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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496 谢司叛乱与其说是导致召集制宪会议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一次契机，前一年春天杰伊曾经向华盛顿描述过的那些秘密谈话现在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当这些话题转变成一个正式计划，让各州代表于1787年5月聚集在费城时，华盛顿却抵制住舆论压力，并没有成为弗吉尼亚代表团的领袖。一直以来，华盛顿都在努力回避有关继续公共生涯的各种邀请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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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498 他的第一个理由来自辛辛那提兄弟会。为了使自己的决定与弥漫在该组织周围的贵族氛围保持谨慎的距离，华盛顿谢绝了邀请，没有出席该协会刚好定于5月在费城举行的年度大会。他对制宪会议解释说，他无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席一场政治会议却不冒犯以前大陆军的那些军官，不过他依然由衷地支持弗吉尼亚的代表们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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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00 他的第二个理由是弗吉尼亚代表团本身，因为他发现自己并不在代表名单中。这是一个空洞无力的借口：华盛顿没有被选为代表，是因为弗吉尼亚议会推测他不会出席会议。一旦华盛顿以此为借口，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就动用州长的权力，请求议会破例进行一次投票，结果人们一致同意这位“发起、推动和实现了美国革命”的人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此时的华盛顿在战略上已经寡不敌众，但他依然坚持说，他还是不可能去费城访问，因为他正遭受风湿病和其他一些病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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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02 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只是用来临时掩盖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相信自己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辛辛纳图斯这一角色，就只能依照它所规定的情节行事了。1783年他曾允诺永远离开公共生活，因此，用他对朋友的话来说，假如再参加制宪会议，“人们会认为我公然违背誓言，而当时我可是在一生的重要时刻、以神圣的方式宣布不再参与公共事务的”；这项声明“不仅保留在国会的档案中，我相信还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上”。因而，这位辛辛纳图斯其实已经无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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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04 第二个原因是华盛顿个人的保留意见，它与第一个原因直接相关，只不过所针对的问题更具有战略性。也就是说，他不能拿自己的名声冒险，去参与一场可能失败的政治投机活动。老战友亨利·诺克斯曾警告他说，各州的代表们已经分成了三个派别：温和派，只希望对法令进行温和的改良；保守派，拒绝接受任何改变；以及激进派，希望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缔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除非有人能保证最后一个派别将会取胜，否则华盛顿就不值得拿自己的威望去冒险。诺克斯打了一个军事上的比喻，将参加大会的决定比作接受敌军挑战的决定，只有当战争结果十分肯定而且具有决定意义时，才值得做出这样的决定。华盛顿也指出，眼前的政府更“像一座失了火的房子”。假如参与大会的代表们确实有能力扑灭大火，他也愿意助一臂之力；倘若不然，那么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这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等待其他人来重建一座全新的房屋。为什么要拿名声做赌注呢？更何况“宁静舒适的退休生活如此符合我的愿望，以至于任何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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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06 然而名声上的考虑（也是华盛顿花费心思更多的考虑）却可能导致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他必须谨慎地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称之为“我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作为美国最伟大的革命英雄的形象已经确立，将这笔无价的无形资产投资在一项并不确定的事业中，那将是十分轻率的；另一方面，假如制宪会议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政治体制、保证了革命的果实呢？诺克斯承认，这样的结果也能够保证华盛顿的地位，但华盛顿如果“任由房子化为灰烬”，那么他的地位将会下降：“而如果一个明智而富有活力的制度经您签署批准而建立，您在当代人和后世人中将享有盛誉，国家给予您的光荣称号——国父——将获得双重的保障。”华盛顿早已开始揣测，远离费城将使他的名声遭遇怎样的结果：“人们是否会因为我没有参加大会，而认为我已经被共和派抛弃？不仅如此，因为我没有在此事中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人们是否会猜测我有其他的（不良）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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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08 从1787年3月中旬开始，这些混乱的想法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迪逊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麦迪逊那样，在纷乱琐碎的细节中预见到政治斗争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他告诉华盛顿，经过对州代表团成员的深入研究，他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代表们对修改法令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彻底改革现存的政治制度。这一明智的判断使华盛顿决心放手一搏。