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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拥有如此超凡的地位。而在以后200多年的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一位公众人物能够获得像他那么高的声誉，可谓乱世出英雄。华盛顿经过了一段时间才使自己适应了被视为美国世俗圣徒的角色。最初他选择沉默来逃避这一切，因为他知道，经历了繁忙的、总是“绷紧弦”的战时生活后，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几个月以后，他已经学会用一套标准的说法来应付纷至沓来的溢美之词：他并非神灵，只是受命运垂青，使他“历经崎岖坎坷，一路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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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自己时，华盛顿开始用第三人称，并对由此造成的滑稽效果感到十分好笑。当邦联国会将他的辞职信——这是他作为辛辛纳图斯的纪念物——装在一个金盒子里送给他时，他说道，百年以后，后代人可能将它当作一件宗教信物那样崇拜。而当西班牙国王将一头公驴作为礼物运到芒特弗农庄园，希望改进美国骡子的品种时，华盛顿则声称那匹公驴过于孱弱而不适合配种，它一定已经在西班牙王室那里满足了性需求。随着无穷无尽的参观者不断地来芒特弗农“朝圣”，华盛顿被占据的时间越来越多，但他依然试图摆出富有人情味的态度，好挽回他那冷漠超然的名声。有一位完全陌生的客人整夜地咳嗽，后来华盛顿走到他的床边，递了一杯茶给他；另一个更早的访问者、擅长移植手术的法国牙医也评价了华盛顿的谦恭有礼，不过即使华盛顿本人也料想不到，200年以后，他的假牙和牙托会成为芒特弗农庄园吸引游客参观的主要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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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有生之年就被当成传奇人物，这对华盛顿来说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战争刚刚开始的几周里人们称他为“阁下”那时起，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做出与这种称谓相匹配的姿态了。甚至更早时，当他在尼塞西蒂堡和莫农格希拉河大屠杀中奇迹般生存下来，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认为自己是受到上帝眷顾的。在独立战争中，当周围的士兵不断流血牺牲，而他却安然无恙时，这种感受更为强烈。1783年以后，他的神话地位被载入了新国家历史的第一页，永远为后代所铭记和颂扬。雕塑家、画家、历史学家，甚至毫不相干的旁观者都纷纷涌到芒特弗农，就好像来到美国的奥林匹斯山朝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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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越来越认识到，他在天堂的地位已经确定，而在尘世间的时日却不多了。战争期间，他过分专注于军队的日常事务，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了命定的年限——50岁，这是华盛顿家族中的男性很少能活过的岁数，他称之为“人生的顶峰”。正如他在纽堡向军官们说的那样，在为国家效劳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的老人。他那曾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强健身躯，如今却松弛下垂；他那魁梧的身板曾令他在马背上、舞池中留下优雅的身姿，现在却染上了风湿病。一度在狩猎中充当领队的他，现在却选择在队伍中殿后。他在信件中开始严肃地谈到辞职的问题，透露出“昔日英雄风光不再”的强烈意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1784年，拉法耶特在芒特弗农庄园住了很久以后终于动身离开，道别的场面使华盛顿怀念起往昔岁月，并以淡泊的心情预想了日益迫近的黑暗。“我回忆起我的年轻时代，”后来他写信对拉法耶特说，“发现它们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52年来我一直在向上攀登，现在终于开始下山了——对我而言这已经十分幸运，因为我的家人都不长寿——也许不久，我就会被埋葬在父亲那阴冷的墓穴边了。想起这些事情当然使人心情黯淡……但我并不抱怨，我已经很走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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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年轻的部下和从前的战友先后死去，这使他的宿命情绪更为强烈。约翰·劳伦斯死于约克镇战役之后的一场无意义的小规模战斗中，这也是战争最后的几起伤亡事件之一。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另一位深受他信赖的副官，死于1786年的一场病毒感染。纳撒内尔·格林，他最为忠心、最珍视的部下，在同一年因为中暑而死去。他们都步了查尔斯·李的后尘——这位华盛顿昔日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于1782年辞世，与他心爱的猎狗，以及他所憎恶的人们葬在一起。（李生前的愿望是，必须葬在距离任何一个长老会或浸礼会教堂1英里以外的地方，并解释说：“我生前总是不得不与讨厌的人为伍，不愿意死后也这样。”结果人们还是违背了他的愿望。）虽然华盛顿已经十分习惯看着周围的人相继离去，但这些人的辞世还是令他忧伤，使他联想到自己白发迟暮、时日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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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盛顿在战后的芒特弗农时期，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两个活跃期的过渡阶段；如果你愿意，可以像给牧歌命名那样，分别冠之以作为将军的“战时第一人”和作为总统的“和时第一人”。但华盛顿本人却将其看作尾声，而不是幕间休息。10年以后，当另外两位杰出的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隐退到各自的乡村生活中去时，约翰·亚当斯预言他们两人的政治雄心只是暂时蛰伏了，并称他们为“生长在幽暗处的政治植物”。然而华盛顿本人和其他人却都深信，华盛顿是真正归隐到了莳弄芒特弗农庄园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田园生活中去了。