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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对法关系与南方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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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看到，华盛顿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实际上要在5年以后才会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战争可以非常恰当地被描述成一场马拉松比赛，而华盛顿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持久的耐力。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拉松的比喻忽视了战争的高潮和低谷，而正是这些高潮和低谷使华盛顿的总司令生涯更像是坐过山车，而不是长跑比赛。虽然耐力——坚持到最后的能力——在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地位骤降的经历迫使华盛顿培养出另一套美德（实际上改变了他以前对美德本身的理解）。从1778年秋季到1781年春季，对华盛顿而言就像一个漫长的低谷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挫败、最困难的时期，对他自己和他所奋斗的事业而言，都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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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挫败感的原因之一是法国舰队。英军在战争中所具有的战略优势之一就是海上的霸权地位，这使得豪和克林顿可以快速而安全地调动军队，并威胁到北美的所有重要城市。自从法国正式宣布成为美国的同盟国以来，华盛顿就开始梦想，有一天法国舰队的出现将会抵消英军的优势，使美军获得同样的机动性。他期盼着法军和美军联合起来，由法国舰队制约英军主力部队，而大陆军则从陆上沿着波士顿之围的战线收拢包围圈。但华盛顿的梦想一次次地化为泡影，因为法国坚持将主力舰队驻防在加勒比海地区，以便能够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利益。早在1778年8月，华盛顿就试图小规模地实现他的巨大梦想，从水路和陆路两个方向对罗得岛的5000名英国守军发起进攻。但法国舰队由于规模太小而不得不撤退，进攻最后以失败告终。华盛顿后来说，对法军的参战，他觉得必须“看到事情最好的一面”，这意味着他必须忘记一个事实，即英国海军依然在大西洋沿岸占据着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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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部分原因在于，假如他想要摘下费边的面具，还以进攻者的本来面目，那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优势就是法国舰队；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华盛顿相信，英国政府只要再遭受一次类似萨拉托加战役这样的决定性失败，就有可能放弃美洲帝国。到1779年，原本模糊的梦想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而纽约就位于梦想的中心位置。纽约是英国在北美的一块巨大领土，英军的舰船和军队都从这里被派遣出去，华盛顿三年前在这里遭到的最屈辱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因此，华盛顿将夺取纽约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其他一切行动都要依赖于它”。面对有关法国主力舰队所处位置的大量混乱报告——有一个报告甚至声称，法国舰队已经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准备夺取伦敦——华盛顿只能不断地想象着法舰封锁纽约港口，他自己则率领大陆军夺取纽约城的画面，他太希望通过一次戏剧性的打击来挽回自己的荣誉并结束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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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华盛顿的希望与现实存在着矛盾。英国仍占据着海上霸权地位，而法军将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尽管如此，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华盛顿一直将法美合作当作核心战略来考虑。在那段时期内，华盛顿将大陆军的主力部队编排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从新泽西北部一直延伸到西点（West Point）附近的哈得孙高地（Hudson Highlands），然后向东抵达康涅狄格西部的山区。之所以这样部署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如果英军在这一地区集结了优势兵力，美军可以迅速撤退到西部；如果英军试图再次切断新英格兰与中部殖民地的联系，美军可以奋力保护哈得孙一带，使敌人无法得逞。这一部署也保证了美军在人口密集地区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醒当地的居民认识到哪一方控制着当地的局势。但最重要的是，这种部署顾虑周全，大陆军就只等着海风或是上天把法国舰队送来，好让华盛顿给纽约以决定性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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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固守纽约的决定也表明，他强烈反对再一次发动加拿大战争。以前他一度狂热地鼓吹入侵加拿大，现在却认为那不过是旁枝末节，只会消耗攻打其他地区所急需的兵力和辎重。当大陆会议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法美联合起来远征魁北克时，华盛顿却表示反对，原因是一旦法国人将旗帜插到那里，“并将他们的血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和政府形式带到那里”，他们就不太可能会离开了。在看待法国人的援助时，他得出了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结论，这一结论后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最早、最强有力的表达：“人总是很容易走极端。