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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并未善意地看待这些评价。后来出现的所谓“康威阴谋”（Conway Cabal），与其说是一个酝酿成熟的、旨在让盖茨取代华盛顿的阴谋，倒不如说是一个散布谣言的关系网，其中囊括了大陆会议和大陆军中质疑华盛顿判断力的所有不满者。华盛顿很快就让众人知道，他手下的眼线人数更为众多，完全能够保证他不受那些幕后的闲言碎语的侵扰。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康威和盖茨立即否认有任何不良企图，声称自己完全忠于华盛顿和革命事业。假如说康威的谣言有可能对华盛顿的权威构成重大挑战，甚至质疑“阁下就是革命事业化身”的假设，那么华盛顿则会把那些不算什么秘密的对话揭露出来，从而巧妙地使它们化为无形。康威和盖茨开始明白，质疑华盛顿的判断力，甚至暗中质疑他那独一无二的权威，就像是购买了一张脱离政治舞台的单程车票，最后他们也确实遭到了这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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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段插曲在华盛顿的内心深处还产生了其他反响。这是因为，费边战略从未与他自己更具进攻性的本性相协调，而未能阻止敌军占领费城的谴责又加深了他在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战役中遭遇的挫败感。换句话说，大陆会议走廊上的谣言也是他内心私语的反响。在荣誉感的驱使下，他相信，拒绝与豪的军队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就意味着出卖了自己的荣誉。他不断地要求手下人制订计划，再发动一场进攻，假如这次能够胜利的话，他就能带着这支筋疲力尽、有三分之一的人打赤脚的部队进入冬季营地。眼下，保存大陆军的实力已经成为首要的战略决策，打一场漫长的防御战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但这些都与华盛顿那更为果敢的性格相违背。格林试图说服华盛顿，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阁下只能二选其一，”他建议道，“在毫无获胜希望的情况下以卵击石，或者按兵不动，忍受人们的责难、误解和恼怒。”诺克斯也出来帮腔：“但我相信，没有一条作战规则会认为，一支未受训练的军队应该去进攻另一支人数相当、训练有素的军队，更何况后者还有坚固的防守阵地，以及费城等强大的城市作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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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指出，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之战已经给出了一个明摆着的教训，即大陆军无法与豪的正规军相匹敌。让大陆会议中那些不明真相的饶舌之徒继续发表天真的看法，梦想再打一场盖茨式的胜仗吧，而华盛顿的首要职责却是忽略这些批评。此外，他还必须忽略自己心中的那种呼声，即把豪屯兵费城的行动看作对他荣誉的公然挑衅：“我希望我们有能力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我军的声誉和国家的幸福都强烈要求我们这么做——然而，假如我们听命于自己的愿望而不是理性，在急躁情绪的驱使下，辉煌的胜利也会转变成无法挽回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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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知道格林是对的，但他依然怀念去年冬天特伦顿——普林斯顿的胜利战果，依然在寻找时机，让光荣的时刻重现，希望以一场辉煌的胜利结束眼前的战役。于是，格林只得又一次提醒他，不要将个人动机与战略性部署或大陆军司令的公共职责混淆在一起。“去年冬天的胜利”，格林指出，“确实十分辉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战果，改变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但它们只是心理上的胜利，而“如果将死亡率也考虑进去，我认为我们并非那几场战争的大赢家”。他以下列话语作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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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考虑一下，基于此种心态而导致的失利将会引出怎样的结果——首先，我们会损失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却无法达到任何重要目的：征募新兵将遭遇巨大的困难，一次失败就会使所有人发生恐慌，整个大陆都将遍布不满的情绪。民兵的弱点将会暴露在敌军甚至整个欧洲面前，他们原本对民兵的过高评价将会遭到现实的有力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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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必须全力调动他那神奇的自我控制能力，才能迫使自己接受格林的建议，因为它们违背了他的本性，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到那些私下批评的伤害。不过最后，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格林的现实主义观点，就好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一样。华盛顿在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断然决定不采取行动，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为了保存大陆军而决定不与豪在费城外短兵相接，而自那次以来，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此刻了。也正是在这一刻，经过了一年多的痛苦挣扎以后，华盛顿终于从情感上和理智上都完全接受了费边的角色，并承认自己要面临的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其中首要的战略就是保存大陆军。这些决定反过来又帮助他完成了向公众人物的转化，使他明白私人信念必须受到压制，服从于更高的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赢得战争比率性而为更加重要。12月17日，军官大会宣布战役结束，大陆军移师冬季营地，这是宾夕法尼亚境内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叫作福吉谷（Valley Forge）。大会声称，“将军本人”，即华盛顿，“将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结果证明，这番话并没有变成事实。