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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76年夏天，人身攻击变得更加野蛮。作为对《杰伊条约》的反应，法国督政府宣布与美国商船展开商业战，美方的第一批牺牲品中就有一艘巡洋舰，名字恰好为“芒特弗农号”。《北极光》的编者们采取了一种在后来任何一场国际冲突中都会被视作叛国的立场：他们为法国人在公海上的战斗欢呼，嘲笑那艘与华盛顿声誉有关的战舰被俘。最后，贝奇对华盛顿的人格发动了直接攻击，他刊登了一些文件，意图证明在革命战争早期华盛顿曾经从英国人那里接受过贿赂，如此一来，华盛顿就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类人物一样，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了。这个离奇的指控源自战争时期英国人的伪造，目的是将华盛顿撵离大陆军司令的职位，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揭穿。对这场诽谤，华盛顿一笑了之，他认为贝奇“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了名了，因为他的厚颜无耻甚至超过了毁谤中伤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天下无敌的”。然而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气氛下，所有的政治攻击无论多么荒谬不堪，都似乎显得有案可稽。于是，华盛顿花了几天的时间检查国务院档案馆，确保有关英国伪造事件的文件都还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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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受到的另一个伤害来自杰斐逊的背叛。尽管杰斐逊早就在私人信件中把华盛顿描写得几近昏聩老迈，华盛顿却是从间接渠道得知这些非议的，他选择了不予相信。而且杰斐逊本人也十分谨慎，确保不在任何公众文件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实际上，当1793年末杰斐逊退出内阁时，华盛顿还特意赞扬了他的正直，并称尽管两人政见分歧，却始终保持了相互信任。从某些方面说，华盛顿完全知道杰斐逊正与共和党人策划一场推翻他总统地位的阴谋。但从另一方面说，杰斐逊仍然是华盛顿极为器重的晚生后辈之一，也许他是一个浪子——和浪漫的法国人打得太过火热，以致迷失了方向，并以弗吉尼亚人的狭隘视野理解美国的共和事业——但华盛顿依然对他珍爱有加。两个人都极力希望维持住表面的相互友善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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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7月，决裂的时刻来临了。也许是出于负罪感，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两面派作风已经彻底暴露，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保证自己没有直接领导最近媒体针对华盛顿人格的攻击。华盛顿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做出了答复，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弗吉尼亚绅士如何告诉另一位绅士，他已经冒犯了默认的准则：“既然您自己提到了这件事，我再隐瞒自己的想法就不是什么坦率、真诚或友好之举了，由于我一度认为您对我满怀善意，您现在的行为只能被视为有损我们的友谊。”接着他列出了《北极光》给他安上的各种名头，那些指控“甚至连用来指责臭名昭著的尼禄或是某个普通的扒手，都是很少见的”。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略带嘲讽的结论：尽管每个人都曾警告过他要小心杰斐逊，“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在我的心目中，杰斐逊先生从未有过什么行为足以使我怀疑到他的忠诚”。不过从这时起，杰斐逊知道华盛顿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接下来的一年中，两个人的通信往来反而更加密切，但话题都小心地集中在农业问题上，比如讨论各自种植的野豌豆等。最后，当杰斐逊又一封谴责华盛顿领导能力的、更为冒犯的私人信件出现在报纸上时——杰斐逊宣称那些话不全是他说的——蒙特切罗和芒特弗农之间的所有通信都中断了。历史学家总是试图确定政党政治何时开始取代以信任和两派合作为基础的政府，然而对于华盛顿来说，转变就发生在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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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盛顿已经吩咐另一个养子起草了一份后来被称为“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的演讲稿。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内阁一年多了，但在《杰伊条约》签署并通过的混乱期间，他依然是华盛顿的首席顾问。在帮助华盛顿构思演说稿方面，他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富有经验。只不过这一次，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让人知道，对这份声明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演说稿，他想做的不只是签上大名而已。他把自己写的第一稿交给了汉密尔顿，并附上了麦迪逊的1792年“告别演说”，还就内容和风格做了详尽的指示。就最后这一点，他坚持要用一种特别“朴素的风格”，“要以真诚、不加修饰、简单的形式，传达给公众”。这一次，再没有什么特殊请求能改变他退休的念头，甚至连汉密尔顿都没有试图劝阻他一下。但是，这项声明在口气和用语上都必须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共和主义风格。他自愿退出政治舞台的举动已经使那些指控他图谋君主制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演说的风格本身也应该反映出同样的反君主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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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将麦迪逊4年前准备的草稿也给汉密尔顿看，这本身就很有讽刺性，也很有意义：讽刺的是麦迪逊早就站到了敌方阵营，成为杰斐逊最重要的追随者；有意义的是华盛顿希望借此提醒所有人，他早在第一届总统任满时就计划过退休了。