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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伟大的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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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行政权所需要的领导才能”与“象征性地代表这种权力”完全不同。华盛顿的领导风格正是担任芒特弗农庄园主和大陆军总司令的数十年经历积累而成的。（事实上，担任总统以后，他能差遣的下属比以前少得多。）他将军事参谋的班子调整为文官人员，由此形成了内阁制，内阁的行政会议类似原来的军事会议，能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来应对危机时刻。杰斐逊后来描述这套安排时，认为华盛顿把自己当成“车轮的轮轴”，日常事务都交由他身边的部门首脑去做。这种制度将行政控制权扩至最大，同时又十分必要地摆脱了管理细节。它的成功运作有赖于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技能：首先，甄选和提拔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这些人通常受过比他更多的正规教育，华盛顿对他们委以重任，在行政大家庭中，把他们当成儿子一样对待；其次，知道什么时候要像刺猬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什么时候又必须像狐狸一样，深入到细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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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点而言，华盛顿是一个评判天才的法官，他身边聚集了美国历史上最睿智的政治家。他所提拔的第一个人才，詹姆斯·麦迪逊，后来成了他最信任的司法和行政方面的顾问，并在他和国会之间担任非正式的联络人。这个弗吉尼亚人刚刚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胜利，正站在自己权力生涯的顶峰上。在制宪会议和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这两件全国性的重大事务上，他都是主导性的力量。他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站在众议院的立场上，他起草了欢迎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祝词，接着又替华盛顿草拟了答谢辞，这使他几乎成了一个人的影子内阁。麦迪逊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集渊博的政治学者和非凡的政治策略家于一身，早在费城的制宪争论之前，他就因此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华盛顿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准备就任制宪会议主席一职的。总统就职仪式结束后不久，麦迪逊就向华盛顿提交了他起草的12条宪法修正案，最后它们被删减为10条，成为不朽的《权利法案》。华盛顿未作一字修改便认可了这份历史性的提案，并相信麦迪逊能以其惯有的内行方式说服国会将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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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较早接到的一个任务是游说他的好友——托马斯·杰斐逊离开蒙特切罗庄园出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的革命资历近乎完美无瑕：他在巴黎有过5年的外交经历，期间总是热情洋溢地宣扬革命思想，而有关的词句和观点早已出现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言。杰斐逊在接受函中采用了十分恭顺的语气，表示很愿意利用他那过度受褒奖的能力为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效劳，事后看来，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一点很有讽刺的意味，他允诺说：“能亲自在您身边效力，是我最感欣慰的事。睿智的决定交由您来做，而我将全力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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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天才三人组中的第三个，单纯从智力上说，他可能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麦迪逊和杰斐逊都是从弗吉尼亚的政治生活中脱颖而出的，推崇一种有节制的作风，强调间接迂回和不动声色，而汉密尔顿则出身贫寒（实际上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穷困家庭），这养成了他闯劲十足、我行我素的作风。他表面看来虚张声势，实际上却是直击要害，这一点早在约克镇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战争期间作为华盛顿的副官，汉密尔顿像一个精力充沛、头脑顽固的养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摆脱华盛顿的阴影而独立。然而，他对这位导师的忠诚却是毋庸置疑的，对华盛顿内心想法的洞察也是无人能比的。18世纪80年代，汉密尔顿还成了财政改革的主要鼓吹者，认为这是建立一个有活力中央政府的先决条件。这样，当罗伯特·莫里斯对财政部长一职表示推却时，他成了财政部长的当然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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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个人物的职位要稍低些，与华盛顿的关系也不如上述三人那么亲密。亨利·诺克斯自从波士顿之围到约克镇时期都一直跟随着华盛顿，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使自己的个性完全服从于他的上司，所以几乎不会抱有任何反对意见。