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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雷肖·盖茨年龄较长（他当时已经50岁），鼻尖上总架着一副镶金丝边的眼镜，因此人称“盖茨奶奶”。他在部队中培植的亲信比华盛顿还多，而且他也像李一样，更信赖民兵。盖茨认为华盛顿进攻波士顿英军要塞的计划是非常愚蠢的，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更富防御性的策略。在后来的战争中，李和盖茨都与华盛顿发生过冲突，并成为较早一批以身试法、证明革命时期基本规则的人：冒犯华盛顿，就意味着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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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诺克斯都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新人，凭着对北美独立的一腔热血加入了民兵组织。纳撒内尔·格林是来自罗得岛的一名贵格会[2]教徒，后来人称“贵格会斗士”，他因为支持战争而被逐出了教会。他自愿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肯特警卫队（Kentish Guards），位列二等兵，但因为机智过人、严守纪律，一年之内就升至准将。战争结束时，尤其是在卡罗来纳战役期间，华盛顿就曾决定，一旦自己战死沙场，就由他来继承总司令的职位。然而在坎布里奇战役期间，格林却被描述为一个“最没有经验、最缺乏训练的人”，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军官，他死心塌地地追随着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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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克斯也是极具天赋的新人，他曾是一位波士顿书商，广泛阅读过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因此被华盛顿提拔为炮兵团的军官。1775年12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足智多谋：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指挥80辆牛车拉着40个雪橇，将美军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缴获的英军大炮运到了坎布里奇的营地。他也和格林一样，对华盛顿崇拜得五体投地。格林和诺克斯最后都享有巨大的荣誉，诺克斯还活到了18世纪90年代，成为华盛顿的战争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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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位将军所代表的四种情况表明，华盛顿能够不拘一格地征召军事天才，而且他有一种诀窍，可以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发现这种天才，并让他们在历史潮流中发挥作用，和他一起逐步成为美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但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威。他并不鼓励阿谀奉承者，但如果反对者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他通常不会饶恕，李和盖茨最后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也许有人会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提到的那样，认为华盛顿之所以强调人们对他的忠诚，是因为李和盖茨所具备的更高的军事资历让他缺乏安全感。然而，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却是，华盛顿本能地知道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明白他那半君主式的地位是成就那危机重重的事业所必需的，因而决不容许受到任何因素的挑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低人一等，而是恰恰相反的情况。“阁下”的特殊地位比任何其他的旧身份都更加适合他，他下定了决心要保护这一形象不受损毁。他主张建立常备军，但这与他为之而战的政治原则相违背；他自己拥有类似国王的地位，而这却与反君主制的革命思潮根本冲突。对这两个矛盾，华盛顿都有所意识，但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比原则的一致性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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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一开始，华盛顿就坚决强调，他所具有的强大权力是依赖并服从于大陆会议所代表的北美人民的。他写给首届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信总是采用请求而不是命令的语气。对新英格兰地区的总督和提供兵力给他的殖民地政府，他也一贯采用正式的、恭顺的姿态。华盛顿不使用“文官掌权”这样的术语，但非常注意强调自己的权威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授予的。如果说有两项制度体现了即将兴起的美国的特性——大陆军和大陆会议——那么华盛顿坚持认为前者是服从于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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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当华盛顿和大陆会议其他领袖准备应付日益迫近的重大危机时，一些重要的先例就逐步开始形成了。例如，军队应该叫什么名字？在“大陆军”的称号被接受之前，人们曾经主张采用“北美殖民地联军”的叫法。（当时殖民地还没有成为州，而“美洲人”一度是英国人描述帝国西部边缘地带乡巴佬的绰号，一直都含有贬义。）经华盛顿批准通过的“联军旗帜”的设计，出人意料地与英国国旗十分相像，所以1776年1月当旗帜首次在坎布里奇的上空飘扬的时候，波士顿城内的英军齐声高呼，以为那是殖民地人投降的标志。由文官掌权的第一次官方仪式出现在1775年10月，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大陆会议代表团在坎布里奇与华盛顿及其部下会面，同意授予后者一支为数20372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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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直到第二年开始，大陆军才真正出现，而在此之前，华盛顿领导的是一支地方民兵，1775年12月是他们服役期满的日子。