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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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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希望找到早期北美人中独立观念的细微表现，他们也许会注意到华盛顿早在1765年就对《印花税法》——它明确否定了议会不经殖民地人赞同而征税的权威——做出的预见。然而，这种对史料的选择性阅读却歪曲了更大范围的真实情况：因为在早期阶段，华盛顿和其他任何殖民地人都没有严肃考虑过脱离英帝国而独立。华盛顿声称他相信英政府会醒悟过来，部分原因是类似罗伯特·卡里等商人肯定会对政府施加压力，1766年《印花税法》后来果然被废除。他似乎并不关心当时人们长期讨论的、与议会权威有关的立宪问题，也许他相信只要问题关乎理论，就可以完全存而不论。他写信对卡里说，“因此，只有对取消《印花税法》起关键作用的人，才有资格得到每一个英国臣民的感激。”他依然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像航船经历了几重波浪，摇摆了几下却安然无恙——独立观念对殖民地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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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年，即1766年到1769年间，华盛顿的精力一直集中在更紧迫的问题上：耕种新作物小麦、操心帕齐的健康、在威廉斯堡为俄亥俄领地的“军功田”游说。1768年4月《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出台，英政府凭借这一聪明举措（实际上却是聪明过了头）向殖民地征收新的进口税，同时却宣布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征税。弗吉尼亚议会召开了反对《唐森德法案》的会议，华盛顿甚至没有出席。第二年，弗吉尼亚掀起了后来导致马萨诸塞和纽约推行抵制英货计划的公开争论，华盛顿也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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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69年4月，他却参与了一起完全不同的讨论。他在写给住在同一街区冈斯顿大厦（Gunston Hall）的邻居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的信中，开始使用与后来类似的革命性语言，“当那些英国老爷们只有剥夺我们的自由才能感到心满意足时，看来只能采取某种措施，来捍卫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由。”他相信，向英王递交请愿书和抗议书是没有用的。这些方法已经有很多人试过，结果并不理想。殖民地人的怨声载道令华盛顿愤怒不已，因为这种抱怨似乎加强了他们正要反抗的屈从地位，也令华盛顿本人感到耻辱。他主张，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制订一个周详的抵制英货计划，“通过扼杀他们的商业和制造业”向英政府施加压力，转变局面，就像《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的事态发展。但是假如“那些英国老爷们”依然坚持推行专横的政策，那么——华盛顿在这里第一次瞥见了未来——英国和殖民地双方将爆发冲突，并且只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华盛顿称之为“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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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基于自己与卡里公司打交道的经历，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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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即使没有沦为赤贫，也已经变得非常贫穷和匮乏，他们的财富大大缩水，地产被抛售用以抵债，报纸上刊登的很多新闻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可悲证据。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计划（指的是抵制英货计划）将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能将殖民地从目前的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而且我坚信，人们会普遍接受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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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一个拒绝购买英国商品的集体决定将增强弗吉尼亚种植园精英的自制力和朴素作风，而这正是他们大多数人——说真的，也包括华盛顿本人——很难自愿达到的。这样一项计划固然担上了与英帝国冲突的风险，但它却使很多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濒临破产的风险减少了。华盛顿并不只是在表达个人对英国人优越地位的深刻鄙视，同时也是在劝勉弗吉尼亚人像他在芒特弗农庄园所做的那样，实现经济上的自足。正是在这一时刻，华盛顿首次将那些形成个人性格的深刻教训与美国独立的巨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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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华盛顿首次在殖民地议会扮演了领导角色，讨论的议题也超出了地方选举的争议和退伍军人的权益申诉。1769年5月18日，他提交了一份议案，号召整个殖民地对英国的制造业产品进行联合抵制，其中还包括废止奴隶贸易的主张。乔治·梅森是这个议案的实际起草人，但他本人无法提交议案，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愿离开冈斯顿大厦，这就意味着他不愿被选举为议会代表。这一时刻对华盛顿的公众生涯十分关键，因为现在他成了弗吉尼亚种植园阶层抵抗运动中公认的领袖人物。7月份，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以后，他写信给卡里订购了一些新的商品，虽声称他将“以宗教式的虔诚”来遵守抵制英货的条款，但又非常奇怪地允许卡里来最终决定哪些商品应该包括在条款中、哪些则应该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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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历史进入了为期5年的诡异停滞期。虽然华盛顿本人“以宗教式的虔诚”来遵守抵制英货的条款，弗吉尼亚抵制英货委员会却发现，在殖民地推行抵制政策就如同英政府管理重商主义帝国一样困难。最重要的是，英国议会已经像《印花税法》颁布以后那样，又一次执行了缓和的政策：这一次否认了《唐森德法案》的所有税收条款，只有茶税除外，企图以此来维持英国的象征性权威。