对英国的憎恨可能转化为对法国的过分信赖……对我们的新同盟，我抱着由衷的赞许之情，在合理的限度内珍视他们的援助，然而我们不应该超过自身利益的限度去信任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一位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应该违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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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时间里，华盛顿一直奉行着固守纽约的政策，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西部边疆，也就是他十分熟悉的俄亥俄领地。当时，易洛魁联盟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却完全错误的判断：殖民地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因此，他们从加拿大出发，与英军一起不断地骚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定居者，企图将北美人永远从当地清除出去。有关边疆地区野蛮战争的许多报告称，很多英国军官收集人头皮（千真万确），与印第安同盟军一起用吃人肉来庆祝胜利（这也许不是真的）。1779年春天，华盛顿命令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带领4000人的特遣队，按照同样野蛮的方式向六族同盟发起报复。“您的下一个目标，”他写信对沙利文说，“是完全毁坏和消灭他们的定居地，尽可能地将男女老少一网打尽。”对双方争夺的地区，华盛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熟悉，他向沙利文发布了详尽的指示。1779年夏天，沙利文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斗，大概有20个城市和村庄被彻底摧毁。只有奥奈达人（Oneida）因为站在美国人一边而幸免于难。六族同盟曾经统治了俄亥俄领地，后来又与法国人和英国人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经历了这次打击以后，却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华盛顿虽然不相信沙利文领导的战役能直接导致英国的投降，但这场战争确实帮助北美在战后确立了对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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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华盛顿向西部派遣部队时，英国人也在将大量兵力派往南方。华盛顿终于意识到，曾被他视作英军在北美大陆基地的纽约，现在更成了英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大后方。用他的话说，“南方攻势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袭击，而是一场大规模的征服”。很多美国人都以为萨拉托加大捷标志着独立战争开始接近尾声，然而英政府却认为那只是一场进攻的结束。英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更加努力地部署，他们重新充实了萨拉托加战役中被打败的军队，并增派了一支同样人数的部队，以便向防备虚弱的南部殖民地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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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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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人的南部攻势还只是让华盛顿大吃一惊的话，那么他们强大的武器装备则着实把他吓坏了。“正当我们呼呼大睡或开着无聊的玩笑时，”他懊恼地说，“英国人却已经调动了整个王国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与我们对抗。”他那法美联合征服纽约的梦想现在变成了一场噩梦，战争不仅没有以巅峰式的胜利速战速决，反而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而美军无论在枪炮、资金还是兵源上都处于劣势。“在现代战争中，谁的钱包最鼓，谁就最能控制局面，”华盛顿感叹道，“英国人的信贷制度十分发达，比任何国家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直到这时，华盛顿在思考这场爱国行动中最重要的获胜因素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个人的优秀品质：士兵们向着英军大炮进发的非凡勇气，衣不蔽体的部队默默地穿过福吉谷的雪原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他自己为了深信的事业而甘愿冒下的各种风险。然而，他也开始考虑另一个超乎个人层面的因素，它不完全依赖于意志力，而依赖于能够快速调动资源的制度。在战争中，如果说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敢，那么制度最重要的品质则在于能够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认识到，后一种因素在当时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十分担忧”，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北美的财政制度似乎只能提供“虚假的希望和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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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大陆议会政治弊端的最初理解源自他对美德的最初阐释，将失败归因于个人意志薄弱。他对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说，最优秀的人选择效命于州政府，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家里高枕无忧……与此同时，北美的共同利益却遭受着无可挽回的破坏”。当大陆会议中的二流代表正在为无聊的决策不知所措时，来自弗吉尼亚的一流领袖在哪里呢？