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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避开的第一场斗争是关于联邦法院的构成和权力的。宪法向司法部门提供的指导原则比它给予行政部门的还要少。同样地，这里出现的刻意模糊反映了普遍的疑惧：害怕联邦权力的扩大将破坏各州主权和联邦主权之间的妥协。华盛顿本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律体系，并认为这是实现宪法所说的“一个更美好的联邦”的关键步骤。在提名杰伊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他声明联邦司法部门“必须被视为我们政治结构的基石”，因为一个凭借法律纽带将各州各地连接在一起的统一法院系统，将比任何其他改革更能促进国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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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因此，司法问题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关于1789年司法条例的辩论暴露出，对任何一种统一的司法系统都会有人持敌对态度。法案创建了一个六人制的最高法院，三个联邦巡回法院，十三个地方法院。但初审权或者上诉权仍被有意模糊处理，以安抚州权的鼓吹者。康涅狄格州的奥利弗·艾尔思沃斯（Oliver Ellsworth）主持了讨论该条例的国会委员会，最终设计出一套权力重叠的框架：既不完全合乎理性，也不完全是全国性的。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是接受了国会的妥协方案。此后几十年间，华盛顿最忠诚、最有影响力的信徒约翰·马歇尔将这套含糊不清的方案变成了一套更具内在统一性的国家法。但在华盛顿就任总统期间，最高法院一直无法做到“最高”，或者说只能装作“最高”。这是一个政治现实，华盛顿选择了不去挑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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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门的第二次故意沉默是在1790年2月，奴隶制的敏感话题被提交给了国会。贵格会的两份请愿书——一份主张立即废除奴隶贸易，另一份主张逐渐废除奴隶制本身，很快在众议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要不是第二份请愿书上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签名，它们几乎肯定会在议会中湮没。现在，一场原本可以视而不见的抗议却变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引发了奴隶制能否在道德上与革命原则相融的争论。富兰克林在这生平最后一次的公众活动中动用了巨大的个人声望，推动奴隶制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进行公开辩论。（制宪会议也讨论过奴隶问题，但那是在不对外公布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是经过整理的辩论记录当时也被封锁在国务院的档案库里。）事后我们才能看清，1790年春天发生在众议院的这场辩论，正是革命一代废除奴隶制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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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和富兰克林都认为，奴隶制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违反历史潮流的。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曾经三次表示过他支持某种渐进式解放奴隶的计划，而且只要此类计划付诸实施，他都会给以个人支持。沃纳·米夫林是此次贵格会的请愿者之一，他了解华盛顿先前的观点，因而获准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目的是说服华盛顿，希望他利用眼前的理想时机，像富兰克林那样支持他们。而且既然华盛顿是唯一一个声望高过富兰克林的美国人，他在这个有利时刻介入，就一定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清除这块玷污了美国革命成果和华盛顿本人形象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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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华盛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将会发生什么。他很礼貌地听完了米夫林的请求，但拒绝亲自出面，理由是这属于国会的权限，“只可能作为官方决定接受”。随后在给弗吉尼亚的朋友写信时，他以更挖苦的语气说：“将贵格会有关废除奴隶制的备忘录提交国会讨论，不仅判断失误，而且浪费时间。”他非常满意麦迪逊对辩论的巧妙安排和在众议院的幕后操作：最后表决结果是，根据宪法规定，禁止在1808年前进一步考虑结束奴隶贸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麦迪逊设法将立法结束奴隶制的权力下放给各州，从而使之不再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议题。华盛顿声称这个颇具威胁性的问题“总算归于沉寂，在1808年前几乎不可能再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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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华盛顿没能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难免令人痛心；而对华盛顿来说，它却完全是政治判断方面的一次谨慎行事。无论他本人对奴隶制持什么立场，他最优先关注的公共问题还是如何创建一个统一的美国。众议院上演的争论只不过是将制宪会议中纠葛难清的地区分歧表现得更加白热化而已，对此，他在就任制宪会议的主席时早已目睹过了。这些只能使他更加确信，奴隶制问题暗藏着政治破坏力，有可能使襁褓中的共和实验毁于一旦。除了一点重要的不同以外，他完全赞同麦迪逊的危机解决方案——暂时在联邦层面上搁置这个问题。