大部分人，包括华盛顿在内，都相信这一次又是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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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动荡发生在1774年夏天，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殖民地人称之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其内容包括关闭波士顿港口，对马萨诸塞执行战时法令，以示对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有组织反抗的惩罚。此前一年，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已经与萨莉一起回到了英格兰，华盛顿在写给他的信中断言道：“波士顿的利益，将被视作北美人的利益。（但并不表示我们赞同他们销毁茶叶。）”英国压迫的加强也使华盛顿的反抗精神随之加强，这至少在他形容英国政策的用语上反映了出来。从前他就一直坚持认为，单纯的请愿比毫无价值的抽象说教效果更加糟糕，因此必须同时辅之以经济压力，现在他更是找到了威胁北美人自由的真正阴谋。他打比方说：“英国人制订了一个按部就班的系统计划，要把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和实践固定下来，这一点难道不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显而易见吗？”在写给乔治·威廉的同父异母兄弟布赖恩·费尔法克斯（Bryan Fairfax）的一封信中，他重复了上述指责，并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意见，认为除非殖民地团结起来反对英帝国的挑衅，否则“我们会被视作驯服顺从的奴隶，就像被我们专断统治的黑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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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奴的比喻让人震惊，不只是因为它鲜明地刻画了来自伦敦的控制力，而且因为它直接来自于华盛顿统治自己奴隶的个人体验。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很多英国的评论家都曾指出北美奴隶主在阐释自由观念时的这种虚伪态度。但就华盛顿的例子而言，这种比喻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种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施加无限控制权的可能，正是源于他的亲身体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伪君子，也没想过要坚决摆脱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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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英国人的阴谋正在逐步展开。这一信念几乎成了激进的辉格党（Whig）思想中的经典例子，而在过去40年的美国革命研究中，辉格党思想已经成为历史学家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在英国的异见分子即所谓的“乡村党”中，存在着关于“自由与权力不可调和”等一系列观点。18世纪30至60年代，反对的矛头指向从汉诺威王室到在位异常长久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等当权者。现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很多杰出的美国革命思想家，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梅森都十分熟悉英国辉格党人如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和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等人的著作；他们对18世纪60年代英国议会立法情况的看法，至少部分地是通过阅读乡村党人对英政府腐败和阴谋的描述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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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1774年夏天华盛顿与梅森的接触日益频繁，他的政治态度也向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梅森是弗吉尼亚公认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博学之士，对辉格党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十分精通。7月份，梅森和华盛顿多次交换意见的时候，也正是他起草《费尔法克斯决议案》（Fairfax Resolves）的时候。决议案告诫人们警惕英国人奴役殖民地人的计划，并从各方面将英国人的腐败与北美人的美德做了鲜明的对比。在亚历山德里亚举行的使《费尔法克斯决议案》得以通过的大会上，华盛顿担任了主席。（该决议案最重要的主张是召集一个大陆会议，以便批准一项广泛抵制英国商品进口的运动。）简而言之，华盛顿的态度日益坚决，也许是因为他与梅森的合作日益加深的结果，后者向他提供了辉格党思想的整套激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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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华盛顿自己承认，在历史和英国政治方面，他是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学生，而且“很多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已经使我完全确信，它（指当时的英国政策）不仅违背了天赋人权，而且颠覆了英帝国本身的法律和宪政”。然而他依然强调是其他原因——实际上是他本人——使自己的观念更加激进。“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第一次告诉我，”他解释道，“英政府采取的政策完全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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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至少无法完全和深刻地了解，这种反抗的声音是如何从他内心产生的。也许它反映了华盛顿早年的一些愤懑：作为弗吉尼亚团的年轻上校，他对向劳登伯爵屈尊俯就一定十分厌恶；希望得到英军正式任命的请求遭到拒绝，则更使他愤愤不平。也许它还反映了华盛顿作为芒特弗农庄园主的心声：由于卡里公司的引诱（说实话，还要加上他自己模仿英国乡绅的迫切愿望），他明显被唯利是图的商业制度陷害，坠入了债务深渊。（事实上不到一年前，也就是1773年11月，当他指示卡里用帕齐继承的遗产来支付剩余的债务时，却遭到了卡里的拒绝。后者还相当负责地告诉他，这两个账户之间是不能互相牵涉的。）华盛顿反抗的声音还反映了一种不可容忍的挫败感：远在英国的那些从未谋面的官员（希尔斯伯勒伯爵是其中最邪恶的一个代表）否定了他占有西部土地的主张，这些人表面上声称是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将土地留给他们在伦敦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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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使没有阅读辉格党作家的激进著作，没有从乔治·梅森那里接受政治理论的教育，华盛顿依然会将1774年英军占领马萨诸塞看作长期压迫的一种表现。