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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乔治三世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凸显了华盛顿的品格中非凡的一面：他拒绝把自己看作美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以后仍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后几个世纪中，拿破仑、列宁和卡斯特罗也纷纷步其后尘，不愿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他人。在这里，我们无需浪费时间讨论华盛顿与他们有何不同，或者美国革命创造的政治条件有多么例外，关键之处在于，同华盛顿相比，其他革命领袖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完全没有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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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当然并不缺乏革命声望。1775年形成的大陆军和独立革命事业已经将他视为核心领袖。而且在通向约克镇那漫长而艰苦的征程中，他一直表现出对北美独立事业的献身精神，保持了富有人情的形象和庄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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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也并不相信新政府（现在被称为邦联国会）可以更好地应付战后的建设。他对新政府对北美共和国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分析表示怀疑。“我的看法十分明确，”他写信对纽约的州长说，“如果国会不扩大权力，获得处理所有全国事务的能力，那么我们洒下的热血、付出的代价、承受过的苦难都将没有任何意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十分脆弱，而且很快就要破裂，到时候就会沦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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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盛顿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行使权力或类似的任何集中化的政治权力深恶痛绝，而弗吉尼亚的主要政治思想家——包括乔治·梅森和托马斯·杰斐逊——倒是都把这种憎恨看作是共和政府的原动力和真正的“1776年精神”。华盛顿从战争中吸取的主要政治教训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缺乏足够的活力，而北美在经历了推翻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权威后，本土的政治家都变得过分强调对政治权威的限制。在与州政府的通信中，华盛顿经常建议加强行政部门的权力；而在战争期间他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大陆会议没能像一个主权中央政府一样对各州实行强制的约束，因此才会在面对强大的英国时显示出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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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华盛顿也并没有幻想邦联国会能够履行向军队做出的承诺。1780年，议会曾经发布了一个决议案，给大陆军的军官们颁发终身的半薪。然而等到1782——1783年冬天时，局势已经非常明显，提供这笔津贴的税收永远都不可能征到了。此时在国会中担任代表的汉密尔顿报告说，即使将上面提到的数目减少为5年的全薪，该决议案仍将遭遇同样的流产命运；一旦和平协议签订、大陆军被解散，这张空头支票将会被人们永远忘记。而到1783年1月，华盛顿发现国会对常备军的恐惧已经使军队本身的待遇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像往常一样，军队没有军饷，大部分军人连衬衫都没有，”他用颇为讥讽的口吻说，“假如有人斗胆向国会讨个说法，他们会回答说，大陆军已经习惯于穷困艰难、没有军饷的生活了，让他们接受其他的生活方式既不明智，也是有害的。”他向汉密尔顿坦白说：“作为一名公民兼战士，我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对大陆军将士们的忠诚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基础，因为正义感使他坚信，这些人为美国独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也同样清醒地看到，这些牺牲的唯一回报只有赞美，“随着战争的结束，回报以往功劳的期望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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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因素——华盛顿的卓越地位、新生邦联政府的软弱无力，以及军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纠结在一起，终于导致了1783年3月在纽堡发生的一场阴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华盛顿的最后诱惑”[4]。就在军事生涯的顶峰时期，华盛顿证明了自己对独裁权力的诱惑完全免疫，就像他对天花拥有免疫力一样。而且，和他做出大部分戏剧性决定时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一行为的原因深深根植于他的性格中，因此他的行动好像完全是出于本能，根本无需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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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纽堡阴谋的学者们都赞同，它可能是由费城的一伙国会议员挑起的，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莫里斯希望利用军事集团的威胁作为政治武器，赢得税收法案（主要是关税）的通过，也许还希望由此使邦联国会的权力超过各州。华盛顿最先听到风声是在纽堡的军官们到处散发请愿书时。这些请愿书威胁说，如果军官们的津贴得不到保障，他们将采取行动反对国会。到1783年初，随着阴谋演变得越来越复杂，军官集团也出现了分裂：温和派由亨利·诺克斯带领，他们与国会内部的阴谋家联合，威胁发动一场政变；而激进派则在霍雷肖·盖茨的领导下，准备采取威逼行动，企图由军方接管政府。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军官集团发表的秘密言论永远不可能以历史档案的形式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只能从这场阴谋的派系争斗中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我们能肯定的是，3月11日是危机酝酿成熟之时，反对政府的军官们准备在这一天召集会议、协调战略。