然而由此开始，华盛顿确实将自己与革命事业彻底联系了起来，不仅仅是公众，连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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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约1753——1784）：非洲出生的美国诗人，美国第一位被广泛承认的非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有《关于宗教、道德以及各种主题的诗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1773）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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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新教派别，又名“公谊会”或“教友会”。“贵格”为英文Quaker的音译，意为“颤抖者”。会名来源传说不一。一说在初期宗教聚会中常有教徒全身颤抖，一说因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曾劝人“在神的话语前，震惊颤抖”，故有此别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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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第四章 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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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后见之明我们很容易看到，自从1776年威廉·豪错失摧毁华盛顿军队的良机，次年英军又在萨拉托加遭到惨败、法国和北美签署了同盟条约后，独立革命的胜利就已成定局了。天时地利都转向了美军这边，英国人的军事优势消耗殆尽。1778——1779年，英国政府决定发动南方攻势，但收效甚微。英军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术性胜利以后，终于被纳撒内尔·格林领导的军队围困于卡罗来纳的沼泽地区，最后在一场无情的消耗战中彻底溃败。最后，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勋爵发现自己的残兵在约克镇半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华盛顿在法国舰队强力的援助之下，对敌军发起了致命的打击。为了这一时刻，华盛顿已经等待了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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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美国人看来，独立战争中的这一场景充满了诱人的魅力，它是一个伟大的冒险故事的大团圆结局，然而，华盛顿自己却不会这样看。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事后诸葛”，可以将历史简单描述成朝着注定目标的平稳发展，而华盛顿却是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行，面对着并不确定的未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其中的问题在于，人们错误地以为时间的优势完全在于美军一方，而事实上，考虑到战争所需的大量金钱和人力，时间实际上是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因为在18世纪，伦敦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能力、最有效率应付战争的国家，它发动和维持战争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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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当华盛顿率领部队进入福吉谷的冬季营地时，大陆会议依然既不能向他提供金钱，也无法提供兵源，人民支持战争的热情也开始消退，没有几个州政府决定向他们的居民征税或募集足够的新兵。“现在我毫不怀疑，”华盛顿在写给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说道，“除非突然出现某种重大的转机，否则这支军队面临的只能是以下三种结局：饿死、解散或者逃亡。”一个令人不快又颇为反讽的事实是，曾经迫使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的制度——国会的征税权和装备精良的常备军——却在拖延不决的战争中成了英军的重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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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几乎不可能的胜利又是怎样变成确定无疑的呢？华盛顿在胜利果实已经得到保证的时候，就曾对此做出过详细的回答，他暗示历史学家将很难解释美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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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家们发现，面对战争过程中敌我双方人数的不平等（美军人数很少），必须费尽心机解释美军是如何占据优势的，并尝试将他们经历过的悲惨状况描述出来，那么我们的后代很有可能将他们的工作看作小说创作。因为不会有人相信，像英军那样一支战斗了8年的部队会被打败……而打败他们的部队，则人数少得可怜，还经常食不果腹；他们总是衣衫褴褛，得不到报酬，还不时地遭受各种疾病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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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华盛顿也注意到，战争是“通过一系列机缘”而赢得的，而这些机缘在当时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并且“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一次同时出现”。在这一系列谜一般的因素中，他尤其强调大陆军将士们所具有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和充分肯定他们做出的牺牲。不过，华盛顿没有提到另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谦逊阻止了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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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萨拉托加，而是发生在福吉谷，正是在那里，坚韧的榜样第一次发挥了影响力。