然而，他并不像后来一些批评华盛顿政策的人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后来加入了副总统亚当斯的行列，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中老练地代表了新英格兰的声音。实际上，他在战争部长的职位上继续着邦联时期的职责。约翰·杰伊，纽约最优秀的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学者，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而身为司法部长的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既缺少杰伊的庄严，也不具备诺克斯的经验，弥补他那出了名的摇摆态度的，既有他和泰德沃特精英阶层间稳固的政治关系，又离不开他那完美的家世。华盛顿对这些人所组成的团队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我觉得有一批能干的助手在支持我，”1790年6月他评论道，“一切都协调得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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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事务的三个重大领域——每个领域都潜伏着爆炸性的政治和宪法矛盾——华盛顿将几乎所有的控制权都委托给了“助手”。至于他本人为何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原因各不相同，但归结起来，这些做法都表明，华盛顿意识到人们依然怀疑行政权的扩大会导致君主制，因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实施这种权力。就像在战争时期执行费边策略一样，选择何时避免冲突成了他有效行使领导权的本质，尤其是当他得到一批能力非凡、精力超群的助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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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避开的第一场斗争是关于联邦法院的构成和权力的。宪法向司法部门提供的指导原则比它给予行政部门的还要少。同样地，这里出现的刻意模糊反映了普遍的疑惧：害怕联邦权力的扩大将破坏各州主权和联邦主权之间的妥协。华盛顿本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律体系，并认为这是实现宪法所说的“一个更美好的联邦”的关键步骤。在提名杰伊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他声明联邦司法部门“必须被视为我们政治结构的基石”，因为一个凭借法律纽带将各州各地连接在一起的统一法院系统，将比任何其他改革更能促进国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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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因此，司法问题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关于1789年司法条例的辩论暴露出，对任何一种统一的司法系统都会有人持敌对态度。法案创建了一个六人制的最高法院，三个联邦巡回法院，十三个地方法院。但初审权或者上诉权仍被有意模糊处理，以安抚州权的鼓吹者。康涅狄格州的奥利弗·艾尔思沃斯（Oliver Ellsworth）主持了讨论该条例的国会委员会，最终设计出一套权力重叠的框架：既不完全合乎理性，也不完全是全国性的。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接受了国会的妥协方案。此后几十年间，华盛顿最忠诚、最有影响力的信徒约翰·马歇尔将这套含糊不清的方案变成了一套更具内在统一性的国家法。但在华盛顿就任总统期间，最高法院一直无法做到“最高”，或者说只能装作“最高”。这是一个政治现实，华盛顿选择了不去挑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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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的第二次故意沉默是在1790年2月，奴隶制的敏感话题被提交给了国会。贵格会的两份请愿书——一份主张立即废除奴隶贸易，另一份主张逐渐废除奴隶制本身，很快在众议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要不是第二份请愿书上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签名，它们几乎肯定会在议会中湮没。现在，一场原本可以视而不见的抗议却变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引发了奴隶制能否在道德上与革命原则相融的争论。富兰克林在这生平最后一次的公众活动中动用了巨大的个人声望，推动奴隶制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进行公开辩论。（制宪会议也讨论过奴隶问题，但那是在不对外公布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是经过整理的辩论记录当时也被封锁在国务院的档案库里。）事后我们才能看清，1790年春天发生在众议院的这场辩论，正是革命一代废除奴隶制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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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和富兰克林都认为，奴隶制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违反历史潮流的。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曾经三次表示过他支持某种渐进式解放奴隶的计划，而且只要此类计划付诸实施，他都会给以个人支持。沃纳·米夫林是此次贵格会的请愿者之一，他了解华盛顿先前的观点，因而获准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目的是说服华盛顿，希望他利用眼前的理想时机，像富兰克林那样支持他们。