尽管他仍坚持“事先已公开表过态，所以不会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甚至还推诿说，即使参加大会，“国家事务的潮汐也会将我推回到退隐的沙滩上”。但明显地，麦迪逊的汇报已经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华盛顿看到，大会有可能触及根本问题，“无论最后是否达成共识，将不会采纳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探明宪法的缺陷，并提出一些激进的治疗方案”。一旦确信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就决定付诸实践，将他自己、麦迪逊和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名声都押在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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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10 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华盛顿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顾问团，其中包括许多美国最富有政治头脑的人士。华盛顿十分清楚，《邦联条例》必须被完全取代，而不只是被修改，新政府必须拥有足以为整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权力。对于其他问题——更详细地说，建立在新基础上的政治框架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他则承认自己还需要虚心学习。杰伊和麦迪逊主动要求教授他有关共和政体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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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12 华盛顿早已习惯通过倾听和分析众人的意见，最后形成自己的判断了。革命期间，他就主持过无数次军事会议；而在战争之前，乔治·梅森也曾帮助他学习反对议会征税的宪政理由。等到1787年，他已经能够牢固掌握眼前的基本力量，并十分明确应该将这些力量引导到哪个方向。现在他需要的帮助是掌握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同僚们所使用的理论词汇，学会通过思辨的方式达到他早已确定的目标。对于这些，他会虚心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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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14 在一封充满了先见之明的信中，杰伊描述了费城大会最有可能的结果，那就是联邦政府包含三个独立的分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不应该像专制君主一样行事，但两者的差别又是微乎其微的。中央政府应该有权否决各州的法律，就像英王有权否决殖民地立法一样。关键的问题是主权——主权归于各州还是集中在联邦政府？恐怕只有将主权归结为所有权威的来源，即“人民”，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明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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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16 麦迪逊则同样敏锐地预见到了可能主宰费城大会的焦点问题。他预测，最大的争执将围绕立法机关的代表问题展开，即应该以州为单位还是依据各州人口比例来确定代表人数。如果前一种选择被采纳，则意味着新宪法的失败，因为只有一个能够反映人口总体情况的国会才能称之为国家制度。和杰伊一样，麦迪逊也主张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各州的法令。而在主权问题上，他开始考虑一种史无前例的办法，只有在主权十分明确且不可分割的前提下，这种方案才有可能实施：“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旦实行，既能维护国家的最高权威，同时也不会限制地方权力在服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发挥作用。”这里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为“联邦主义”的核心原则，即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实行主权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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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18 没有人对制宪会议中将要争论的问题做出过比这更好的概括。而且，这一预测还是国家主义者做出的。华盛顿实际上也是国家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作为大会主席，他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这也是他最拿手的角色。抵达费城以后，他立刻与远在巴黎的杰斐逊交换了意见：“有些人期望很多，而另一些人期望很少，只有少数人完全不抱期望。所有人都会同意，某种程度上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邦联政府（如果它还能被称为政府的话）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一句话，它行将就木，除非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很快就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1787年春天的形势是否与1775年春天一样绝望还有待讨论，然而，华盛顿却把它们联想到一起，毕竟它们都是美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而华盛顿来到费城的举动更将这两个时刻联系了起来，他第一次来是为了赢得美国独立，第二次来则是为了捍卫这种独立。他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再次开始扮演早已为他人所熟悉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前一次担当这种角色时，对他而言关乎身家性命，而这一次则关乎他的身后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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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23 华盛顿传 [:1705530432]

