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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受到了当时医疗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疗。不幸的是，医生的每一种努力都只不过是雪上加霜。他们给他放了4次血，抽出的血液多达5品脱；他们在他的颈部周围撑起支架，还给他做了几次通便——所有这些企图清除身体感染的努力都是错误的做法。假如当时有抗生素的话，华盛顿几乎肯定能够活下来，完成他对鲍威尔夫人许下的诺言。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喉咙的感染导致了无法治愈的致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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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专家的事后研究证明，华盛顿很有可能是会厌软骨（位于喉咙口的一块李子大小的软骨组织）受到了病毒的感染。死于这种病是非常痛苦、非常恐怖的，尤其是对于华盛顿这样非常注意自我控制的人。每当吞咽的时候，会厌软骨就关闭了气管，导致呼吸和吞咽都十分困难，最后甚至完全无法呼吸。病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正被体内的肌肉慢慢地扼死。华盛顿遭受的痛苦就更多了，因为他实际上同时还在遭受着医生们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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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命令医生们停止野蛮的治疗，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待会儿。“大夫，我很痛苦，”他低声说，“但我不怕死。”接着，他对利尔做出了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指示：“我要死了。葬礼办得庄重些，至少要在我死了两天之后，再把我放进墓穴……您能理解我吗？”华盛顿相信，有很多表面上已经死去的人，包括耶稣，实际上却是被活埋了，他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样的厄运。人们还注意到，他忽略了临终前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房间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的声音，没有保证永生的基督教仪式。19世纪的艺术家们难免会将华盛顿的去世比作一种宗教式的象征，经常描绘他的肉身升上天堂，周围有天使在合唱。然而历史证据却表明，华盛顿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天堂或天使，他知道自己肉体唯一会去的地方是地下，而灵魂的最终归宿却依然未知。他死得与其说像一个基督教圣徒，不如说更像一个罗马的斯多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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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是12月14日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除了玛莎、利尔和几位大夫之外，在场的还有3位担任看护的女奴和几年前就代替比利·李作为华盛顿贴身男仆的克里斯托弗·希尔斯（Christopher Sheels）。（不久之前，克里斯托弗试图带着新婚妻子逃跑，但华盛顿没有惩罚他，而是将他留在身边直到自己去世。）随着死神的临近，华盛顿发现已经站在他身边好几个小时的克里斯托弗突然变得人影模糊，于是叫他坐下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很好。”最后一个动作则是摸着自己的脉搏直到呼吸停止，表明他在最后一刻都试图保持对自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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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以后，他被葬在家族的墓地里。长期以来关于他身高的争论这次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人们量了他的尸体，好为他做一个镶有铅线的桃花心木灵柩。华盛顿身高1.94米，不过有些学者对数据的准确性抱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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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400多个城镇和村落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他被人们描述成那个时代唯一一位不可替代的英雄、独一无二的“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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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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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悼词只对华盛顿的去世表示了一般的哀痛，人们往往将他的离去与18世纪的终结相提并论，而后者明显意味着美国历史的第一篇章将要终结。不过，有两位哀悼者写下了颇具影响力的悼文，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尚未被神话浸染的华盛顿——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传说围绕着他，就像常春藤围绕在雕像四周，把他的个性遮蔽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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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李写下的悼词流传了好几代，他把华盛顿描述为“战时第一人，和时第一人，国人心中第一人”，这一说法简洁而文雅地概括了华盛顿的三大历史功绩，他的美名正是建立在这三大功绩的基础上的：率领大陆军克敌制胜，赢得美国独立；守护着新国家草创初期、十分脆弱的阶段，捍卫了革命成果；作为新兴的所谓“美利坚民族”象征，将实际上十分混乱的地方和州政府团结在一个共同体之下。