从政治上说，大陆会议同意向华盛顿授兵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因为士兵的服从依赖于各个州政府的赞同，而这些州政府却坚持所有的征兵都必须是志愿者，且服役期不能超过一年。然而从逻辑上说，州主权、志愿主义和有限征兵等光鲜的原则——它们都是革命信念的表达——却造成了军事上的阻力，在整个战争年代都一直困扰着华盛顿。大陆军非但没有成为一支经验老到的老兵组成的劲旅，却成了不断调换新手的业余部队，士兵们像游客一样来了又走。“也许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类似我军这样的例子了，”华盛顿向汉考克抱怨说，“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驻军达6个月之久，同时却冒着敌军20个团的威胁而解散军队并征召新人来代替。”因此，虽然“大陆军”的名称含有稳定、连贯之意，却刚好与华盛顿指挥的这支变动不定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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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第一年，正当革命的火焰熊熊燃烧时，华盛顿以为兵源会供过于求。在1775年10月的军事会议上，代表们投票一致决议，“拒绝接受所有的奴隶入伍，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议，拒绝接受黑人入伍”。次月，华盛顿又下令“黑人、没有兵器的年轻人、无法适应战争之苦的老年人，都不得应征入伍”。但几个月以后，人们就发现，随着民兵的解散，已经没有足够的新兵来充实军营了，华盛顿也不得不改变主意。“我已经发现，”他写信报告汉考克，“效忠于本军的自由黑人很不愿意被逐出军队——他们很有可能会投向英军一方。我已经决定不按照有关黑人的决议案行事，而是发布允许征召他们的命令。当然，如果大陆会议并不赞同，我将立即停止目前的做法。”通过这种拐弯抹角的间接办法，华盛顿为高度整合的大陆军确立了一条先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除了罕见的特例以外，这是美国军事史上唯一一次黑人和白人同在一支军队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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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夺取波士顿的行动使我们第一次对华盛顿的军事战略家身份有了详尽的了解。他支持北美独立的动机更多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从本质上说，他将这场冲突看作一场权力的争夺，殖民地如果能够取胜，就能打破英国的权威，赢得对北美半个大陆的自主权。要是说他主要的军事目标是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摧毁英军，那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他有一种决斗式的想法，将每一次战役都看作对自己荣誉和名声的挑战。例如，他在坎布里奇发起了好几次冒险性的进攻，目的就是为了驱逐英国正规军，但很明显威廉·豪并不愿意从波士顿的要塞中出来，与他面对面地交战。1775年9月、1776年1月和2月，华盛顿又三次提议对英军的要塞发动正面进攻，主张“值此关键时刻，需奋力一击才能结束战争”。（在其中一份计划中，他还设想利用一支穿着冰鞋的先头部队发动一场深夜进攻。）上述每一个计划都被他的手下否决了，理由是大陆军人手不够也缺乏训练，根本无法保证这样的进攻能够胜利完成。最后，华盛顿接受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战略计划——占领多切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使英军的要塞暴露在北美军的炮火射程之内；这样，英军就不得不撤出高地，否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军队被逐步摧毁。但在整场进攻中，华盛顿依然希望寻找机会打一场更直接、更具决定性的战役。这表明他的军队虽然没有做好准备，但他却已经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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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提出的战争计划中，最具有进攻性的一项是主张对魁北克单独发动一场战役，这一建议最后竟然被众人采纳。威廉·豪显然并不想从波士顿的要塞中出来交战，意识到这一点，华盛顿决定从坎布里奇军队中派出一支1200人的部队，由年轻的上校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指挥，穿越肯纳贝克河（Kennebec River）进入加拿大。华盛顿十分关注加拿大战线，这表明他对法印战争记忆犹新（当时加拿大人的要塞是夺取胜利的战略关键），同时也说明他相信夺取北美的整个东部地区是当前战争的目标之一。正如他对阿诺德所说的那样，“我已经不必向您解释这一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夺取整个加拿大对殖民地人意味着什么——不论它最后属于谁，都会导致权力平衡的彻底改变”。通过夺取魁北克，阿诺德将“恢复北美大陆联盟长链中唯一缺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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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华盛顿对魁北克战略意义的考虑多么符合常规思维，他试图发动一场加拿大战役的决定却是非常冒失的。阿诺德的军队必须在冬雪初降的时节穿越新英格兰地区最难行走的560公里路程。短短一个月之内，这支队伍已经开始食用马肉、狗肉，甚至把皮鞋煮了吃，由于寒冷和疾病，成批的士兵接连不断地死去。在独立战争后期，考虑发动一场这样的战役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这一早期阶段，华盛顿却怀着当时普遍流行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抱着罕见的勇气，认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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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及其部下表现得十分英勇，尽管如此，加拿大战役还是暴露了华盛顿信念中不切实际的一面。阿诺德与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将军的部队按照原定计划会合后，12月31日，一个暴风雪交加的夜晚，阿诺德带着元气大伤的部下向魁北克发动了一场夜袭。结果彻底惨败，阿诺德和蒙哥马利在战斗刚开始就不幸倒下。（阿诺德腿部受了重伤，但幸存了下来；而蒙哥马利面部中弹，当场身亡。）如果说加拿大至关重要的话，现在它更是被英国人牢牢控制了。