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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英国人的阴谋正在逐步展开。这一信念几乎成了激进的辉格党（Whig）思想中的经典例子，而在过去40年的美国革命研究中，辉格党思想已经成为历史学家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在英国的异见分子即所谓的“乡村党”中，存在着关于“自由与权力不可调和”等一系列观点。18世纪30至60年代，反对的矛头指向从汉诺威王室到在位异常长久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等当权者。现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很多杰出的美国革命思想家，包括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梅森都十分熟悉英国辉格党人如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和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等人的著作；他们对18世纪60年代英国议会立法情况的看法，至少部分地是通过阅读乡村党人对英政府腐败和阴谋的描述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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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1774年夏天华盛顿与梅森的接触日益频繁，他的政治态度也向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梅森是弗吉尼亚公认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博学之士，对辉格党作家的所有作品都十分精通。7月份，梅森和华盛顿多次交换意见的时候，也正是他起草《费尔法克斯决议案》（Fairfax Resolves）的时候。决议案告诫人们警惕英国人奴役殖民地人的计划，并从各方面将英国人的腐败与北美人的美德做了鲜明的对比。在亚历山德里亚举行的使《费尔法克斯决议案》得以通过的大会上，华盛顿担任了主席。（该决议案最重要的主张是召集一个大陆会议，以便批准一项广泛抵制英国商品进口的运动。）简而言之，华盛顿的态度日益坚决，也许是因为他与梅森的合作日益加深的结果，后者向他提供了辉格党思想的整套激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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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华盛顿自己承认，在历史和英国政治方面，他是一个不谙世故的小学生，而且“很多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已经使我完全确信，它（指当时的英国政策）不仅违背了天赋人权，而且颠覆了英帝国本身的法律和宪政”。然而他依然强调是其他原因——实际上是他本人——使自己的观念更加激进。“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第一次告诉我，”他解释道，“英政府采取的政策完全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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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至少无法完全和深刻地了解，这种反抗的声音是如何从他内心产生的。也许它反映了华盛顿早年的一些愤懑：作为弗吉尼亚团的年轻上校，他对向劳登伯爵屈尊俯就一定十分厌恶；希望得到英军正式任命的请求遭到拒绝，则更使他愤愤不平。也许它还反映了华盛顿作为芒特弗农庄园主的心声：由于卡里公司的引诱（说实话，还要加上他自己模仿英国乡绅的迫切愿望），他明显被唯利是图的商业制度陷害，坠入了债务深渊。（事实上不到一年前，也就是1773年11月，当他指示卡里用帕齐继承的遗产来支付剩余的债务时，却遭到了卡里的拒绝。后者还相当负责地告诉他，这两个账户之间是不能互相牵涉的。）华盛顿反抗的声音还反映了一种不可容忍的挫败感：远在英国的那些从未谋面的官员（希尔斯伯勒伯爵是其中最邪恶的一个代表）否定了他占有西部土地的主张，这些人表面上声称是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将土地留给他们在伦敦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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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使没有阅读辉格党作家的激进著作，没有从乔治·梅森那里接受政治理论的教育，华盛顿依然会将1774年英军占领马萨诸塞看作长期压迫的一种表现。他自己的反抗思想主要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亲身体验，它们反映了英帝国的飞扬跋扈。梅森的帮助也许使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但那些思想和感受本身却是从20多年的个人经验中产生的。从内心说，华盛顿厌恶任何形式的依赖关系，他总是强调自身的作用，而对凌驾于自我控制之上的任何权威，都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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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第一周，华盛顿在威廉斯堡的弗吉尼亚大会中度过，大会从与会成员中选举出7名代表参加大陆会议。经过票数计算，他排在第三位，只比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少了几票，而明显领先于其后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这次选举表明，他正逐步成为弗吉尼亚反抗运动中一位坚定的、冷静的领袖人物。（按照给他作传的一位杰出作家所说，当时的代表认为亨利能够发表华丽的言论，而他们选举华盛顿，则是因为他说得不多，却能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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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盛顿去了费城，并且表现得不负众望：争论的时候保持沉默，但对《不可容忍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支持建立一个大陆委员会严格控制英国商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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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的时候，华盛顿曾经收到过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cKenzie）的一封信，这是一位弗吉尼亚团的退伍军人，最近刚在英军中谋得一个职位。他警告华盛顿，殖民地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优势”都在他们的对手一边。因为华盛顿自认为是弗吉尼亚团这一特殊团体的创始人，所以他用外交式的口吻质疑了麦肯齐的判断，并就未来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预见：“假如英政府决意将事态逼至绝境，北美史上最惨烈的流血事件将会爆发。”在离开费城之前，他为新军装购买了饰带和肩章，询问了步枪的价格，并订购了托马斯·韦布（Thomas Webb）的《一篇关于部队任命的军事论文》（A Military Treatise on the Appointments of the Army）。虽然他依然认为战争能够避免，但已经开始为“最后一搏”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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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不言而喻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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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他的思绪就被两种迥异的发展趋势所占据。