按照华盛顿的观点，问题应该拖延到1808年，到那时奴隶贸易被废止，人们才有可能讨论更重要的、废除奴隶制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当然也包括在他的余下的任期内，这一问题由于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和爆炸性，不值得行政部门的卷入，也不应该引发公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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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发誓在公开场合下对奴隶制保持沉默，然而第二年，就在联邦政府按照原定计划从纽约迁往费城后不久，这个禁忌话题还是以令人尴尬的私人方式出现了。司法部长伦道夫提醒华盛顿一个令人窘迫的事实：按照宾夕法尼亚法律，在当地居住满6个月的奴隶有权要求获得解放。华盛顿要求托拜厄斯·利尔查阅法律条文，以确认是否可以在期满前把他的奴隶转移到芒特弗农庄园，之后再遣返费城，以此打破6个月的时间限制来规避法律。他的担忧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失去任何一个当初作为嫁妆的奴隶，他就得归还卡斯蒂斯家族的地产。他尤其担心失去两个最信任的奴隶，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帕里斯（Paris）。他吩咐利尔，让玛莎带他们回到芒特弗农庄园，但除了玛莎，任何人也不能知道此行的目的。“我希望这件事情做得不知不觉，他们两人和公众都必须全然不知内情。”他向后者吐露道。当赫拉克勒斯听说这件事时，感觉人格受了侮辱，因为他的忠诚并未赢得华盛顿的信任。最后，华盛顿允许他留在费城，他一直担任厨子，深受华盛顿的喜欢。然而在华盛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他突然潜逃，这让华盛顿大为吃惊，并懊恼不已。这个事件表明，波托马克河南北各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裂痕越来越大，也暴露出华盛顿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官方态度和他依赖奴隶仆役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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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最富戏剧性的是，华盛顿把拯救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的全部责任都委托给了他那具有超凡魅力的财政部长。在汉密尔顿于1789年9月被任命之前，华盛顿曾要求查看前邦联政府财政报告，他很快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内外债务缠身。报告中充斥着变动不定的债券利率，复杂的通货兑换表，以及完全出自臆想的税收计划，一言以蔽之，在一个会计看来，那简直是一场最糟糕的噩梦。这样一个纸币忽进忽出、数字变化不定、财富得到又失去的世界，对他而言全然是一个陌生王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战前他总是怀疑卡里公司在欺骗他。）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后，他终于确定自己完全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把报告连同新国家的财政政策一并交给了前副官，而后者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金融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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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一连3个月埋首于这些数据之中，然后拿出了一份4万字的文件，《关于公共信贷的报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他的计算显示，美国的总债务（到那时为止）已经达到了令人沮丧的7710万美元，分成三个部分：外国债务（1170万美元），联邦债务（4040万美元），以及各州债务（2500万美元）。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分析了汉密尔顿报告的复杂计算，对其技术细节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然而，对我们来说，只要知道汉密尔顿的计算是精确的，策略是简单的，就足够了。他的策略是，将混乱的内外债务统一起来，提出按票面价值偿付联邦债务，承担各州债务，最终创建一个国家银行，在联邦层面上管理所有的投资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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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确很有经济头脑，他的金融计划推行之后，美国在外国银行的信贷利率很快上升，工商业生产效率也迅速增长。然而该计划也是一颗政治炸弹，它动摇了整个国会，一年之后余波还在回响。因为汉密尔顿——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力——创造了一套明确的国家经济政策，确立了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他追随的是比司法条例构想者在设计司法系统时所遵循的更为积极大胆的路线，毫无疑问，这就保证了国家对财政政策的控制，而没有必要再去迎合各州。针对汉密尔顿计划的三个组成部分——清偿、承付和国家银行，国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每一个回合中，麦迪逊都领导着反对方（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批评者一致声讨的是“统一”，这个词和“君主制”几乎是意识形态上的表亲，它们都暗示着宗主国暴政的余威，而后者正是刚被殖民地人民反抗并颠覆的。批评声中还有地区性因素，尤其是弗吉尼亚人，他们把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描述为一帮北方银行家和投机掮客企图篡夺美国革命果实的阴谋。“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弗吉尼亚州长写信给华盛顿道，“建立一个巨大的利率保险系统，并使之集中和永久化……必定会产生两种罪恶——因为发展商业而导致农业衰败，或改变联邦政府的现有组织形式。对美国的自由事业而言，这两者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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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事实上，在这场激烈的国会辩论中，他根本没有扮演任何公开角色来捍卫汉密尔顿的计划。