出示麦迪逊的稿子反驳了共和党报纸散布的流言，即他现在是被迫离职，假如再次竞选，就一定会被击败。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华盛顿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再次赢得选举，尽管不会是全票通过。现在，他铁了心要退休。重要的是，他的退休决定必须被看作自愿的行为，是辛辛纳图斯式地放弃权力，完成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次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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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交给汉密尔顿的草稿含有如下段落，但它们从未出现在告别演说的最后版本中（终稿是汉密尔顿负责完成的）。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瞥见华盛顿当时备受打击、精疲力竭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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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未希求你们将这一职位施惠与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只是为了报效国家，在民事或军事部门中度过了45年——生命的全部精华——留下的只有满头白发……（唯一的希望）是平静地走进坟墓。我的错误，无论犯过多少，如果还不算是罪恶的话，或许会被人们遗忘，就好像我自己马上就要隐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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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都是很失常的：悲哀、自我怜悯、近乎哀婉。它刻画了一个已经走过生命旺盛期的老迈长者形象，也正是杰斐逊多年来一直在幕后私下散布的形象。汉密尔顿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革命时代的这位伟大老人更多地展现出伟大的一面，而不是老迈的一面。华盛顿在公众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并不需要别人指导——他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但是汉密尔顿必须保证稿子以庄重而尊严的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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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还意识到，华盛顿要求他写的稿子是为给子孙后代看的。“我的目标是，让这次行动产生重要而长久的价值，”他让华盛顿相信，“将那些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思考和情感写进稿子，使它们能够历久弥新，在未来获得美誉。”（汉密尔顿早就考虑过这些了，虽然他自己都没有预见过，他的话在后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1796年夏末，修改稿在两人之间往返了数次。华盛顿删去了其中几段，在边上用铅笔做了补充，还告诫汉密尔顿标注出所有修改的地方，以防止未经他的同意，有人在最后一秒偷偷改动。当终稿在9月准备付印时，华盛顿趁着印刷机做准备工作时又最后审查了一遍文稿，并亲手在1086行文字中做了174处改动。印刷工因此报告说，“他可真是细致入微”。对于告别演说的著作权问题，看来得出两人合作完成的结论是公平的：汉密尔顿是起草者，撰写了文稿的大部分词句；而华盛顿则贡献了主导全篇的思想。还应该注意到，这份文件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误会，因为它从来不是作为一份讲稿或者演说稿发表的。我们最好把它看成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于1796年秋天刊发在全国的报纸上，其中评价美国革命意义的部分显露了华盛顿那高度凝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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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察两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对告别演说的研究，就好比是经历一场考古发掘。每一代人都能从中找出针对他们时代问题的意义，每一代人都把它归入美国的经典文丛，尽管原因各不相同。然而，最核心的解释是把告别演说解读为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最早表述。讽刺的是，和这一解释传统关系最密切的一句话，即“不卷入任何国际事务”，并没有出现在告别演说中。（更讽刺的是，这句话却首次出现在杰斐逊的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中，而且满篇都是。）以下是演说中重要的句子，1917年和1941年，孤立主义者都曾利用它们来分别对抗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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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的孤立主义信条传递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更深远信息，它比现实主义传统的最初表达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此有关的关键句子是这样说的：“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摒弃。”华盛顿的意思是，国与国的关系不像人与人的关系，后者可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定期调整。而国家却总是、也将一直是完全基于利益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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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所有的条约都只是临时性的安排，一旦国家的利益改变，注定要遭到废弃。