虽然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似乎一触即发，但毕竟以前也有过多次危机，而且每次英政府都能够及时地悬崖勒马。新闻报道的情况十分令人不安，有消息表明，乔治三世已经下令英国使节将殖民地看作反叛地区，但华盛顿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伦敦那些头脑比较冷静的官员能够占据上风。“有理由相信，”1775年2月时他还解释说，“英政府会主动改变政策，认识到暴力镇压无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现在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匆忙做出决定的时刻。“只要再等待稍许时间，谜团就会揭晓，”他警告说，“事态正发展到关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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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利用这一时刻来恢复家庭事务的正常节律。他多次主持波托马克公司的会议，雇用50名“黑人”排干该河流的上游河段。由于费尔法克斯家族搬离贝尔沃庄园，他必须花去大量的精力来处理空出来的地产上的相关事务。为占据和开发大卡诺瓦河边的大批土地，他向一支新的远征队提供了装备，然而弗吉尼亚新总督邓莫尔爵士（Lord Dunmore）却告诉他，对俄亥俄领地内任何土地的勘察都是无效的。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他决定在芒特弗农庄园推行另一项改建活动，将庄园的宅邸装修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规模和风格。在重大危机千钧一发之际，华盛顿仍决定继续获取土地和改建宅邸，这似乎不仅暗示他对危机继续扩大持保留态度；实际上还表明了华盛顿本人的一种立场，即个人的安排并不受制于被他轻蔑地描述成“那些英国老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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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条线索在引向独立战争和美国革命那不可扭转的命运。从1774年冬天到1775年春天，整个弗吉尼亚殖民地到处布满民兵，他们自称为“独立团”。作为弗吉尼亚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华盛顿理所当然地成为民兵司令的首选人物。3月5日，独立团请求接受他的领导，也是在3月，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在里士满召开，号召殖民地“立即采取独立的立场”。正是在这一时刻，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说，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军事准备代替了政治讨论，并成为弗吉尼亚人的第一要务。随着这一转变，华盛顿取代了亨利这样的演说家，成为最关键的人物。在选举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时，总共108张选票中有106张是投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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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到5月，芒特弗农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司令部，弗吉尼亚人在这里策划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而华盛顿则是其中公认的核心人物。有一件小事很好地说明了当时事态的危急，以及华盛顿如何崛起成为非凡的、卓越的领袖。当时梅森为费尔法克斯独立连队起草了一份计划，主张每年重新选举所有的军官，以便入伍的士兵可以轮流担任上级军官。这种军队按照民主方式来组织的观念是非常激进的，连华盛顿本人都斥为荒谬，但梅森在计划之外还设计了一套推论，来反驳那些批评此计划不可行的人：那就是，华盛顿本人不受轮流原则约束，因此可以长期担任司令的职位。用梅森的话说，“此例外是给予一位绅士的特权，他经过本军队的一致推选而成为司令；这一例外十分得体，用以表彰他的经历和对公众事业的贡献……它也尤其适应我们为逆境所迫的现状。”这段话正好预言了华盛顿此后生涯中一直扮演的角色：平等原则中的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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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春末对美国革命和乔治·华盛顿的公众事业来说都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一系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爆发，而由这些事件导致的决策反过来又确定了新国家的方向及其领军人物的性格。由于以上所有原因，这段时期值得历史学家进行长期的研究，仔细考察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以便至少能够就下列三个最突出的问题做出简要的回答。首先，华盛顿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与英国人的交战已经无法避免？其次，华盛顿是如何和怎样被选为“大陆军”领袖的？最后，华盛顿对这一任命有何反应（包括公开场合以及私底下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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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并不完全明确，却是合情合理的。1774年，英军占领波士顿时，华盛顿相信事态已经发展过了临界点。在那之后，战争已几乎不可避免，除非英政府收回成命。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乔治三世及其大臣完全想把马萨诸塞当作杀一儆百的对象，以证明英帝国的统治权，这时华盛顿相信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1775年5月4日，当他离开芒特弗农去费城时就随身带了军服，表明了自己随时准备参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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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确定无疑的证据却是在5月中旬，当时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费城，伦敦方面也有传言，声称已经派出一支英军，向托马斯·盖奇将军在波士顿被围攻的要塞提供支援。这时，华盛顿写信给伦敦的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表明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想到兄弟之间将要自相残杀，我就感到十分痛心。一度幸福平静的北美不是血流成河，就是要变成受奴役的王国。这真是令人伤心欲绝的选择！然而一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会有片刻的犹豫吗？”根据6月初的现金账户显示，他购买了一把印第安战斧、几个弹药匣，为枪套更换了新皮面，还买了5本有关兵法的书。他已经为战争做足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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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如何被选举为整个北美军司令的呢？