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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耶特的军事贡献在约克镇战役的早期阶段有关键作用，而他对华盛顿个人具有更深刻的影响。两人在福吉谷发展出来的真挚友谊后来转变成亲密的关系和情感上的依赖，拉法耶特甚至比汉密尔顿、劳伦斯这样的副官更像华盛顿的儿子。只要拉法耶特在场，华盛顿那众所周知的冷淡态度就转化为坦诚和亲密，而写给“我亲爱的侯爵”的信也是华盛顿所有的通信中最富有情感、最轻松幽默、最没有心理防备的。（也许，写给玛莎的信也达到了同样的坦诚，也许正因为这点才导致它们被销毁。）例如，华盛顿曾经取笑拉法耶特，指责他之所以没有带年轻的妻子来到北美，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担心她会爱上一位比他更年长的人，也就是华盛顿自己。拉法耶特和华盛顿的通信清楚地表明，后者确实有更富人情味的一面，而前者正是他表达这种人情味的合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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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是施托伊本男爵（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Heinrich Ferdinand，Baron von Steuben）。他的贵族头衔完全是捏造的，而他声称与腓特烈大帝的亲密关系和在普鲁士军队中的将军职位也并非事实。但除了喜欢捏造一些可爱的谎言以外，施托伊本的确对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训练过程十分熟悉，而且在操场上训练军队时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和感染力。当他在福吉谷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志愿兵升为军官以后，施托伊本很快就兴致勃勃、也许还有些语无伦次地——他的英语中混杂着德语——开始大喊行军号令：先是对着一个排，接着是一个连，最后是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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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施托伊本到来之前，大陆军根本没有统一的行军和操练标准，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对大陆军风纪的影响。现代的士兵也许会抱怨日常操练无聊而单调，完全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无用之举，但在18世纪的战场上，假如军队能够准确地从纵列转化为横排，或是完成相反的队形变化，那么他们在进攻时就可以保证最凶猛的火力，执行撤退战术时也能够保证军令的执行。（更不消说，当身边的战友被加农炮击中倒下时，整个队伍必须依然冷静地待在原地，这种能力只能通过训练获得，不可能是自然反应。）1778年5月，施托伊本成为大陆军的监察长。很快，他的《军规》（Regulations for the Order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of the United States），亦即众所周知的“蓝皮书”，成为所有军队训练的标准操行规范。在向大陆军引入军事训练的专业化标准方面，施托伊本发挥的作用比任何人都大，他将欧洲人服从权威的规则与北美军队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融合在一起，将聚集在福吉谷茅屋中的乌合之众变成了华盛顿一直想要、但直到1778年之前都不曾得到的精锐部队。华盛顿担任总司令期间的最后一封官方信件就是写给施托伊本的，赞扬后者对美军胜利的贡献几乎无可替代，是他使大陆军具备了与英国正规军一较高下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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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福吉谷，有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也许比那些既成事实更加重要。在1777——1778年的整个冬季，大陆会议中反对华盛顿的抱怨声一直不断，人们渐渐发现，康威阴谋应该被称为“米夫林阴谋”（Mifflin Maneuver，这种叫法在英语中是押头韵的）。集团的主谋实际上是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在波士顿围攻战中，他曾经是华盛顿的副官，由于没有获得指挥战斗的权力，他那脆弱而深不可测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历史学家们不同意米夫林阴谋的存在——有人认为传说中的阴谋只不过是散布在大陆会议走廊里的闲言碎语——但米夫林显然加入了某种政治活动，企图削弱华盛顿对军队的控制权。尽管米夫林动用了巧妙的疏漏和政治上的阴谋——让一位匿名的“自由人”在大陆会议的台阶上丢下一张纸条，上面罗列了华盛顿犯下的45条重大的军事失误——华盛顿却依然沉默不言、镇定自若。当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新闻界时，阴谋（假如确实存在着这样一场阴谋的话）不攻自破：“一旦公众对我的功绩表现出不满，或发现有人比我更能胜任，我将主动辞职，隐退到私人生活中去，像疲倦的清教徒安全抵达北美圣地那样知足。”华盛顿准备（或者说威胁）辞职的消息一公布，米夫林的阴谋就完全被粉碎了。这也是战争期间，华盛顿的权威最后一次遭到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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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没有发生的事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陆军免遭解散的厄运。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疾病和福吉谷的寒冷而死亡，但新兵加上“服役至战争结束”的老兵，保证了1778年3月军队人数维持在1.2万人的水平，其中大约5000人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兵，更多的新兵还在路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一基本事实已经成了华盛顿早期生涯的主旋律之一。他在布拉道克之败以后赢得的军事声誉，他所继承的芒特弗农庄园，他与玛莎·卡斯蒂斯的婚姻，都是在别人倒下而他幸免于难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将大陆军视为华盛顿的个性在制度上的反映，那么1778年5月从福吉谷冬季营地出发的军队就反映了以上主旋律奏出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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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5月份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也许可称之为高潮的阶段。大陆会议批准了对法协约，预示着英美冲突将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很快，向所有服役至战争结束的人提供经济激励的立法也得以通过（例如，向军官支付7年的半薪，向士兵支付80美元的津贴）。而在费城的英军已经准备撤退，这更证实了华盛顿的判断，“只要我们的军队在，占领我们的城镇对他们就毫无用处”，即使这个城镇是殖民地人的首府。豪将军没能找到起义军的战略中心，他不得不因失败而辞职，换由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就任。