而且既然华盛顿是唯一一个声望高过富兰克林的美国人，他在这个有利时刻介入，就一定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清除这块玷污了美国革命成果和华盛顿本人形象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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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华盛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将会发生什么。他很礼貌地听完了米夫林的请求，但拒绝亲自出面，理由是这属于国会的权限，“只可能作为官方决定接受”。随后在给弗吉尼亚的朋友写信时，他以更挖苦的语气说：“将贵格会有关废除奴隶制的备忘录提交国会讨论，不仅判断失误，而且浪费时间。”他非常满意麦迪逊对辩论的巧妙安排和在众议院的幕后操作：最后表决结果是，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在1808年前进一步考虑结束奴隶贸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麦迪逊设法将立法结束奴隶制的权力下放给各州，从而使之不再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议题。华盛顿声称这个颇具威胁性的问题“总算归于沉寂，在1808年前几乎不可能再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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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华盛顿没能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难免令人痛心；而对华盛顿来说，它却完全是政治判断方面的一次谨慎行事。无论他本人对奴隶制持什么立场，他最优先关注的公共问题还是如何创建一个统一的美国。众议院上演的争论只不过是将制宪会议中纠葛难清的地区分歧表现得更加白热化而已，对此，他在就任制宪会议的主席时早已目睹过了。这些只能使他更加确信，奴隶制问题暗藏着政治破坏力，有可能使襁褓中的共和实验毁于一旦。除了一点重要的不同以外，他完全赞同麦迪逊的危机解决方案——暂时在联邦层面上搁置这个问题。按照华盛顿的观点，问题应该拖延到1808年，到那时奴隶贸易被废止，人们才有可能讨论更重要的、废除奴隶制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当然也包括在他的余下的任期内，这一问题由于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和爆炸性，不值得行政部门的卷入，也不应该引发公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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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发誓在公开场合下对奴隶制保持沉默，然而第二年，就在联邦政府按照原定计划从纽约迁往费城后不久，这个禁忌话题还是以令人尴尬的私人方式出现了。司法部长伦道夫提醒华盛顿一个令人窘迫的事实：按照宾夕法尼亚法律，在当地居住满6个月的奴隶有权要求获得解放。华盛顿要求托拜厄斯·利尔查阅法律条文，以确认是否可以在期满前把他的奴隶转移到芒特弗农庄园，之后再遣返费城，以此打破6个月的时间限制来规避法律。他的担忧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失去任何一个当初作为嫁妆的奴隶，他就得归还卡斯蒂斯家族的地产。他尤其担心失去两个最信任的奴隶，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帕里斯（Paris）。他吩咐利尔，让玛莎带他们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但除了玛莎，任何人也不能知道此行的目的。“我希望这件事情做得不知不觉，他们两人和公众都必须全然不知内情。”他向后者吐露道。当赫拉克勒斯听说这件事时，感觉人格受了侮辱，因为他的忠诚并未赢得华盛顿的信任。最后，华盛顿允许他留在费城，他一直担任厨子，深受华盛顿的喜欢。然而在华盛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突然潜逃，这让华盛顿大为吃惊，并懊恼不已。这个事件表明，波托马克河南北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裂痕越来越大，也暴露出华盛顿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官方态度和他依赖奴隶仆役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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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最富戏剧性的是，华盛顿把拯救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的全部责任都委托给了他那具有超凡魅力的财政部长。在汉密尔顿于1789年9月被任命之前，华盛顿曾要求查看前邦联政府财政报告，他很快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债务缠身。报告中充斥着变动不定的债券利率，复杂的通货兑换表，以及完全出自臆想的税收计划，一言以蔽之，在一个会计看来，那简直是一场最糟糕的噩梦。这样一个纸币忽进忽出、数字变化不定、财富得到又失去的世界，对他而言全然是一个陌生王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战前他总是怀疑卡里公司在欺骗他。）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后，他终于确定自己完全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把报告连同新国家的财政政策一并交给了前副官，而后者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金融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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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一连3个月埋首于这些数据之中，然后拿出了一份4万字的文件，《关于公共信贷的报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他的计算显示，美国的总债务（到那时为止）已经达到了令人沮丧的7710万美元，分成三个部分：外国债务（1170万美元），联邦债务（4040万美元），以及各州债务（2500万美元）。