这个问题曾经在好几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中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约翰·亚当斯在描述该决议过程的自传性回忆录中将主要原因归于自己，认为是他在大陆会议中说服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选举华盛顿，而这些代表之前则认为必须选一个自己人，因为眼下的战争就是在波士顿周围爆发的。亚当斯的断言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自我吹嘘，其目的只是为了夸大他自己的影响。它掩盖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即一旦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发现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一场政治危机，更是一场军事危机，选举华盛顿为军队司令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在大陆会议面临如此多的混乱和临时决定的时刻，许多代表对是否要建立一支统一的北美军队尚不确定，更不要说选举华盛顿担任这支军队的领导人了。事实上，华盛顿被一致推选为总司令的决定甚至发生在他所领导的国家军队建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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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举结果如此毫无悬念呢？一个简短的答案是，任命弗吉尼亚人从政治上看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人口最多、经济最富有的殖民地忠于独立革命，而华盛顿毫无疑问是其中最符合条件、最有资格的一位。另一个简短的答案是后来亚当斯通过一个笑话道出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人们经过深思熟虑总会选择华盛顿，因为他一直是屋子里个子最高的那一位。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道出了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初次见到华盛顿的人都会赞同的关键一点——他的身材十分魁梧。正如费城的医生、坚定的革命家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说：“他的举手投足中透露着一种军人的威严，即使在千千万万个人中间，你都能够认出他是一个战士。”外貌或第一印象往往会误导人，但就华盛顿而言，它们却给人提供了有利的初始背景，帮助人们做出其他的判断。在大陆会议那争论不断的环境中，激动不已的代表们——他们在各自的殖民地中都是最为杰出的人物——往往说得太多，而华盛顿身材高大，却又寡言少语、习惯沉默，于是就变成了力量和智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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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后见之明，从1775年6月向前看，人们可以明了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在5月份的大陆会议中，华盛顿是唯一一位穿着军装与会的代表，人们因此请他担任有关军事动员的四个委员会的主席。（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中，他没有担负任何委员会的领导职务。）5月初，当他驾着自己订制的四轮礼车接近费城时，一支500人组成的骑兵队护送着他进入该城，这种礼遇是其他任何一位代表都没有享受过的。将近一年以前，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他曾经受益于一则广泛散布的传闻，并被亚当斯记在了日记里：“华盛顿上校在弗吉尼亚大会上做了有史以来最感人的演讲。他说：‘我将召集1000个人，用我自己的开销供养他们，并带领他们去解放波士顿。’”这当然完全是捏造的。华盛顿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演说，实际上他从不演讲。但神话已经逐渐开始被编织起来了。面对英军的威胁，13个殖民地反应各不相同，有的绝望，有的甚至陷入混乱，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偶像将所有的殖民地统一起来，而华盛顿无论从外貌上还是政治上，都比任何人更满足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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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华盛顿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是怎么想的呢？6月15日和6月16日分别是他接受任命和在大陆会议发表简短就职演说的日子，这两天的日记除了记录他在哪里吃饭，傍晚在哪里度过，没有透露任何其他内容。演讲内容本身有两点与众不同：他认为自己并不够格，以及他将不接受报酬。最能透露内情的是以下这段：“但为了避免不幸事件损害我的名声，我恳求在场的每一位绅士都牢记在心，今天我十分坦诚地宣布，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担当总司令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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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公开场合的谦辞，认为这种礼节性的谦卑显示了绅士风度，但不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毕竟，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的话题已经被人们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他本人从未加以阻止，甚至还一直穿着军装，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完全有资格担此重任。然而事实上，在与妻子和弟弟的私人通信中，华盛顿也将自己的新职位看成“超出我能力之外的巨大信任”，甚至声称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就职。他对自己的妹夫伯韦尔·巴塞特（Burwell Bassett）也说过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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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被抛到了波涛汹涌的汪洋之中，也许找不到一个舒适的港湾可以躲避……我希望那项荣誉不要降临到我身上……我可以保证的只有三件事情，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密切关注妨碍我们事业的人，以及保持绝对的正直——如果这些还无法弥补我在能力和经验上的不足，那么我们的事业和我本人的品格都会遭受损害，因为荣誉主要是从成功的支持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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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在后来的两件事情中，华盛顿也都采取了同一种沉默无言的态度：一是他同意担任制宪会议的主席，二是他接受了总统一职。在上述三个例子中，他都否认自己对那些职位的兴趣，认为自己并不够格，而强调众人的一致推选才使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模式说明，华盛顿十分不愿承认自己的野心。他声称自己对总司令的职务没有兴趣，这与其说是一个谎言，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保护：避免在大陆会议这样一个充斥着野心勃勃代表的地方，承认他不仅是个子最高的，也是最有抱负的一个。他需要说服自己，使命的召唤不只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也来自于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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