在他看来，汉密尔顿从来不曾要求过总统的意见或者帮助，更何况，控制好自己的权限正是总统的责任所在。读过两人往来信件的人可能会很有把握地下结论说，商业方面的重要议题是如何安放和配备灯塔，以及怎样合理设计海岸警卫船，来强化关税的征收。私下里，华盛顿曾向朋友承认，他对来自家乡的指责深感遗憾，它们“毒害了南方人民的头脑”。弗吉尼亚半遮半掩地威胁要脱离联邦，那种不顾一切的做法令华盛顿震惊——这个州需要认真审视自己过于膨胀的欲望。然而也没有必要为此做公开的总统声明，部分原因在于，汉密尔顿在为自己的计划辩护时完全能够以一当百，用杰斐逊后来的话说，是“自产自销”；而且到1791年2月，汉密尔顿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即有关国家银行的提案，也已经被国会通过，总统只需在上面签上大名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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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结果证明，国家银行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华盛顿无法将它彻底委托给汉密尔顿。作为一个象征，国家银行极具威胁性，和最高法院一样，它也是联邦权力活生生的体现。为阻止法案最后通过，华盛顿内阁中的3位弗吉尼亚人发起了最后一击，他们联合起来对国家银行的宪法基础发动了攻击。杰斐逊、麦迪逊和伦道夫各自提交了简报，都认为宪法在任何一处都没有提到联邦政府有创建公司的权力，而第十修正案又明确规定，未被授予联邦的权力保留给各州。在给出自己的定论之前，华盛顿将这3种反对意见转交给了汉密尔顿，以供他反驳。汉密尔顿的答复长达1.3万多字，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宪法中“必要且适当”的条文（第一条第8款）已经暗示，将宪法规定的特定权力之外的权力授予了联邦政府。（富有讽刺意义的是，3年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过同样的论点。）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汉密尔顿做出答复之前，华盛顿的意见曾一度动摇，但最终说服他的并非汉密尔顿那卓越的观点。应该说，答复意见为华盛顿坚定自己的想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为实际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也是一个经济上的国家主义者，只不过汉密尔顿在一年多的辩论中表现得强势而高调，而让人忽略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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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帝王般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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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中心和一名老道的职责委托人，华盛顿成功地凌驾于政治纷扰之上。这正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使他天生的超然态度成了一种珍贵的品质，而从政治角度而言，这又可以使总统免于喧嚣的党派争斗。然而，在三个政策领域：国家首都的选址、外交政策，以及印第安事务上，他放弃了惯常的超然态度，也没有将权力委托他人，而开始以管理芒特弗农庄园的那种一丝不苟的风格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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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问题”源于宪法的一句条款，它责成国会建立一处“政府所在地”，却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到1790年春天，国会里僵持不下的争论已经恶化成一场滑稽的闹剧。先后有16个地点被提出，又被陆续否决，因为各个州和地区的投票集团都起来反对对方的方案，唯恐失去各自的优先选择权。一位疲惫之极的议员嘲讽地提议，也许应该给首都装上车轮，推着它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一位同样感到失望的报纸编辑则提出，“既然一个新帝国的首都通常全由暴君的反复无常或一时兴致决定”，而华盛顿又“从未对这个国家给出过错误意见”，为什么就不能“摊给他一张地图，由他来指出‘就是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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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波托马克胜出的全部情况。一直以来，麦迪逊就在众议院领导着争取波托马克的斗争，他不停地否决其他的提议，由此赢得了“大刀”的绰号。（麦迪逊最富灵感的观点之一是，这个国家在地理上居于南北轴线中点的其实不是波托马克河的河口，而是芒特弗农，这是神意的昭示。）最后，一场私人交易在杰斐逊家的餐桌上达成，这次宴会也因此成为美国史上最具意义的一餐：汉密尔顿同意从北部几个州争取到足够的票数，以支持定都波托马克；而作为交换，麦迪逊要保证支持汉密尔顿的偿债法案通过。实际上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幕后交换在进行着，然而人们总是不禁去想象，在葡萄酒和雪茄烟相伴的友好对话中，棘手的政治矛盾顷刻间被轻易化解。而且，这个故事还使人联想到兄弟般的合作场面，这正是华盛顿希望他的行政大家庭具有的迷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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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选定波托马克的定都法案于1790年7月通过后不久，先前那位报社编辑的意见（也就是说，把这个难缠的问题交给华盛顿处理）完全变成了现实。杰斐逊担心，如果让国会讨论新建一座城市的无数细节问题，波托马克方案很可能会被破坏殆尽。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专断的解决方法：完全绕过国会，把诸如建筑师、管理者和建筑计划之类的一切后续决定都当成行政职责，“大小事宜均由华盛顿全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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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果真被付诸实施。