而日益不安的英国政府则公开了很多捏造的档案，揭露华盛顿实际上是一个秘密间谍，为了金钱而出卖殖民地人的利益，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这种企图贬低华盛顿权威的拙劣之举只能促使北美的新闻专栏反过来拿豪开玩笑，认为他的失败表明他一定也是北美人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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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林顿开始将10000人的军队调出费城、向纽约进发时，华盛顿不知道是应该让精心训练过的军队经历战争的考验，还是继续费边战略，避免任何大规模的冲突，这两种选择令他左右为难。经过反复思量和多次军事会议后，他最终决定采取一种中间路线：不断侵扰克林顿的后方，但避免挑起一场大战。在军官们就战争部署进行争论的时候，查尔斯·李强烈反对采取任何行动，他提出，法军已经像骑兵一样迅速地穿越大西洋来援救大陆军，在这种情况下再冒伤亡的危险就太不明智了。蒙茅斯（Monmouth）县府战役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不是有意计划的结果：当时华盛顿很不明智地任命拉法耶特为美军的先头部队总司令，而后者却冒失地与克林顿的主力部队遭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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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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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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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热，将近华氏100度。比利·李带领着所有将军的佣人和男仆，骑马到达山顶的一棵大枫树下，以便观看战局，并享受凉风。当比利·李正拿出望远镜察看战场时，华盛顿抬头看着远处这群人，说道：“看远处山顶上的那伙人，敌人肯定会向他们开枪。”话音刚落，一颗6磅的炮弹就落在枫树上爆炸了，但没有伤害到比利·李和其他仆从。英国人显然把他们错当成了华盛顿及其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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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概对这件小事一笑了之。如果他看到另一个场景，一定也会笑出来，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在战争进行到白热化时，在传说中被称为莫利·皮彻的妇女［Molly Pitcher，真名为玛丽·路德维希·海斯（Mary Ludwig Hayes）］代替倒下的丈夫，为加农炮装载炮弹。当一颗炸弹从她胯下穿过时，她面无惧色。（一位比她站得高一些的士兵曾听到她说，这差点使她无法继续坚守岗位。）而对于蒙茅斯县府战役中另一个著名的战斗场景，尽管当事人的描述并不一致，不过他们都认为华盛顿当时没有笑，有的说他因为暴怒而颤抖，有的说他骂了一大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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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发现李率领部队撤退——李和后来为他辩护的学者都坚持认为，撤退是很有必要的，但事实究竟怎样，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明确无疑的是，华盛顿认为李的行为不是出于胆小怯懦，就是为他早先反对进攻的主张而采取的消极态度。华盛顿将李从战场上撤换下来，然后在更有利的地区重整美军——而李的支持者却表示这正是李想要做的，此时他正冒着英军的枪林弹雨，安然跨坐在马背上。在华盛顿的直接指挥之下，按照施托伊本精心训练的专业队列，大陆军终于在闷热的天气中守住了阵地，使克林顿的正规军遭受了几乎两倍于大陆军的伤亡。华盛顿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大陆军现在已经能够与英国正规军匹敌，并且完全可以在传统的、开阔的战场上控制局面；同时，查尔斯·李的军官生涯宣告终结了。然而华盛顿并没意识到，蒙茅斯县府战役将是他在约克镇战役之前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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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在走出福吉谷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发挥着作用。此后，克林顿把部队驻扎在纽约，而华盛顿则在城市周围布下工事，这让他回忆起两年前发生在同一地点的情景，当时的情况更为不利：“经过两年的南征北战，经历了也许是创世以来最剧烈的局势变化以后，两支军队又回到了最初的战场，想到这一点，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也不觉得有多么有趣。”只不过这一次轮到英国人“拿起铁锹和镐头修建防御工事了”。胜利看来已经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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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对法关系与南方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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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看到，华盛顿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实际上要在5年以后才会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战争可以非常恰当地被描述成一场马拉松比赛，而华盛顿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持久的耐力。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拉松的比喻忽视了战争的高潮和低谷，而正是这些高潮和低谷使华盛顿的总司令生涯更像是坐过山车，而不是长跑比赛。虽然耐力——坚持到最后的能力——在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地位骤降的经历迫使华盛顿培养出另一套美德（实际上改变了他以前对美德本身的理解）。从1778年秋季到1781年春季，对华盛顿而言就像一个漫长的低谷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挫败、最困难的时期，对他自己和他所奋斗的事业而言，都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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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挫败感的原因之一是法国舰队。英军在战争中所具有的战略优势之一就是海上的霸权地位，这使得豪和克林顿可以快速而安全地调动军队，并威胁到北美的所有重要城市。自从法国正式宣布成为美国的同盟国以来，华盛顿就开始梦想，有一天法国舰队的出现将会抵消英军的优势，使美军获得同样的机动性。他期盼着法军和美军联合起来，由法国舰队制约英军主力部队，而大陆军则从陆上沿着波士顿之围的战线收拢包围圈。但华盛顿的梦想一次次地化为泡影，因为法国坚持将主力舰队驻防在加勒比海地区，以便能够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利益。早在1778年8月，华盛顿就试图小规模地实现他的巨大梦想，从水路和陆路两个方向对罗得岛的5000名英国守军发起进攻。但法国舰队由于规模太小而不得不撤退，进攻最后以失败告终。