华盛顿坚定地认为，他的公共生涯已经结束，而他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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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应有的贡献，但并不认为美国革命也已结束。下一步“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欧几里德问题一样简单，和字母表一样明确”，那就是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使之能将人民日益壮大的活力和半块大陆的资源联合起来。他相信，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够捍卫美国革命赢得的果实，但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也许必须经历一场危机。“我相信最后一切都会步入正轨，”他十分乐观地说，“但就像一个年轻人过早地获得了一大笔遗产，我们将会陷入骚乱之中，甚至让我们的声誉走到毁灭的边缘。”实际上，在事态好转之前，必定会出现一个低谷；或者，用华盛顿的话来说，“人总是必须先有感受，之后才是更高层次的理解”。然而这需要时间。他希望用余下的时日处理私人文件以应付未来历史学家的详细审查，为画家和雕塑家摆好姿势，招待源源不断地来访的崇拜者，为庄园的宅邸进行最后的翻新以便让它像自己的事业一样完美。此刻，这位行动的巨人显得十分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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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后世、波托马克公司和辛辛那提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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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次想到死亡，华盛顿开始越来越关心永生的问题。至少从传统基督教意义上而言，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情结的人，他将上帝看作遥远的、人力以外的力量，是他所说的天眷神恩的来源。是否存在来世？人的灵魂能否进入天堂？基督教神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笔墨和精力，试图解释这些深不可测的谜团，现在华盛顿也突然接触到这些问题。唯一能够永生的方法是活在后代的记忆中，这是一种世俗的、而非宗教形式上的永生，也是华盛顿决心追求的。如果可能，他希望自己能像控制大陆军一样牢牢控制住美国人的记忆。革命年代的大部分杰出领袖都认识到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因此小心翼翼地保存信件，并从子孙后代的判断立场来编写回忆录。但没有一个人，包括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等勤于撰写回忆录的人在内，会像华盛顿那样热切地希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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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就开始执行这个“向后代解释自己”的计划。1781年，华盛顿劝说罗伯特·莫里斯和大陆会议为一个秘书组拨款，该秘书组由年轻的军官理查德·瓦里克（Richard Varick）领导，主要任务是抄写华盛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信件。（在大陆军的将士们得不到足够给养、缺衣少食的情况之下，莫里斯愿意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这确实令人吃惊。）华盛顿十分细心地向瓦里克提出了很多指示，告诫他这项任务将比他想象的要费力得多。这一工作小组每天工作8小时，就这样在纽约的波基普希（Poughkeepsie）干了两年，最后终于将整整28卷的通信集编好了。在瓦里克准备用船把它们运输到芒特弗农时，华盛顿曾对他说：“无论是当代人还是以后的人们，都会认为在它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绝对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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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相信，在独立战争中打败英国人的壮举为他赢得了最大的美名。瓦里克的手稿成了一个丰富的宝藏，与独立战争有关的所有故事都依赖于它的记载；而且华盛顿自己也知道，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评价他的一生。他曾经解释说：“只要我还活着，假如有关我的任何回忆与独立战争的历史截然分开，都将伤害到我的情感，而不会令我感到荣耀。”他让无数的历史学家都去参考这些战时的官方通信，同时又竭力避免被问及自己的私生活，从而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免去自我推销的嫌疑。他曾用近乎自负的态度说：“追慕虚荣绝不是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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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准使用瓦里克手稿的历史学家是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他是波士顿的一位牧师，在战争期间曾经与华盛顿有过信件往来。1784年8月，戈登访问了芒特弗农；4年以后，他出版了4卷本的独立战争史。（戈登的尝试虽然具有开拓性意义，却从未获得作者所期望的成就，原因来自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该书的风格过于浮夸。）为了让戈登的研究更加充分，华盛顿同意追忆手下军官的往事，他赞扬去世不久的劳伦斯充满爱国热情，对诺克斯和格林的坚韧不拔也表示钦佩。但他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盖茨和李所言甚少，宁愿让李和他的那些爱犬静静地长眠。戈登还提到1776年华盛顿堡的惨败，这场战役令华盛顿在当时备受非议。华盛顿很明智地回答道，对于这个难以防御的要塞，最终做出是否坚守的决定是当时在场的军官，即格林，“我并不是要通过责怪别人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不巧的是，就在华盛顿说了这番话的第二年，格林就去世了，也许这令华盛顿产生难以言表的痛苦，因为他将华盛顿堡一战的污点转移到了一个他非常敬重的战友身上：格林死时名誉扫地，还遭到债主们的追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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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一年以后，华盛顿发现自己也开始尝到早先种下的苦果，侵扰他的不是债主，而是记者。