“梅森、威斯（George Wythe）、杰斐逊、尼古拉斯（Robert Carter Nicholas）、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纳尔逊（Thomas Nelson）以及另一个人（指哈里森本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大陆会议没有起诉奸商和“囤积者”（哄抬军需物资价格的人）？他们明显是“社会的蛀虫”，这样的人都该“用一个比处决哈曼[3]的绞架高五倍的绞架吊死”。一大帮责任重大的议员们怎么能眼看着发行的货币变成“连一个大陆币都不值”的笑话呢？通货膨胀已经攀升到了顶点，“一只耗子的价钱在从前可以买一匹马了，而现在没有200英镑的话根本买不来”。假如英国的敌人不是殖民地，而是其他一方的话，他一定已经向英军投诚，并保证为英军夺取胜利了。政治领导阶层在国家层面上宣告失败，让通货膨胀、腐败和空头许诺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更使无动于衷的态度“成了比整个英军可怕千倍的敌人”。华盛顿曾向一位弗吉尼亚老友吐露道，他简直不敢相信，美国最美好的前景“竟然被一群贪婪的无耻小人所遮蔽，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能将整个大陆置于无可挽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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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华盛顿逐渐认识到的，它并非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所有人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严重限制了大陆会议的权威。英国议会和政府之所以可以征税和招募军队，就因为其拥有英帝国的最高主权。而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内，大陆会议也是因为临时拥有了与之相当的权力，才得以建立大陆军，并任命华盛顿担任指挥。然而当大陆会议开始作为立法机关像英国国会一样运作时，却不断遭到来自各殖民地的批评，陷入了英国国会曾经面临的境地。本来，推动美国革命爆发的核心力量就是对立法权尤其是征税权的深恶痛绝，只要这种权力脱离了公民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不管什么政府都一样可恶。从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角度看来，聚集在费城的代表们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人物，他们和伦敦的下院一样，都没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而且，大陆会议的投票总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的——每州一票，因此也就无法公正而准确地反映北美全体人民的意志。1781年正式通过的《邦联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一票制原则，而没有也不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北美国家，根据条例，各州保留主权，邦联没有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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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之前，华盛顿很少考虑这些政治问题。要知道，他的革命信条就是完全推翻英国国会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他仇恨英国人的焦点根源于控制问题，而不是对权力本身的厌恶。实际上，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而不是权力本身。从个人角度而言，他鄙视英国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这使他完全沦为臣服者，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相信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美国，才能将富饶的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从伦敦富豪们手中夺取过来。而关于美洲本土国家更准确的轮廓和特征，他留给了其他人去做更加精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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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80年，他终于决定不再继续沉默下去了。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迟迟不愿明确表达看法，是担心因此违反了近乎神圣的文官掌权原则。事实上早从1777年开始，他就不断地向各州政府发送例行的公开信，要求获得金钱、物资和兵源方面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他的言下之意仍是，上述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州政府手中。而到1780年时，日益增加的绝望感终于迫使他越过界限，成为扩大国家权力的公开鼓吹者。“我确信，”他对大陆会议中的一名弗吉尼亚代表说，“大陆会议必须用更具决定性的语气说话。除非各州能授予或承认它有足够的权力来应付战争的需要，否则我们的事业必败无疑。我们不能再像原来那样苦苦支撑下去了。我看到一个国家正一步步地分裂成13个。”大陆会议不能仅限于提出建议，还需要发布命令。“一句话，”他抱怨道，“我们的行动不是受一个议会的影响和指引，而是13个州都在说话，且其中每一个都有着狭獈的地方观点和政见。”如果大陆会议不能扩大权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警告说，“我们会疯了的，想想如何应付残酷的战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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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关乎美国革命胜利后的走向。但除非等到战争胜利，否则他们注定不会为大多数人知晓。华盛顿比很多人都提前想到了这些问题，因为他相信，只有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和往常一样，促使他思考的并不是共和政府的理论观点，而是身为总司令在战争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因为到1780年，他又遭遇了类似福吉谷的情景，而且这一次情况更困难，拖延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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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当英军全副武装的两个团准备从纽约乘船驶往南卡罗来纳时，马萨诸塞的60支部队已经一年没有获得薪俸、4天没有吃饭了。