华盛顿下令撤销这次集会，声称只有他才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接着他决定在3月16日召开一次全体军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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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里，他亲自起草了他一生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演说稿。除了用词得体、韵律典雅外，这份演说稿还将他自己的荣誉和名声与美国革命的最终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传达的核心思想是，军方试图采取的任何阴谋都将是对他们为之而战的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他本人正直品格的攻击。克伦威尔以及后来的拿破仑都将自己视为革命的化身，以便为他们夺取独裁权力提供正当的理由；而华盛顿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的化身，目的却是宣称这一革命与独裁权力水火不容。这场演说就好像一位父亲向子女们宣讲这个全新的大家庭的意义。以下是最感人、最重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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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是最早投身于我们国家的事业的人之一；既然除了公职的需要把我召离你们身边外，我从没有一刻离开过你们；既然我一向是你们坚定的伙伴和你们的痛苦的见证人，而且是直到最后还感知并承认你们的功绩的人之一；既然我一直认为，我个人军事生涯的荣誉同大陆军的荣誉息息相关；既然在听到大陆军受到赞扬时，我感到欣喜若狂，而在有人诋毁它时，我又感到义愤填膺，那么就不能认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我对大陆军的利益漠不关心……我以我们共同祖国的名义请求你们，既然你们珍视自己神圣的荣誉，尊重人性的权利，尊重美国的军事和民族声望，就请你们向希望以任何貌似有理的借口破坏我们国家的自由，试图恶毒地打开内乱的洪水之闸，让我们正在崛起的国家淹没在血海中的人，表示你们最深的恐惧与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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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却十分深刻。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华盛顿向世人表明，他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野心，并能够认识到通过交出权力，而不是扩大权力，他的历史地位才会上升。他有足够的自信，知道自己是谁、做了些什么，对任何无关痛痒的流言蜚语都能置之不理。而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他证明自己对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有着本能的理解力，即所有的合法权力都必须来自公众的赞同。（有趣的是，华盛顿很少用“共和国”这个词来描述新国家，虽然在其建立过程中，他比任何人做出的贡献都大。他更喜欢用“帝国”的称呼，而这个词却有帝王、君主的含义，实际上与拿破仑式的野心更相符。）华盛顿并不赞同共和主义，因为这种原则强调完全取消行政权力、反对强有力的政府，是对独立革命精神的扼制。但从根本上说，他却是一个共和派，他视自己为一场历史性实验的组织者，他所代表的是大于个人、大于他自身的政府；在这场实验中，所有的领袖，不管其作用多么不可小觑，最终都应当是可以替代的，这正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终极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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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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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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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进入纽堡的新大楼，这是一个由军队刚刚建成的大型礼堂，也被称为“圣堂”。听众席上有大约500名军官。霍雷肖·盖茨负责主持会议，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因为在华盛顿已经扑灭的那场军事政变中，他是最有可能的阴谋策划者。所有的发言都按照底稿宣读并经过精心排练。华盛顿的副官们在听众席中呈扇形落座，每当将军的发言到了关键内容时就带头鼓掌。华盛顿缓缓走到讲坛前，从短上衣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讲稿。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这个动作几乎肯定是有备而来的——从口袋里掏出费城科学家大卫·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刚寄给他的眼镜。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在公开场合看到过华盛顿佩戴眼镜。他向济济一堂的军官们环视了一圈，扶了扶新眼镜，然后说道：“绅士们，请允许我戴上眼镜，因为我不仅头发花白，而且几乎老眼昏花，无法再为国家效力了。”有几位军官开始哽咽。演讲本身十分冷静克制，人们所有关于军事政变的想法顷刻间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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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夏天和秋天，和平协议的临时条款公布出来，美国独立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了，然而华盛顿依然在训练大陆军，以防外交努力一旦失败，战争会再度爆发。他决不允许这种可能发生。（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大陆军为战争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时，战争却不太可能爆发了。）他接二连三地向国会写信，替军队申请抚恤金，以保证军人受到公正待遇，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知道，不管国会通过怎样的法案，没有钱，政府的任何允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者而言，军队都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是权力和强制力的来源。它不仅帮助美国人赢得了战争，而且也挑战了革命信条，证明了权力和强制力不一定违抗自然秩序。