魁北克惨败确实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只不过并未像华盛顿想象的那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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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坎布里奇的这段经历还揭示了华盛顿的另一个特征，它之所以尚未受到目前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是因为并非直接涉及军事战略。历史学家早已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北美人超过三分之二的伤亡是由疾病导致的。但直到最近——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才发现美国革命正好伴随着一场蔓延整个大陆的、致命性的天花大流行，大约有10万人因此丧生。华盛顿的部队早在波士顿郊外就染上了这种传染病，每天都有10到30人不幸丧生。英军虽然也无法阻挡天花的侵害，却表现出了更强的免疫能力，因为他们多数人都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天花在那里已经存在了好几代，人们已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能力。而大陆军的士兵们却来自从未听说过天花的村庄和农场，因此很容易受到传染。那一时期，华盛顿在坎布里奇的部队一直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无法执勤，其中大部分是被天花击倒的。阿诺德进攻魁北克的部队也很有可能在遭到致命的惨败之前受过天花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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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因为年轻时曾在巴巴多斯染上过天花，因此对这种传染病有了免疫力。（后来他的崇拜者竟然凭此声称，他对任何疾病都具有免疫力。）同样重要的是，他知道天花在营地拥挤的条件下会肆意传播，因此他将病人们隔离在罗克斯伯里（Roxbury）的一家医院里。当1776年3月英军开始撤离波士顿时，他下令只有脸上有痘痕的士兵才允许进入该城。虽然很多受过教育的北美人反对接种，认为那样只会进一步传播疾病，而华盛顿却态度坚决地支持接种。两年以后，接种已经成为大陆军所有部队中的一项强制措施。当历史学家们争论华盛顿担任总司令期间最具有影响力的决策时，他们几乎总是讨论某个重要的战役。然而，上述强有力的例子却说明，对天花蔓延的迅速反应和种痘政策的强力推行是华盛顿军事生涯中最具战略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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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港口逗留一周以后，英军终于在1776年3月17日登船离开。北美的报纸将这场撤退宣布为对英军的粉碎性打击，大陆会议向华盛顿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作为奖励，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约翰·汉考克预言他已经“在先贤祠中赢得了一个显著的地位，子孙后代都将牢牢铭记，在您的指引下，一群缺乏训练的农民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竟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战士”，还打败了“经验丰富的军官们指挥的一支老练的部队”。这些评价确实让人情绪高涨，但随之而来的很多事件却表明，人们未免有点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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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全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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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春，华盛顿带领军队离开波士顿向南方的纽约进发，不久以后，大陆会议将宣布美国独立，而英国舰队将运送3.3万名士兵和水手——也是至今为止横跨大西洋的远征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抵达北美海岸。这两件戏剧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断然宣告此前和平调解的渺茫希望现在完全不存在了。只有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发现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是华盛顿所描述的“北美事业”虽然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此后美国人的爱国热忱再也未曾达到与围攻波士顿时期类似的高度。“1776年精神”更准确地（当然也许就缺少了诗意）应该被称为“1775年末1776年初的精神”，因为一旦北美正式宣布了政治独立，而英国军事威胁又加剧时，这种爱国热忱就开始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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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华盛顿本人从未动摇过——说到底，坚定不移是他最可贵的品质，与之相伴的还有持之以恒的耐性——但随着人民积极性的减退，战争很快结束的幻想也开始破灭。富有献身精神的公民兼战士团结起来，为捍卫北美的自由而奋战了8年之久——这种神话般的演绎实际上只是后代人的浪漫虚构，它掩盖了爱国阵营中存在的深刻分歧和普遍的冷漠态度。华盛顿所面临的基本战略挑战是，在北美人民心中普遍将其看作内战的条件下，与英军打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北美人民”这一称呼表示的是一个尚未成形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我们要正确评价华盛顿的功绩，就必须对他在波士顿战役之后面临的困境有全面的了解。那意味着我们要比当时任何一个人都站得更高、更远，用更全面的眼光去考察历史发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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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人派出规模巨大的舰队来到北美呢？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乔治三世及大臣诺斯爵士（Lord North）和乔治·杰曼爵士（Lord George Germain）已经决定，大规模地调动英军，彻底粉碎北美的叛乱。