他自己的反抗思想主要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亲身体验，它们反映了英帝国的飞扬跋扈。梅森的帮助也许使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但那些思想和感受本身却是从20多年的个人经验中产生的。从内心说，华盛顿厌恶任何形式的依赖关系，他总是强调自身的作用，而对凌驾于自我控制之上的任何权威，都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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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第一周，华盛顿在威廉斯堡的弗吉尼亚大会中度过，大会从与会成员中选举出7名代表参加大陆会议。经过票数计算，他排在第三位，只比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少了几票，而明显领先于其后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这次选举表明，他正逐步成为弗吉尼亚反抗运动中一位坚定的、冷静的领袖人物。（按照给他作传的一位杰出作家所说，当时的代表认为亨利能够发表华丽的言论，而他们选举华盛顿，则是因为他说得不多，却能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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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盛顿去了费城，并且表现得不负众望：争论的时候保持沉默，但对《不可容忍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支持建立一个大陆委员会严格控制英国商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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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的时候，华盛顿曾经收到过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cKenzie）的一封信，这是一位弗吉尼亚团的退伍军人，最近刚在英军中谋得一个职位。他警告华盛顿，殖民地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优势”都在他们的对手一边。因为华盛顿自认为是弗吉尼亚团这一特殊团体的创始人，所以他用外交式的口吻质疑了麦肯齐的判断，并就未来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预见：“假如英政府决意将事态逼至绝境，北美史上最惨烈的流血事件将会爆发。”在离开费城之前，他为新军装购买了饰带和肩章，询问了步枪的价格，并订购了托马斯·韦布（Thomas Webb）的《一篇关于部队任命的军事论文》（A Military Treatise on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Army）。虽然他依然认为战争能够避免，但已经开始为“最后一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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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不言而喻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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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他的思绪就被两种迥异的发展趋势所占据。虽然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毕竟以前也有过多次危机，而且每次英政府都能够及时地悬崖勒马。新闻报道的情况十分令人不安，有消息表明，乔治三世已经下令英国使节将殖民地看作反叛地区，但华盛顿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伦敦那些头脑比较冷静的官员能够占据上风。“有理由相信，”1775年2月时他还解释说，“英政府会主动改变政策，认识到暴力镇压无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现在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匆忙做出决定的时刻。“只要再等待稍许时间，谜团就会揭晓，”他警告说，“事态正发展到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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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利用这一时刻来恢复家庭事务的正常节律。他多次主持波托马克公司的会议，雇用50名“黑人”排干该河流的上游河段。由于费尔法克斯家族搬离贝尔沃庄园，他必须花去大量的精力来处理空出来的地产上的相关事务。为占据和开发大卡诺瓦河边的大批土地，他向一支新的远征队提供了装备，然而弗吉尼亚新总督邓莫尔爵士（Lord Dunmore）却告诉他，对俄亥俄领地内任何土地的勘察都是无效的。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他决定在芒特弗农庄园推行另一项改建活动，将庄园的宅邸装修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规模和风格。在重大危机千钧一发之际，华盛顿仍决定继续获取土地和改建宅邸，这似乎不仅暗示他对危机继续扩大持保留态度；实际上还表明了华盛顿本人的一种立场，即个人的安排并不受制于被他轻蔑地描述成“那些英国老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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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条线索在引向独立战争和美国革命那不可扭转的命运。从1774年冬天到1775年春天，整个弗吉尼亚殖民地到处布满民兵，他们自称为“独立团”。作为弗吉尼亚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华盛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兵司令的首选人物。3月5日，独立团请求接受他的领导，也是在3月，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在里士满召开，号召殖民地“立即采取独立的立场”。正是在这一时刻，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说，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军事准备代替了政治讨论，并成为弗吉尼亚人的第一要务。随着这一转变，华盛顿取代了亨利这样的演说家，成为最关键的人物。在选举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时，总共108张选票中有106张是投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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