然而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并非人数众多的普通公民，而是一小撮处在社会边缘的、令人同情的人，即大陆军的普通士兵。故事的主题并不浪漫，甚至还有些荒谬。这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常被忽略却无可辩驳的事实：正是通过公然违背革命宣扬的很多价值观，独立战争才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从这些经验中获得的教训，并非来自课本，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奋斗给予的暗示：至少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意义已经随着战争的深入变成了他和任何其他人都不曾预见的样子。这不仅是一场独立战争，更是一场立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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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雪地上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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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福吉谷之冬的传说中，最生动形象的历史证据倒的确是真实的。正如华盛顿本人所描述的那样，赤脚的战士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我看到士兵们衣不蔽体，没有毯子盖，没有鞋穿，行军路上留下了一条血迹。”他回忆道，“这是忍耐和服从的印记，几乎无人能够匹敌。”大部分军马都因为饥饿或不能遮蔽风雨而死去，它们腐烂的尸体散发着恶臭，与雪地上的血迹一起给了华盛顿终身难忘的感受。当革命年代的其他领袖谈到或写到美德在美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在描述孟德斯鸠这类杰出哲学家在政治学论文中奉为圣物的经典理想。而华盛顿对美德的理解却更具体，也更简单，这种理解是通过直接目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形成的，用他的话来说，“只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可能相信那些情景”。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亚伯拉罕·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提到那种将内战一代与建国的先驱一代联系在一起的“回忆的神秘琴弦”，一想到它，萦绕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意象就是那些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华盛顿的回忆则没有那么神秘，不过也同样挥之不去：那是一群流着鲜血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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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吉谷时期，甚至在此后的战争岁月中，牺牲最大的战士来自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华盛顿曾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过：“人一旦受到刺激，被点燃了怒火，就会轻率而又非常乐意地去参军打仗。”人民充满激情、热烈参军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那些在波士顿之围时充实封锁线的自耕农和“普通人”也不再应征入伍。他们原来在大陆军中占据的位置现在被契约奴、解放后的奴隶、没有继承土地的年轻人，以及最近来自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移民所占据。他们都是年轻人，年龄通常在15到25岁之间，住在福吉谷临时搭就的小木屋中，他们在应征名单上的信息注明了“服役至战争结束”，因为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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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普通的士兵，华盛顿并没有倾注浪漫主义的想象，他声称，“这些人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要期望他们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受到任何其他原则的影响，那简直是缘木求鱼。我相信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有人胆敢开小差，或在放哨时打瞌睡，华盛顿就会下令将他捆起来，在赤裸的背上抽打一百鞭子以示警告。而这些军人们（这是华盛顿对他们的称呼）则经常在头发的长度、制服上的缎带、羽毛和皮面装饰等方面违反规定，使得所谓的“制服”变得十分可笑。华盛顿则非常注重着装仪容的得体，他认为这完全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贵族的经历也证实了这种差别。尽管如此，我们的将军还是和他的士兵保持了一种彼此尊敬的友好关系。士兵们经常无休无止地唱着“战争和华盛顿”的颂歌，令那些造访军营的官员们抱怨几乎要神经衰弱。而华盛顿不仅褒扬他们在福吉谷的默默忍耐，还承认他们的忍耐力是美军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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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考虑到美国革命那强烈的（也许是潜在的）平等主义信念，福吉谷的军营文化就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了：它几乎完全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等级划分——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士兵显然是“多数人”，他们是姓名不详的被抛弃者，有一位战士在行军途中称之为“野兽组成的队伍”。华盛顿显然是“一个人”，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他的生日被作为国家节日进行庆祝，就像欧洲的君主们一样。在1778年宾夕法尼亚的年鉴上（尽管是用德语写的），他首次被描述成“国父”，而军官们则成了“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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