华盛顿后来说，对法军的参战，他觉得必须“看到事情最好的一面”，这意味着他必须忘记一个事实，即英国海军依然在大西洋沿岸占据着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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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部分原因在于，假如他想要摘下费边的面具，还以进攻者的本来面目，那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优势就是法国舰队；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华盛顿相信，英国政府只要再遭受一次类似萨拉托加战役这样的决定性失败，就有可能放弃美洲帝国。到1779年，原本模糊的梦想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而纽约就位于梦想的中心位置。纽约是英国在北美的一块巨大领土，英军的舰船和军队都从这里被派遣出去，华盛顿三年前在这里遭到的最屈辱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因此，华盛顿将夺取纽约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其他一切行动都要依赖于它”。面对有关法国主力舰队所处位置的大量混乱报告——有一个报告甚至声称，法国舰队已经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准备夺取伦敦——华盛顿只能不断地想象着法舰封锁纽约港口，他自己则率领大陆军夺取纽约城的画面，他太希望通过一次戏剧性的打击来挽回自己的荣誉并结束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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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华盛顿的希望与现实存在着矛盾。英国仍占据着海上霸权地位，而法军将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尽管如此，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华盛顿一直将法美合作当作核心战略来考虑。在那段时期内，华盛顿将大陆军的主力部队编排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从新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点（West Point）附近的哈得孙高地（Hudson Highlands），然后向东抵达康涅狄格西部的山区。之所以这样部署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如果英军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优势兵力，美军可以迅速撤退到西部；如果英军试图再次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殖民地的联系，美军可以奋力保护哈得孙一带，使敌人无法得逞。这一部署也保证了美军在人口密集地区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醒当地的居民认识到哪一方控制着当地的局势。但最重要的是，这种部署顾虑周全，大陆军就只等着海风或是上天把法国舰队送来，好让华盛顿给纽约以决定性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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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固守纽约的决定也表明，他强烈反对再一次发动加拿大战争。以前他一度狂热地鼓吹入侵加拿大，现在却认为那不过是旁枝末节，只会消耗攻打其他地区所急需的兵力和辎重。当大陆会议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法美联合起来远征魁北克时，华盛顿却表示反对，原因是一旦法国人将旗帜插到那里，“并将他们的血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和政府形式带到那里”，他们就不太可能会离开了。在看待法国人的援助时，他得出了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结论，这一结论后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最早、最强有力的表达：“人总是很容易走极端。对英国的憎恨可能转化为对法国的过分信赖……对我们的新同盟，我抱着由衷的赞许之情，在合理的限度内珍视他们的援助，然而我们不应该超过自身利益的限度去信任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一位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应该违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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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时间里，华盛顿一直奉行着固守纽约的政策，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西部边疆，也就是他十分熟悉的俄亥俄领地。当时，易洛魁联盟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却完全错误的判断：殖民地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因此，他们从加拿大出发，与英军一起不断地骚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定居者，企图将北美人永远从当地清除出去。有关边疆地区野蛮战争的许多报告称，很多英国军官收集人头皮（千真万确），与印第安同盟军一起用吃人肉来庆祝胜利（这也许不是真的）。1779年春天，华盛顿命令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带领4000人的特遣队，按照同样野蛮的方式向六族同盟发起报复。“您的下一个目标，”他写信对沙利文说，“是完全毁坏和消灭他们的定居地，尽可能地将男女老少一网打尽。”对双方争夺的地区，华盛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熟悉，他向沙利文发布了详尽的指示。1779年夏天，沙利文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斗，大概有20个城市和村庄被彻底摧毁。只有奥奈达人（Oneida）因为站在美国人一边而幸免于难。六族同盟曾经统治了俄亥俄领地，后来又与法国人和英国人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经历了这次打击以后，却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华盛顿虽然不相信沙利文领导的战役能直接导致英国的投降，但这场战争确实帮助北美在战后确立了对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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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华盛顿向西部派遣部队时，英国人也在将大量兵力派往南方。华盛顿终于意识到，曾被他视作英军在北美大陆基地的纽约，现在更成了英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大后方。用他的话说，“南方攻势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袭击，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征服”。很多美国人都以为萨拉托加大捷标志着独立战争开始接近尾声，然而英政府却认为那只是一场进攻的结束。英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更加努力地部署，他们重新充实了萨拉托加战役中被打败的军队，并增派了一支同样人数的部队，以便向防备虚弱的南部殖民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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