1705531524 华盛顿传 选票和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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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26 华盛顿是制宪会议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最少参与争论的人。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出席会议上，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就赋予了会议以合法性，否则人们即使不称之为政变，也可能会指责它未经法律授权。（大会被授权修改《邦联条例》，而不是另起炉灶。）华盛顿在争论中之所以沉默，一部分原因是他先天不爱发表意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担任了会议的主席——主要任务是安排会议的程序，然后倾听其他人的发言。这个角色十分适合他，因为他可以超然于争论之上，他喜欢这样的身份，而别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赞同他。只有一次，他加入了争论，那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他批准了一份最终草案，将组成代表的选区人口数量从40000人减少到30000人，也许这么做只是为了公开宣示，他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设计者，而在其他时候，他还是乐于坐在最高的席位上，聆听美国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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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28 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如果只阅读1787年夏天的日记和通信，我们会以为他把心思完全放在别处了：闷热和潮湿的天气，修复他那昂贵的马车，利用来到费城的机会购买贵重物品，例如一个金表链和两顶天鹅绒的职业赛马帽；而在芒特弗农庄园方面，他需要向自己的侄子兼新管家乔治·奥古斯丁·华盛顿（George Augustine Washington）发布各种指示，哪块地栽种南瓜和豌豆，什么时候收获土豆，如何让那头很难对付的倔驴进行交配。6月4日，有人看到华盛顿穿过大街赶去参加宴会时，途中被人群团团围住。然而，华盛顿并没有提到，经过4年的隐退生活，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奉承是何种感受。当然，这并不代表华盛顿内心静如止水。事实上，所有代表都必须宣誓不外泄会议内容，以免商讨的内容被提前散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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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30 但是有两次，华盛顿打破了沉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使我们得以了解他对这一重大举措到底有何感想。7月10日，他写信给刚离开大会的汉密尔顿，请求他回来。华盛顿似乎相信，危机已经一触即发，除非汉密尔顿能够及时出现。“一句话，”他承认，“看到大会中正在讨论的问题毫无进展，我几乎快要绝望了，因此我很后悔参与到这件事情中。”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华盛顿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大会取得重大进展、即“大妥协”出现的时刻，迟迟未决的代表权问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众议院以人口为比例，参议院则以州为单位来分别确定代表人数。华盛顿最初将这一妥协看作一种失败，而不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削弱了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至高无上的控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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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32 接着，8月19日，当代表们对行政权及其选举方式争论时，华盛顿对有些代表表现出来的胆怯，以及含糊其辞的文件草案深感挫败。他告诉诺克斯：“在这样一个多种观念盛行的时刻我完全被说服了，这是当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休会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拉法耶特，重复了同样的意见：“这是一个命运之子，有些人抚养他，有些人鞭笞他。大众将如何看待它，是接受还是抛弃，我并不知道，我也不应该说出任何反对它的意见——如果它是好的，我希望它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它很糟，我希望它让制定者首当其冲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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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34 在以后的几十年、几百年里，人们对制宪会议赞赏不已：因为它具有巧妙的含糊性，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它依然非常模糊地区分了行政权和司法权，还建立了一个允许宪政体制随着时间逐渐演进的框架，而不是一次性提供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历史证明，这些正是该文件的天才之处，那么华盛顿当初却视之为最大的缺陷。他希望模糊之处得以澄清、纲要得以充实，至少要保证建立一个全国政府，有权让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控制各州及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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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36 担任大会主席使华盛顿有机会在政治方面接受一次广泛的教育，并认识到他所喜欢的刻意的明确性没可能实现。因为他观察到，大会充斥着各不相同的地方利益和观点，只有通过一个语意暧昧的方案，才能在上述各方之间达成妥协。而且当时确实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宪法也就无从说起。不管华盛顿怎样幻想美国的命运，那依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未来，对集权的戒备和担心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甚至最有思想的旁观者——虽然不包括华盛顿本人——都认为这是美国革命的核心政治遗产。费城的讨论表明，一个统一的国家依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模糊的文献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条件的有限和结论悬而未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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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38 在返回芒特弗农的途中，埃尔克角出现了一场灾难，那里的桥塌了，华盛顿的马受了重伤。