可是现在应该解散军队，忘记军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赢得的成就，而且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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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胜利的结果越来越明显时，华盛顿表达了他对胜利的最终看法。如果说纽堡的演说是他最感人的演讲，那么他在1783年6月写给各州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则是他一生中最中肯的一封信，与那些平淡陈腐的官方通信相比（这类信件总共有好几万页之多），这封信显得热情洋溢。这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时刻，唤起了华盛顿所有的想象力：“美国公民身处最令人羡慕的环境中，他们是这片广袤大陆唯一的主人。这里拥有世界上各种土壤和气候，特产丰饶。现在，和平终于到来了，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将被视为在一个惹人注目的舞台上表演的演员，而这个舞台是上帝特意用来展示人类的伟大与福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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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战争赢得的伟大成果是一个大陆帝国的成立，包括他年轻时曾经开拓过的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土地。华盛顿相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的未来在西部的内陆地区，而不是东方的欧洲。当拉法耶特建议他去欧洲各国首都进行一场巡礼时，华盛顿表示了反对，他更希望在“新帝国”举行一场游行，从底特律出发，沿密西西比河而下，最后经佛罗里达和卡罗来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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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封公开信也回顾了美军最近的胜利，他将它描述为“上天带来的奇迹”，并采用了令人熟悉的“一系列机缘”的说法，不过这一次是从更高的层次：“我们的国家不是建立在无知、迷信的黑暗时代。在它建立的这个时代里，人权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的理解和清楚的界定。”接着他讨论了过去一个世纪（不久以后被称为“启蒙时期”）人类在社会和政府方面的知识结晶，指出当美国人开始他们独立建国的实验时，这些知识幸运地变成了现实。“在这个幸运的时代，”他谈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了，如果他的公民们不能完全拥有自由与幸福，那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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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盛顿与军队告别时，出现了两个戏剧性的场景。其一是1783年11月初在纽堡，来自巴黎的消息表明，和平协定已经签订。在一次令人动容的仪式庆典中，华盛顿向大陆军的普通士兵道别，称他们为“爱国的兄弟帮”。他表示，希望国会尽快兑现曾经允诺过的年金，以表彰他们的贡献，并劝勉所有的战士以美国公民而不是弗吉尼亚人或新英格兰人的身份回到家乡。稍后，在纽约的弗朗西斯酒馆，他又以个人身份与追随他7年之久的军官挥泪告别，当时在场的人都将这一高潮看作自己人生的重大时刻，也是创造美国历史的关键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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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道别发生在邦联会议临时所在地安纳波利斯（Annapolis）。12月22日，一场向华盛顿“阁下”致敬的正式宴会和舞会在那里召开。华盛顿在宴会上的祝酒词使某些代表颇为不安——“祝愿国会得到足够的权力管理国家”——这显然是批评《邦联条例》规定的国会权力太过局限。在接下来的舞会上，华盛顿跳了每一支舞，因为女士们排成了长队，用当时一位在场者的话说，“每个人都想接近他”。在第二天的官方庆典仪式上，托马斯·米夫林担任了主持者，这也是最后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因为米夫林曾经策划了逼迫华盛顿辞职的阴谋活动。接着，庆祝美国胜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我已经完成了派给我的任务，”华盛顿严肃地说，“现在将从伟大的事业中全身而退……我正式提出辞呈，告别愉快的公众生活。”这个人懂得坚持到底，也深谙如何结束。发表完这段演说以后，华盛顿缓缓走向早已候在大门外的马车，人们纷纷挤到门口向他挥手道别。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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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特林勋爵（Lord Stirling，1726——1783）：即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将领，曾在长岛战役中兵败被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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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尔布男爵（Baron de Kalb，1721——1780）：巴伐利亚出生的法军将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与乔治·华盛顿一起在福吉谷度过最艰难的冬天，在卡姆登战役（Battle of Camden，1780）中负伤牺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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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曼（Haman）：《圣经·以斯帖记》中记载的一位波斯宰相，因为阴谋杀尽犹太人而在五十肘高的木架上被吊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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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盛顿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Washington）的说法可能源自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953年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小说1987年被改编成电影，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最后一刻摆脱了魔鬼的诱惑，圆满升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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