当时的人们存在着一个共识，且这种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强调，即除了华盛顿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这些任务完成得很好，也许根本没有人能去执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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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建立过程有两个独特的创造性时刻，即赢得独立和创建国家，而华盛顿在这两个创造性时刻中都是中心人物。在开国元勋的那一代人中，没有一个人符合他这样的革命资历，他俨然位于美国的奥林匹斯山巅，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他挑战。不管犯过哪些小错误，在所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总是很有预见性，好像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一样；又或者说，美国的未来似乎不得不按照他的选择向前发展。他是那种极为罕见的人物：一个极端现实的预言家，一个谨慎的先行者，这一点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奴隶的最终安排上。他的天才就在于他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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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判断力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它们不是来自于课本或正规教育，虽然当时华盛顿的很多杰出同僚如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指导思想的。这样说也许有点亵渎知识——华盛顿之所以具有明智的判断力，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受到复杂精深的先入之见束缚。他和富兰克林很像，确立了十分基本的自我，没有复杂的变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是十分基本的。由于年轻时在弗吉尼亚边疆探险和战斗的经历，他已经深深理解了世界的千变万化。即使没有读过修昔底德、霍布斯或加尔文等人的著作，他也明白，人类和国家都是受利益而不是理想驱动的，放弃对利益的控制不仅有害，而且往往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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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些基本信念的支持，他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对一系列因果相连的历史事件做出反应。他没有指望过乔治三世及其内阁成员会安抚殖民地人，也没有指望过印第安人不经历战争就会交出部落的土地。他认为，除非对芒特弗农的奴隶们进行严密监控，否则他们当然会偷懒。他以为《邦联条例》会以失败告终，或被一个更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所代替，原因也与民兵志愿者永远不可能打败英军大同小异。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法国大革命那些自编自导的所谓理想将会导致独裁和悲剧。唯有波托马克之梦在地理面积推算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除此以外，他没有抱过任何幻想，对世道险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夸大不实的幻想，即人类事务中存在某种自然秩序，只要——用狄德罗[2]的话说——“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绞死”，最终的完美和谐就会到来。而在华盛顿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却处处与之相反。在他看来，美国革命不像杰斐逊想象的那样是要破坏政治权力，而是要夺取权力，并明智地使用它。从根本上说，他的生活都是与权力有关的：面对权力，驯服权力，引导权力，使用权力。他那超乎常人的可靠的判断力就是基于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刻理解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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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悼词是由古弗尼尔·莫里斯写的，他将华盛顿对权力的掌控与自我掌控联系在一起。莫里斯观察到，华盛顿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冷静和雕像般的不动声色掩盖了他那火山般的情感和精力。莫里斯声称，任何一个十分了解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拥有“狂暴激情”的人，有时候会发出“令人恐惧的怒火”。亲朋好友们都能感受到掩藏在他外表之下的爆炸性能量，“甚至见过在他胸膛中燃烧的、对一个人来说太过强大的情感”。用莫里斯的话来说，华盛顿引以为豪的自我控制力量正来自于他内心的魔鬼，只不过已经受到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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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情感和野心、性情暴烈的华盛顿形象完全违背了传统的智者形象，后者强调的是不可能属于国王的内心宁静。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那样，以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证实了莫里斯的评价。“假如他出生在森林里，”斯图尔特在为华盛顿画画的时候说道，“他将会是部落中最凶猛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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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莫里斯和斯图尔特的评价，就能够发现华盛顿一生中许多未曾被人注意到的侧面：频频对芒特弗农庄园的监工横加训斥；严厉抨击查尔斯·李在蒙茅斯县府之战撤退；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对菲利普·弗勒诺在报纸上的毁谤勃然大怒；在最后退休期间，闻知詹姆斯·门罗攻击《杰伊条约》而大发雷霆。这些显而易见的例外表明，在华盛顿成熟的内心，依然蕴涵着巨大的情感，而且用莫里斯的话说，他从未将内在的情感斗争和冲突完全成功地控制住，因为他的雄心壮志从未泯灭。毕竟，华盛顿是一个不停地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人物，尽管他十分真诚地反对西塞罗式的强烈情感，却依然希望自己至死都能将意志贯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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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位伟人是一座真正的丰碑，他有着伟大的个人历程，这点从他早期在法印战争前后的岁月就可以看出来。