在华盛顿自己的时代背景上，这是对《杰伊条约》的辩护，该条约否定了法美联盟，将美国的商业利益与英国市场以及英国海军的强大保护力联系在一起。它也否定了杰斐逊和法国大革命的恋爱关系，因为这种感情上的联系虽然暂时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却明显忽略了美国公众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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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上看，孤立主义的声明在华盛顿的本意中只会维持一段有限的时期，即19世纪孕育国内领土扩张的阶段。而现实主义才是他的永恒的原则，意在永远发挥作用。向后回顾，它把华盛顿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中宣扬的经典价值联系在一起。向前看，它则把告别演说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的外交思想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来自经验、而非来自文献的国际关系视角，华盛顿早年遭遇的困境和死亡威胁更加强了这种观点，它还植根于对人性的现实主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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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在告别演说中仅仅是一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华盛顿想说得比较少的部分。它的主要观点我们很难听懂，因为他设想的前景在很久以后才变成现实，而当它还是一个幻想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当文中催促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把自己想象为美国人，并把地区间的差异理解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整体的互补力量时，我们的目光快速地掠过那些段落。有一个小段落被汉密尔顿删除了多次，而每一次又被华盛顿补上，那就是有关在新首都建立一个国立大学，这是华盛顿很早就有的愿望，以便能从平民中广泛搜罗到未来一代的国家领导人。这些对国家的忠告并非确认美国是什么，而是呼吁美国应该变成如何。从这个意义上，告别演说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第一个单词“联合”注定要胜于第二个单词“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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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论点，这是对共和党人理解的美国革命意义的反驳。下面一段就是要让杰斐逊及其同道感到局促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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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缜密考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本身则包含着修正其自身的规定。这样一个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求你们的信任和支持。……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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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盛顿指挥大陆军时学到的教训：美国的独立假如想维持下去的话，就需要有一个有权强制各州履行职责的联邦政府。这使他直接与共和党人产生对立，后者认为一个全国性的主权政府是对“1776年精神”的侵犯。在告别演说中，华盛顿反复提出了他的信念，即美国革命的权力集中倾向不是违背、而是实现了革命的最初目标。作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当资格发言的人，他正在全国范围彻底推行他的标准，并敦促同胞们集合在他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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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的核心信息——对外保持独立，对内保持团结——告别演说还是对华盛顿个人能力的肯定。所有那些关于他正日益衰老、脑力不济的流言现在都在这位大权依然在握的老将军面前碰了壁。他离开时和初来时一样：高傲、大胆、果决，行事主次分明，对历史的走向充满着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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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重大问题，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的政策，都有意未出现在告别演说中。这主要是因为华盛顿想要一种统一的调子，而这两个问题早已被证明是不容妥协、甚至不容讨论的。通过坚持联邦政府是美国革命目标的法律体现，华盛顿含蓄地承认这两个被禁止的问题都应该在联邦而不是州一级被讨论。这正是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观点，至少部分原因是华盛顿的这种观点威胁要把奴隶制问题变成一个全国议题，从而脱离了波托马克以南种植园主的控制。然而华盛顿自己也承认，奴隶制问题是一个除非把整个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否则就没法推进下去的问题。他在告别演说中对此问题的沉默正好反映了他的判断，即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必须被推迟到至少一代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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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印第安人问题，他则没有同样的感受。