然而，至少事后看来，这一决定最后成了英国统治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另一方面，自从1774年以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帝国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那么为什么英政府仍把战争作为唯一的选择呢？1774年和1775年，大陆会议曾经两次提出过政治解决的方案。三年以后，经历了萨拉托加的惨败，诺斯爵士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与前二者没什么两样：殖民地的内部事务不受英国议会的限制，而作为回报，殖民地在经济上依然是英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尽管母国和殖民地政府之间主权共享或主权重叠的原则最终成为英联邦的政治结构，但在此之前，邦联的思想已成为北美宪政的核心内容。如果早在1775年英政府就能接受这一思想，那么北美的英帝国成员身份一定会保持到下个世纪，美国革命也许会避免，北美历史会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乔治·华盛顿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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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史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使我们更能理解英国为何会犯下致命的错误。18世纪末的大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国，要学会管理新近获得的帝国领地还尚需时日。某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一直影响着历届政府的决策：假如北美殖民地在内部事务上获得了政治自主权，那么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属加勒比地区也一定会要求取得同样的地位，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帝国，包括印度在内，都将逐步分崩离析。军事顾问们倾向于把日益迫近的冲突看作法印战争的翻版：英军夺取了位于战略要地（例如路易斯堡、魁北克和匹兹堡）的法军要塞，并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反而更加蔑视北美民兵的作战能力。［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曾向内阁报告说，根据他的经验，1000名英国正规军可以打败10万名殖民地士兵。］反对意见则认为，法印战争的经验并不足取，因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一旦夺取就能保证决定性胜利的所谓战略要地。例如，卡姆登爵士（Lord Camden）就在议会中警告同僚们，英军可能会陷入一团乱麻之中：“征服一个3000公里之外、300万人口的大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贸然进行的事。”但这样的反对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英政府中最优秀、最显赫的人物都相信，北美大部分人都忠于国王，而且即使没有殖民地人的忠诚，英国军队也是所向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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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英帝国的傲慢态度令人想起美帝国在形成阶段的痛苦经历，尤其是20世纪美国人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就我们眼前的叙述目的而言，最明显的一点是，英国的举措反映了内阁完全错误却又深信不疑的信条，即英帝国的未来因为北美的威胁而危如累卵。这一信条一直影响着政府的高层，甚至直到英国大部分人已经厌倦战争，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表明英国不可能在任何传统意义上获胜之时。按照常识判断，天时地利都在北美人一方，但1776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知道，英国政府准备在北美待多久，革命的烈焰什么时候能够平息。要知道在有些地区，革命的热忱已经几乎完全消退了——这正是面对持久消耗战时的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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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面临的主要军事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从正面看，英军有两大优势。首先，他们在海军方面几乎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北美所有的大城市——波士顿、纽波特、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都随时有可能被攻破和占领。这还意味着，在任何沿海和沿海河流的战斗中，英军都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其次，虽然桑威奇伯爵对英军战斗力的估计有些夸大，但他们曾经受到过正规的训练，又富有作战经验，这使他们在敌我双方兵力差别不大的情况下，都能占据决定性优势，尤其是在那些按照欧洲战争的传统方式进行的正面作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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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反面来看，英军与自己的后勤基地相隔一个大洋之远，这不仅造成了再补给的困难，而且意味着他们很难承受重大的伤亡打击，因为补充兵员不可能便捷地完成。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卡姆登伯爵曾警告过的：北美战场过于辽阔了。英军将领所要做的，不是把兵力浪费在占领土地的徒劳努力中，而是发现并破坏叛军的战略中心。经历过法印战争的老兵最初认为，沿哈得孙河自蒙特利尔至纽约城的走廊地带是合适的进攻目标，一旦夺取并控制了该地区，就能有效地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及南部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一判断是否正确，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英军以此为目标发起的战役在萨拉托加遭到了惨败，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另一选择，也是后来证明唯一可能造成决定性效果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夺取某块土地，而是消灭大陆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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