次否认了《唐森德法案》的所有税收条款，只有茶税除外，企图以此来维持英国的象征性权威。大部分人，包括华盛顿在内，都相信这一次又是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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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动荡发生在1774年夏天，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殖民地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其内容包括关闭波士顿港口，对马萨诸塞执行战时法令，以示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有组织反抗的惩罚。此前一年，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已经与萨莉一起回到了英格兰，华盛顿在写给他的信中断言道：“波士顿的利益，将被视作北美人的利益。（但并不表示我们赞同他们销毁茶叶。）”英国压迫的加强也使华盛顿的反抗精神随之加强，这至少在他形容英国政策的用语上反映了出来。从前他就一直坚持认为，单纯的请愿比毫无价值的抽象说教效果更加糟糕，因此必须同时辅之以经济压力，现在他更是找到了威胁北美人自由的真正阴谋。他打比方说：“英国人制订了一个按部就班的系统计划，要把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和实践固定下来，这一点难道不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显而易见吗？”在写给乔治·威廉的同父异母兄弟布赖恩·费尔法克斯（Bryan Fairfax）的一封信中，他重复了上述指责，并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意见，认为除非殖民地团结起来反对英帝国的挑衅，否则“我们会被视作驯服顺从的奴隶，就像被我们专断统治的黑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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