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分析了汉密尔顿报告的复杂计算，对其技术细节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对我们来说，只要知道汉密尔顿的计算是精确的，策略是简单的，就足够了。他的策略是，将混乱的内外债务统一起来，提出按票面价值偿付联邦债务，承担各州债务，最终创建一个国家银行，在联邦层面上管理所有的投资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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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确很有经济头脑，他的金融计划推行之后，美国在外国银行的信贷利率很快上升，工商业生产效率也迅速增长。然而该计划也是一颗政治炸弹，它动摇了整个国会，一年之后余波还在回响。因为汉密尔顿——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力——创造了一套明确的国家经济政策，确立了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他追随的是比司法条例构想者在设计司法系统时所遵循的更为积极大胆的路线，毫无疑问，这就保证了国家对财政政策的控制，而没有必要再去迎合各州。针对汉密尔顿计划的三个组成部分——清偿、承付和国家银行，国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每一个回合中，麦迪逊都领导着反对方（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批评者一致声讨的是“统一”，这个词和“君主制”几乎是意识形态上的表亲，它们都暗示着宗主国暴政的余威，而后者正是刚被殖民地人民反抗并颠覆的。批评声中还有地区性因素，尤其是弗吉尼亚人，他们把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描述为一帮北方银行家和投机掮客企图篡夺美国革命果实的阴谋。“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弗吉尼亚州长写信给华盛顿道，“建立一个巨大的利率保险系统，并使之集中和永久化……必定会产生两种罪恶——因为发展商业而导致农业衰败，或改变联邦政府的现有组织形式。对美国的自由事业而言，这两者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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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事实上，在这场激烈的国会辩论中，他根本没有扮演任何公开角色来捍卫汉密尔顿的计划。在他看来，汉密尔顿从来不曾要求过总统的意见或者帮助，更何况，控制好自己的权限正是总统的责任所在。读过两人往来信件的人可能会很有把握地下结论说，商业方面的重要议题是如何安放和配备灯塔，以及怎样合理设计海岸警卫船，来强化关税的征收。私下里，华盛顿曾向朋友承认，他对来自家乡的指责深感遗憾，它们“毒害了南方人民的头脑”。弗吉尼亚半遮半掩地威胁要脱离联邦，那种不顾一切的做法令华盛顿震惊——这个州需要认真审视自己过于膨胀的欲望。然而也没有必要为此做公开的总统声明，部分原因在于，汉密尔顿在为自己的计划辩护时完全能够以一当百，用杰斐逊后来的话说，是“自产自销”；而且到1791年2月，汉密尔顿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即有关国家银行的提案，也已经被国会通过，总统只需在上面签上大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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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结果证明，国家银行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华盛顿无法将它彻底委托给汉密尔顿。作为一个象征，国家银行极具威胁性，和最高法院一样，它也是联邦权力活生生的体现。为阻止法案最后通过，华盛顿内阁中的3位弗吉尼亚人发起了最后一击，他们联合起来对国家银行的宪法基础发动了攻击。杰斐逊、麦迪逊和伦道夫各自提交了简报，都认为宪法在任何一处都没有提到联邦政府有创建公司的权力，而第十修正案又明确规定，未被授予联邦的权力保留给各州。在给出自己的定论之前，华盛顿将这3种反对意见转交给了汉密尔顿，以供他反驳。汉密尔顿的答复长达1.3万多字，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宪法中“必要且适当”的条文（第一条第8款）已经暗示，将宪法规定的特定权力之外的权力授予了联邦政府。（富有讽刺意义的是，3年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过同样的论点。）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汉密尔顿做出答复之前，华盛顿的意见曾一度动摇，但最终说服他的并非汉密尔顿那卓越的观点。应该说，答复意见为华盛顿坚定自己的想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为实际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也是一个经济上的国家主义者，只不过汉密尔顿在一年多的辩论中表现得强势而高调，而让人忽略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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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帝王般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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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中心和一名老道的职责委托人，华盛顿成功地凌驾于政治纷扰之上。这正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使他天生的超然态度成了一种珍贵的品质，而从政治角度而言，这又可以使总统免于喧嚣的党派争斗。然而，在三个政策领域：国家首都的选址、外交政策，以及印第安事务上，他放弃了惯常的超然态度，也没有将权力委托他人，而开始以管理芒特弗农庄园的那种一丝不苟的风格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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