也许是老天保佑，华盛顿在事故发生前刚好下了马，这让几位现场目击者以为，这位老战士依然是真命天子，老天显然是护佑他能够最后一次为公众服务。华盛顿意识到，重新加入费城的公共生活就意味着辛辛纳图斯的剧本被改写，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退休状态了。不过这番话只能独自在心头咀嚼。他在离开费城时，购买了4卷本的《堂吉诃德》英译本，然而他完全了解，宪法的修改注定会将他带上总统的宝座。如果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还不够肯定，他以前的副手用汉密尔顿式的断言打消了他的疑虑：“阁下，我想当然地认为，您已经决定听从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召唤。请允许我说，您绝对有必要在第一时间贡献您的力量——一个制度在草创之时假如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奠定基础，那么还不如不建立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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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40 既然历史和美国的选民都推举华盛顿再次掌握权力，他本人也就决定走一步看一步。毕竟，宪法的通过也并不是预先能确知的。实际上，州议会中的争论似乎表明，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比在制宪会议中还要激烈，因为对改革最为直言不讳的敌人已经离开了费城。华盛顿曾发誓在签署宪法的过程中不扮演公众角色，但他并没有允诺做一个完全超然世外的旁观者。正如他对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我已经读了最近期间争论双方发表的所有言论。”他对于“普布利乌斯”（Publius，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尤其印象深刻，后来这些文章被冠名为《联邦党人文集》。华盛顿十分明智地预言，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危机解决以后将继续存在，并成为经典著作。“当危机中出现的临时境况和短暂争论过去以后，”他告诉汉密尔顿，“这些著作将会引起后代人的注意。”他当然知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就是普布利乌斯系列文章的作者，因为他们又一次围绕在华盛顿身边，成为富有才干的随从，使芒特弗农庄园成为总统选举的基地，在那里策划战略、观察分析1788年春从各州纷至沓来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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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42 华盛顿对宪法批准过程的评价得益于麦迪逊出类拔萃的建议，后者是弗吉尼亚甚至美国最为敏锐的政治思想家。他也从自己参加的战争中汲取经验，单从表面看，战争能否获胜并不确定。就像独立战争一样，他解释说，在通过宪法的过程中，一批潜在的人才被调动了起来——他提到了普布利乌斯，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就一直默默无闻了。而类似谢司叛乱这样的绝望，则很像福吉谷的冬季宿营时期，实际上为最终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华盛顿表达了如下的自信：尽管在弗吉尼亚、纽约等关键的州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状况，然而宪法的批准还是取得了某种战略性的胜利。因为只要9个州的批准就能保证它的通过，而且弗吉尼亚和纽约州的重大争议出现在大会的最后阶段。华盛顿尤其关注弗吉尼亚的争论，他的两位老朋友兼老同僚、帕特里克·亨利和乔治·梅森是主要的反对派。在间接地提到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级的奴隶制时，他注意到，“有点奇怪的是，南部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们，却比真正的民主人士更担心宪法会导致贵族制和君主制”。他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那些曾经富有的种植园主们，如今很多都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却对他们眼前的权势有着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的想法：“在此我还要非常遗憾地补充一点，弗吉尼亚人把他们自己的家乡看得太过重要。”弗吉尼亚不应该将自己看作所有州中的“最强大的”，而是应该承认，“从实力的角度看，我们的州是较为弱小的”，实际上，加入联邦得大于失。1788年夏末，当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时，华盛顿已经从旁规划和支持了将近一年，但他仍在内心反复思索通过宪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时的信件表明，他正不时地遭受彷徨不定带来的折磨，“哀鸿遍野”或“阴暗的大地浓云密布”等陈腐的词汇也经常出现。不过这时候，他只是在唱独角戏了，因为宪法的通过已经确定无疑。汉密尔顿听说他依然试图放弃总统席位，于是动用了激将法。他提醒华盛顿不要忘记，作为制宪会议的主席，他已经“保证在行政部门担任一职”。华盛顿的内心痛苦和挣扎似乎表明，他尚有选择的余地，但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错觉。华盛顿感激汉密尔顿以“果断的口吻”将信息十分坦率地传达给了他，于是不再威胁要回到芒特弗农庄园去了。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停止他那无休无止的哀叹，在举行就职典礼的前一夜，他告诉诺克斯：“我感觉担任总统就好像罪犯被押上刑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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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1544 虽然他的话的确反映了内心的想法，但想法又分很多层次，就像早年他希望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一样。当代人很难理解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心理，我们只能认为，他时不时地提出退休，如果不是一种狡猾的阴谋，就是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退出心理。但在华盛顿的时代，没有一位杰出政治家会认为，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政治野心是正当合理的，任何一位积极追求国家要职的人都自称并不够资格被推举。所以说，当时的人有着与现代人很不相同的贵族式假设，他们认为，在政治舞台上明确表达个人利益就是暴露自己缺乏控制力，这对维护公共利益来说不是什么好习惯。华盛顿将这种风气发挥到了极致，他坚持认为，在选举前表现出做总统的任何愿望都是违反这一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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