这些人中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却依然试图走回家乡，因为他们早就吃掉了自己的马匹。而在新泽西，由于军队在这里收集粮草达4年之久，乡村已经颗粒无收，华盛顿不得不命令一位将军从当地农民手中征用家畜和粮食，他明白，如果不采用抢夺的下策，士兵们就只能饿死了：“我们必须扮演令人憎恨的掠夺者，而不是人民的保护者。”没有人能够确知当时大陆军的规模——最准确的估计大概是1万人——因为很多人到新年就服役期满了，华盛顿因此将其描述为变动不定的军队，“就好像夏天的一块冰雕底座，不停地从下方融化”。挨饿、生病、光脚的战士如此之多，用华盛顿的话说，“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反而成了少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军队出现过类似情况”。甚至当盼望已久的法国军舰奇迹般出现在长岛时，华盛顿猜测自己只有一半的兵力可供调遣来占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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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原本已经十分危险的状况恶化到了真正令人绝望的境地。1780年冬季在莫里斯敦的驻扎比福吉谷时期更加困难，死亡和逃走的士兵越来越多，军队缩减为8000人，其中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不具备战斗能力。到了夏季，华盛顿听说英军已经在南部打了两次大胜仗。查尔斯顿的守卫者们尽管十分英勇，但还是让该城落入了英国海军的控制之下，整个美军要塞中的5000多人沦为俘虏。盖茨的军队是在华盛顿的勉强同意下，由大陆会议派到南方去的，却在卡姆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华盛顿企图将这些灾难粉饰过去，声称英国的海军优势使查尔斯顿不堪一击，而盖茨试图重演萨拉托加大捷的徒劳努力，由于太过依赖民兵，结果暴露出这一广受欢迎策略的愚蠢。10月份，华盛顿提议，指派他最信赖的格林将军去南部接管残余的部队。他向格林坦白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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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秋天，更多的坏消息传来，而且这次是华盛顿最没有想到的。8月份，他曾经派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去驻守西点的要塞；他将该地视为哈得孙一带的要冲，是整个北部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9月25日，他写信告诉格林，他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部署，你知道后一定会大吃一惊”。然而结果却是，阿诺德与英国人谈判了数月之久，最后收受了一笔可观贿赂，准备将西点拱手交给英国人。这一阴谋在最后一刻方才败露：英军派出与阿诺德接洽的约翰·安德烈（John An d ré）少校被当地民兵拦截并搜查。阿诺德得知阴谋暴露，于是逃往纽约，并在那里立刻受到英军的接纳。安德烈则受到了审判，并被宣布为间谍。尽管华盛顿的多位副官包括汉密尔顿都为他辩解，认为他应该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被枪决，华盛顿还是下令将他当作间谍绞死。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伤感和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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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件不仅造就了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叛徒，还增加了华盛顿内心的恐惧：过去三年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所体现的铁的纪律，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毕竟，如果阿诺德能够出卖自己人，其他人也可能步其后尘。虽然现代传记作家认为阿诺德的背叛早有预兆，原因也平淡无奇（也就是说纯粹是为了钱），但在当时，它却似乎象征着理想的崩溃和信念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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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1月发生的事件似乎更证实了这种穷途末路式的观点。来自宾夕法尼亚的1000名军人因为一年没有收到薪俸，又没有得到过冬的衣服，决定向大陆会议进发，沿途还不时地拉响大炮耀武扬威。两名试图阻止他们的军官被击倒。哗变者声称自己并非叛徒（“我们不是阿诺德”），而是一群忠诚的士兵，只是再也无法忍受无法兑现的诺言。三星期后，新泽西地区的军中发生了另一场哗变，这一次哗变者威胁向该州首府特伦顿进发，申诉同样的冤情。第一支哗变队伍后来被劝回，没有发生其他枝节；然而华盛顿下令对第二支哗变队伍采取杀一儆百的策略：他们被600人的军队所包围，眼睁睁看着两名兵变首领被就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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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独立战争的低谷：英军在南方取得了胜利，大陆军在北部却处于瓦解的边缘。而且，令华盛顿难以置信的是，大陆会议宣布已经没有能力为逆转局势向军队提供资金了。（使这幅绝望的画面雪上加霜的是，法国主力舰队依然还游弋在西印度群岛，丝毫没有前来救助的意思。）把最终结果视作英国的胜利还是美国的失败，对华盛顿而言似乎是一样的。他已经将生命、财产、荣誉都押在了这场战争上，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失去一切。他告诉劳伦斯，“我们现有的兵力（其实只是残兵败将而已）根本无法应付眼前的战争”，一度辉煌壮丽的事业现在“却被搁置了，并非出于我们的选择，完全是为困难和强力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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