“很多人以为我退休以后非常轻松，他们完全错了。”他抱怨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包括我为公众服务的8年，像退休以来这样，不得不亲自回复如此多的信件。”（国会规定华盛顿收发的任何信件都免付邮费，这无意中更增添了他的烦恼。）在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指挥部总是有许多年轻而聪明的副官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现在他决定如法炮制，将芒特弗农当成另一个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正在指挥另一场漫长的战役，战役的目标是保护一个公民的形象，因为这位公民代表了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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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5月，托拜厄斯·利尔（Tobias Lear）成为华盛顿的助手，他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又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不久以后，大卫·汉弗莱（David Humphreys）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是一位颇有抱负的诗人，耶鲁大学的求学经历使他的文风多少有些文绉绉。华盛顿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对自己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一点，他仍是十分介意的，这尤其体现在他的写作风格上：强健有余，文雅不足。有了利尔和汉弗莱的帮助，华盛顿的信件就有了十分得体的文风，并得以流传后世。他已经意识到，每一封信经他签名之后，都会像瓦里克手稿一样，被保存、复制和编目，最后成为华盛顿文集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华盛顿遗产。他可不只是写信给当时那些人，实际上，他是在写给后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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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早期华盛顿拒绝与任何试图了解他战争以外生活的传记作家合作，但他后来十分乐意与汉弗莱一起勾勒年轻时代的回忆录，将他在俄亥俄领地所经历的战争告诉给读者。在这本堪称“修正主义历史”的著作中，他删除了早年期望成为英国军官的雄心壮志，进行了轻微的改动，把围绕尼塞西蒂堡的投降而引起的争议掩藏起来，并为自己在福布斯战役中的抗命行为开脱，好让自己在成为英雄之前的形象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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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天性决定了他十分不愿意耗费时间接待画家，但他还是欣然接受罗伯特·埃奇·派因（Robert Edge Pine）的建议，整整三星期都摆出累人的造型。“我现在已经完全听命于画家了，”他承认，“我对他们唯命是从，极有耐性地任由他们刻画我的脸部线条……没有人像我这样更乐于听从画家的指挥。”1785年秋天，他接待了法国最杰出的雕塑家让——安东尼·乌敦，由于受到杰斐逊的邀请，乌敦千里迢迢地从巴黎来到美国，为华盛顿套取面部模型，用于制作标准胸像和雕塑。华盛顿向拉法耶特解释说，这些单调乏味的活动已经具有了类似军事任务的性质。乌敦之类的艺术家们是“先贤祠的看门人”，他们掌握着“大门的钥匙，只有通过他们，爱国者、贤人和英雄们才有可能永垂不朽”。要成为一个偶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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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相信，美国未来的人间天堂是在西部。他曾告诉一位朋友：“假如我是一个打算开创一番事业的年轻人，那么除了在那一地区的某处以外，我再也不可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他几乎完全相信，是上天让流经芒特弗农的河流成为翻越阿勒格尼山脉的通道，并带领人们进入北美的内陆地区。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在芒特弗农庄园的东侧加盖了宏伟的露台，从这个绝佳的位置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波托马克河的壮丽景色，这让他回想起探索俄亥俄领地的年轻时光和为建立大陆帝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在退休后的几年中，华盛顿花费了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努力将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变成现实。就像他的“后世计划”一样，这是一个老人在努力扩大自己对留给后代遗产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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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考虑既是十分浪漫的，又是十分现实的。从浪漫的角度而言，他依然坚持着由来已久的信念，只要波托马克河上游的航行条件得到改善，它就可以成为通往俄亥俄河流域的最佳途径，最终将切萨皮克湾与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使亚历山德里亚成为整个国家的商业中心。身为波托马克公司的主管人，他支持出版了《波托马克河杂志》（Potomac Magazine）等刊物，将波托马克河和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的交汇处形容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天然良港，“那里可以非常宽松地停泊下一万艘诺亚方舟”。他劝罗伯特·莫里斯也在公司中投入资金，声称为了波托马克河的未来，“我愿意将筹集到的所有资金都投进去”。（莫里斯拒绝了，但他受到其他人的误导，在别的土地上投机，最后终于破产了。）后来国家的首都被定在波托马克河边上，而讽刺的是，华盛顿对波托马克河以西地区的憧憬使他在1785年的邦联会议上反对将首都定在大西洋沿岸，声称“帝国的首府……留在东部的日子不长了”。