在这段青年时期，华盛顿的内心尚在发展，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强大力量，当时的文献记录更多地揭示了一个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人狂热奋斗的情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华盛顿不停地回去查看早期的通信，希望将这一类的证据删改掉。虽然乔治三世及其内阁大臣从没想过要让他们的北美帝国承担风险，以至于给一位弗吉尼亚的贵族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得以发挥天赋，但这些确实变成了事实。而且，它之所以能变成事实，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政治危机提供的机会，就像他非常及时地迎娶了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寡妇一样。只有当这些野心服务于超越个人荣辱的事业时，它们才变得辉煌无比，正如1775年以后的情况。然而，即使像他这样一位被内在激情推动的“阁下”，在献身于辉煌的“伟大事业”时，依然要克制自己流露出傲慢的态度。一直以来，他所具备的两个特征——超然物外和保持沉默——可能都是一种保护策略，以控制内心燃烧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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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莫里斯主要想说明，内心深处翻腾着的激情要求华盛顿建立一种控制机制，而这种机制恰好保证了他自愿交出权力（第一次是在1783年，第二次是在1796年）以后，还能很好地为国家效劳。也就是说，内心自我控制的斗争为华盛顿登上政治生涯的巅峰做好了准备。当然，我们所说的这种内心的强大力量，并不能直接在华盛顿身上看到，虽然莫里斯认为，它们和华盛顿那不可思议的体格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反，我们只能描述它的一些明显的表现。就这方面而言，有五个克己献身的突出例子：放弃对萨莉·费尔法克斯的爱情；1777年对英作战时，尽管本能地希望进攻，却依然采纳了费边战略；在安纳波利斯象征性地交出佩剑；拒绝就任第三届总统；在遗嘱中规定将财产分割掉。莫里斯的评价使我们注意到，华盛顿每次都准备要放弃一些东西，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每一次的放弃都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丰厚的财富，战争的胜利，在世人心中永垂不朽的地位。所有的主动放弃都导致了另一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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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微偏离莫里斯的思路，不再着眼于华盛顿那富有戏剧性的自我控制力，我们就能注意到他内心不断进行着的冲突，这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华盛顿在自己野心的砧板上，锤炼出了关于政治权力的基本信条。举例来说，他坚持国家舞台上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大陆军和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中央政府，这与他控制自己内心的需要不谋而合。他承认不太相信人们会按照美德来行事，就好像他自己无法完全从本能上利他一样。再举一个例子，他最后之所以发现杰斐逊不道德，是因为杰斐逊从未像汉密尔顿那样承认过自己的政治野心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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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他那独一无二的、放弃大陆军司令和总统职位的决定。莫里斯坚持认为这表明他已经征服了自己的野心，而事实却是，他完全认识到，所有的野心从本质上说都是无法满足、无法克服的。他非常了解自己，所以不会幻想自己超越了人类本性。和在他之前的尤利乌斯·恺撒、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及在他之后的拿破仑、列宁都不同，他明白更大的荣誉取决于子孙后代的判断。既然希望永远存活在后代人的记忆中，就必须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将一切留给后人去定论。华盛顿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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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位伟人尸骨未寒、人民对他记忆犹新的时候，李和莫里斯分别撰写了悼词，至少通过它们，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不那么刻板的形象。然而，即使早在举国哀悼之时，帕尔森·威姆斯及其众多的效仿者就开始建构樱桃树式的神话了。此后几年中，因为这个新的民主国家需要一个象征性的英雄，于是围绕着华盛顿编织的神话越来越多，以致将他的真实面貌完全遮蔽起来，比他那刻意为之的沉默更让人费解，比他那传说中的假牙更加不自然。不过那些，用他们的话来说，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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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特克岛（Grand Turk）：位于巴哈马东南大西洋的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主要岛屿，首府为科伯恩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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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百科全书》《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怀疑者漫步》等。他曾形象地说，对上帝的信仰是与对独裁的屈服紧密相联的，它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只有当最后一个国王被人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绞死时，人们才能获得自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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