后来被称为“华盛顿特区”的城市确实恰如其名，因为城市的设计和建造虽然有许多方面的参与，唯一的最高指挥却是华盛顿本人。他在波托马克河口的岩溪（Rock Creek）和古斯河（Goose Creek）之间选定了一处地址，但又假装更喜欢上游某处，以便压低最终选定地址的价格。他任命了一批委员，直接向他而不是向国会汇报工作。他选择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为首席建筑师，并亲自批准了后者的计划，即建立一个24.6平方公里的巨大地区，从而否决了杰斐逊先建立小镇后逐步扩张的计划。然而，朗方的宏伟方案导致了相应的过分要求——他拒绝接受委员会的建议，并将一位拒不搬迁的业主房屋炸毁——结果华盛顿只好解雇了他。他认可了总统府和国会大厦的选址，并接受了设计它们的建筑师。总而言之，他把初生的国家首都看作芒特弗农庄园的公共版本，他监督首都的建设，就好像当初监督奴隶翻修庄园宅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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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地位于芒特弗农庄园附近，这给了他很多便利，可以定期在返乡途中视察工地、监督工程的进度。杰斐逊和麦迪逊也可以在返回各自庄园的途中，与华盛顿当面交换意见。当这两个弗吉尼亚人都领导着反对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运动时，他们在新首都建设上的合作却起到了桥梁作用，弥合着这个行政大家庭内部由于汉密尔顿的联邦权力论而导致的裂痕。然而，无论这种合作的弥合作用有多大，它也只是掩盖了双方在所谓联邦城（当时的称呼）政治意义上的根本分歧。因为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认为，波托马克成为永久的首都，就能保证弗吉尼亚在联邦中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地理上的保证能让联邦政府总是代表南方的声音说话；华盛顿则考虑得更为长远，他将首都视为国家活力的聚焦点，能够扫除地区间的猜疑，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地理和象征意义上都能起到统一作用的地方。首都这架巨大的旋转木马就好像一所国立大学，来自各地最聪明的年轻人会聚于此，共享作为美国人的经验，并“抹去”他们的地方习性和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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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政策上，他也是一副事必躬亲的态度，只比对波托马克方案的直接控制稍逊一筹。直到第二任总统期间，他才遇到重大的外交危机，但从一开始，他在国家利益上所持的基本原则就是明确的。他毫不含糊地表明，这是他的基本信念，是他从参与两场控制北美大陆战争的长期经验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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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华盛顿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尽管他赞同共和理想，但依然相信国家的行为是由利益而不是理想驱动的。这使他在意识形态上和气质上与自己的阁僚对立，因为杰斐逊就是另一套信念最雄辩的代言人，他相信美国的理想就是美国的利益。杰斐逊刚刚在法国待了5年回来，并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这段经历使他更加确信，一场追求理想的斗争已经在全球展开，而美国人必须接受这种道义上的召唤。华盛顿很高兴能从拉法耶特手中接过巴士底狱的钥匙。他也知道，或许还比任何其他人更清楚，没有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殖民地人就不可能战胜英国人。他私下对拉法耶特充满热爱、对罗尚博的志愿兵和格拉斯的约克镇舰队也保留着温暖的回忆，然而他坚决不让这些妨碍他判断什么才是美国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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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信，美国的利益不在大西洋的对岸，而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侧，在他年轻时代曾探索过的森林和原野中间。的确，欧洲是国际事务的主战场，也是当时英法全球争霸的主要舞台，但华盛顿仅仅把欧洲看作一个小插曲，决不能将他的注意力从美国最长远的战略利益上引开。他认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对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控制。杰斐逊尽管从未涉足过蓝脊山脉以西的土地，却和华盛顿一样对西部有着偏爱。（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比任何人都致力于将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张到太平洋。）两人都认为，西班牙人对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占领是暂时的，这是一个日益衰落的欧洲强国，注定两三代以后就会被美国移民的浪潮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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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总统严格控制外交事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杰斐逊直到1790年3月才回到国内。很快，华盛顿就将日常事务完全委托给他，只是继续通过私人关系了解法国的局势发展。他将来自巴黎的残酷报告描述成“好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他继续和罗尚博开着有关热汤的玩笑：两人都同意，法国人急于用大勺一口喝下热汤，结果烫坏了喉咙；而美国人宁愿等汤变凉，再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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