他对波托马克河的迷恋还使他将美国想象成“全世界穷苦人民、受压迫者……的应许之地”，移民的滚滚大潮穿越大西洋，通过所谓的“前门”（即波托马克河），来到“西部肥沃的草原”，最后到达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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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马克河的梦想建立在一个错觉的基础上，但假如我们忽略这小小的错误，就会发现制造这一梦想的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未来。从实际情况看，波托马克河之梦也许弄错了“前门”的地理位置，但华盛顿却看到，至少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面向西部的移民活动将成为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18世纪80年代，他担心邦联会议的权力过于分散，利益都被各州所瓜分，从而无法统一有效地控制迁往西部的移民。他支持所谓的“渐进式开发”，意即层层推进、逐步占领边疆地区。（一句话，波托马克公司作为西部开发的私人模式，应该成为邦联政府公共政策的榜样。）华盛顿担心，假如国内不重视西进运动，随着人口的日益膨胀，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将沦为外国的势力范围，“短短几年之内就会与我们脱离关系，甚至比南美洲还要更疏远”。他警告说，西部殖民地已经“危在旦夕——稍有不慎就会脱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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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梦魇中，西部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英军无视巴黎协定，依然驻扎在西部边境上，显然希望伺机挽回约克镇战役中的损失。西班牙是又一个企图控制美国西部的欧洲大国，但华盛顿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因为在他看来，西班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将保持长期落后的局面。1785年，他反对与西班牙就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进行外交谈判。他质问道：“当保持沉默对我们有利时，我们为什么还要过早地促成谈判呢？”实际上，他认为西班牙在北美的活动只是临时性的，注定要被美国殖民者的滚滚大潮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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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思考西部土地的命运时，强烈的个人愿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西部的关心直接根源于华盛顿的个人愿望：确保美国从英国手中赢得的领土——这是他的战利品——不要落入外人之手。不过，除了这份国家遗产以外，华盛顿自己还拥有240平方公里左右的西部土地，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西部谢南多厄河流域的小块土地，以及俄亥俄河和大卡诺瓦河边上的两片大面积的土地。随着芒特弗农庄园的日益衰落，西部的地产成了华盛顿家族收入（以地租的形式）的主要来源和净资产的基础。而这些土地的价值又严重依赖于西部地区的定居情况，这就需要邦联政府提供及时而审慎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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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每当牵扯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华盛顿都非常小心，尽力避免任何不得体的言行。例如，他谢绝了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薪俸，这表明了他的顽固信念：独立革命的目标是十分纯粹的，而他效忠于这一事业的动机也一样纯粹。1785年，当波托马克公司的其他理事赠予他50股公司股票作为回报时，为了找出委婉地谢绝这份好意，同时又不会显得不近人情的方法，他和朋友们备受煎熬。但在华盛顿的心里，与股票或现金相比，土地是完全不同的财产形式。土地促使华盛顿回忆起自己继承芒特弗农庄园和卡斯蒂斯家族遗产、崛起为贵族之前的时光，使他重新回到野心勃勃的年轻时代——只有强健的体魄和军事上的功勋伴随着他前进。那时候，对土地的渴望是他内心防御和自我控制的唯一薄弱环节，假如没有这种渴望，他一定会无懈可击。然而，为了保证他那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并从经济上保证这种地位名副其实，追求土地是唯一长期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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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9月，他对土地的迷恋表现出非常戏剧化的一面：他决定在自己的西部土地上巡游一番，并拜访那些在他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地产上定居的家庭。当这些定居者听说他们多年以来耕种的土地实际上属于别人，而这个人恰恰就是乔治·华盛顿时，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失望。当他们质疑华盛顿的所有权时，后者雇了一位律师：如果拒绝离开这片土地，或者不肯作为佃户向华盛顿缴纳地租，他们将遭到法律手段的驱逐。“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顽固而别有用心的流氓，”他解释说，“在反复警告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摆明了是要对我不利。”他似乎将土地看作自己的延伸，占有他的土地就对他构成了人身侵犯。法庭将这个案子拖了两年而迟迟未决，于是华盛顿这位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被迫与一群穷苦而争强好胜的农民争执不休。最后华盛顿胜诉，但胜利只是助长了他“全力以赴捍卫一己私利”的名声。这段插曲还暴露了他对土地的永不知足造成的另一个异常结果。与杰斐逊那种独立的自耕农模式不同，华盛顿选择了租佃和控制所有权的费尔法克斯模式来经营土地，这几乎是为了有意减慢向西部的移民，因为没有一个定居者会情愿选择租佃而非自己占有土地。采用这种模式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华盛顿对自己在弗吉尼亚没有地产的少年时代一直难以释怀，另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等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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