1796年8月，在最后修改告别演说时，华盛顿决定向切罗基族发表一封公开信。没有一个部落像切罗基那样努力适应、接受白人对部落土地的蚕食，调整他们的习俗，希望和白人移民的推进浪潮和平共处。“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多，”华盛顿解释，“急切地希望这些不同的印第安部落，能和他们的白人邻居一道，充分地享受一切使生活更加舒适和快乐的事物。”在他看来，切罗基人也许是最有可能使他在美国建立印第安人居住地的设想变成现实的。假如切罗基人继续尽好分内之职，华盛顿向他们保证，联邦政府也会信守条约，确保切罗基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华盛顿将自己的承诺描述得像一条法律，也像一个私人的诺言。他一直言行一致，切罗基人也将它当作退休的白人之父的神圣誓言而接受。然而，尽管华盛顿是真诚的，也是守信的，那却是一个连华盛顿也无法遵守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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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国会的最后一场演说中，华盛顿显得非常乐观：英国军队正撤出西部各据点，缅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边界争端以明确的判决而告终，经济正逐步复苏，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签订的新条约为结束西南边境的暴力冲突提供了希望。唯一令人遗憾的阴云，是法国在加勒比地区对美国船只的劫掠，但法国人一定会醒悟过来，改变做法。演说的语气是家长式的，好像一个享有监护权的父亲，骄傲地报告孩子品行良好，正安全地度过幼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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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盛顿又提出了几条特别建议：这个国家急切需要一支小型海军来警戒海岸线，并保护美国商业免遭地中海海盗的肆掠；它还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学院，为军队培养出一支职业化的军官队伍；此外就是那个老早就有的呼吁，在波托马克建立一所国立大学。国会还应当考虑立法鼓励这个国家新生的、很有潜力的制造业部门。鼓励农业技术改进的联邦补贴也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同样的举措还包括提高联邦雇员的薪水，以便确保能招募到最有才能的公民。总而言之，这是对扩大联邦权威的呼吁，直到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前，再也没有人做出过比这更为大胆的呼吁了。共和党人先前总是将此类联邦主义观点描述成汉密尔顿式的，而现在，即将卸任的总统希望人们能够毫不怀疑，这种观点也是华盛顿式的。尽管他喜欢让自己和总统一职超越于政治争吵之上，现在却公开宣布自己成了联邦党人。事实上他认为，因为他的引退，联邦权力更应该大幅度地扩大，以补偿他的退出。由于他的退职，在联邦政府中有必要创建一种制度化的中央权力，以延续他曾凭借个人身份执行的中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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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任期最后几个月的信件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挑选华盛顿继任者的选举。（杰斐逊同样将刻意为之的超然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声称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候选人之一。）当亚当斯获得微弱优势的胜利时，华盛顿确实感到非常快慰，因为这意味着联邦党人的政策得以延续，但他的祝贺有意显得节制和官方化。他对亚当斯的建议之一是，留用他的儿子约翰·昆西继续在外交部门任职，尽管这不可避免会招致裙带关系的非议。华盛顿显示出他对天才年轻人仍然有着极其敏锐的眼力，他把小亚当斯描述为少年老成的小伙子，将会“证明自己是所有外交人才中最能干的一个”。与此同时，他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回到芒特弗农；向联邦城委员会草拟了最后的命令，要求他们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首都的建设；他抱怨法国督政府起错了名字，因为它缺乏任何督导的意识；他还订购了一副新假牙，现有的假牙已经不合用，使他的嘴唇明显地突出，令他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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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天是在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和舞会中度过的。气氛在亚当斯的就职典礼上达到了高潮，多少令新总统感到不快的是，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去职的总统，而不是他自己。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在仪式接近尾声时，他听见了华盛顿的小声嘀咕：“唉！我走了，你来了！看看我们谁会更快乐吧。”但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捏造的。华盛顿当天的日记依然保持着他那惯有的平淡和不动声色：“一切如昨。41度。”作为公众人物，华盛顿注定会留下众多传奇；而作为个人，他则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订购的新假牙到来，并希望很快就能在无花果树和葡萄藤下安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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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粟者（Cornplanter，1752？——1836）：又名约翰·阿比尔（John Abeel），北美塞内卡族酋长，支持白人向印第安人领地扩张，将大片土地割让给美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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