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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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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统的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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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是英勇无畏的欧洲拓荒者的后代。我的祖先阿契博德·斯图亚特是出生在乌尔斯特[1]兰登得里的苏格兰人，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家族是不会出现在北美大陆上的，他是家族中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一人。据闻，他带有贵族血统，他是奥奇垂男爵的后裔，曾经被封为“斯图亚特堡伯爵”。他来到美洲大陆，是因为卷入了一场反抗宗教迫害的造反运动，不得已才背井离乡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大卫和约翰。在他们来到美洲的七年后，其他的家人才来到这里与他们团聚。而后，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韦恩斯博罗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又分别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其家族后裔的足迹遍布了美国东部和南部的各个角落。阿契博德的后人之一亚历山大·斯图亚特曾经担任菲尔莫尔[2]内阁的国内事务秘书长和弗吉尼亚州的教区长等职务。而阿契博德的另一个后人，曾经是联邦骑兵将军，他就是J.E.B.斯图亚特将军。他是个风光无限的人物，据说他在一次战争中受伤，在他被人抬下战场前，他愤怒地冲着准备撤退的士兵大喊：“回去！回到战场上去！执行军人的使命，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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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郡的沃克湾，后来又搬迁到司当顿定居。他的孙子罗伯特·斯图亚特是一位牧师，隶属于基督教长老会。他曾经躲在一辆隐蔽的四轮马车中，勇敢地从弗吉尼亚河谷潜入肯塔基的蛮荒之地（后来成为弗吉尼亚的一部分），参与了在肯塔基的莱克星顿创建特兰西瓦尼亚学院的工作。后来，他担任这所学院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授，并曾一度担任校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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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斯图亚特后来娶了汉娜·托德为妻。汉娜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之妻玛丽·托德的姑妈。于是，罗伯特的儿子大卫，也就成了林肯总统的表亲，而大卫就是我的祖父。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约翰·T.斯图亚特毕业于中央学院，毕业后他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郡居住。后来，他成为了林肯的法律合伙人。有意思的是，斯图亚特家族与林肯家族的诸多关系，是我第一次从中国回到美国时才听说的，那年我11岁。这对于当时居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拜尔的我们来说，十分惊人。我们由中国回来已经够引人注意了，而与林肯家族的关系，足以给在南部的我们招来杀身之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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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校长是大卫·托德·斯图亚特，他是女子教育的先驱者。这所学院位于肯塔基州的谢尔碧维尔。大卫·托德·斯图亚特的儿子约翰·林敦·斯图亚特，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碧维尔，他曾在宾州的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肯塔基州的中央学院读书，并于1861年毕业于此。毕业后，他留在那里做了一名教师。四年后，父亲结束了教课生涯，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深造。1868年，父亲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多年后，当父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依旧感慨万分，是倪维斯[4]影响了父亲的人生观，父亲到中国传教的信念也始于倪维斯博士对于中国激动人心的言论。毕业的那年，父亲成为新南方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首批赴华传教士中的一员，他跟随两位同事一起去了中国。从纽约上船，途经巴拿马海峡、旧金山，两个月后，他们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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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传教事业一共从事了46年，在这46年里，他始终都留在最初开始的地方——位于上海西南120英里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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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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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父亲来到杭州传教，那时的他孑然一身。前任传教士因斯里牧师告诉父亲，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学好中文，必须“到中国人中间去生活”。我的父亲听从因斯里的建议，为了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他在一个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一套房子。此外，父亲还雇用了一个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厨师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中国生活五年后，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他被送回美国休养。不久后，他恢复了健康。短暂的休养生活让父亲深刻意识到：如果想以后不再被健康问题所困扰，他就必须结婚。而后，玛丽·路易莎·霍腾就成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古斯塔夫·霍腾是位法官，同时也是莫拜尔郡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担任过该市的市长。南北战争结束后，南部积贫积弱，人称“玛丽小姐”的玛丽·霍腾创建了一所私人女子学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亚拉巴马知名的教育机构。很多南方的求学者慕名而来，引起了北方教育观察者的侧目。此后，人们都称赞玛丽·霍腾是“非凡的女性”。人们建议她去德国深造，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赴中国，跟随她未来的丈夫去那个神奇的东方国度。远赴中国前夕，玛丽·白戈碧小姐接手了玛丽·霍腾的学校，在那之前她是玛丽·霍腾的助手。随着她的接手，学校也正式更名为“白戈碧女子学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5年后学校不复存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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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霍腾，我的母亲，她在结识我父亲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做联邦海军军官的未婚夫。遗憾的是，在莫拜尔湾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不幸牺牲。母亲去海外传教，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当母亲决定去海外传教时，她的大多数朋友都反对这个决定。朋友们认为母亲的决定过于轻率，但是母亲并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她没有动摇去中国传教的决心。当母亲下了决定后，就立即与海外传教会的秘书长约翰·雷登·威尔逊商议去国外传教的事情。威尔逊建议我的母亲去参加一次传教会的例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也就是在这次例会上，母亲邂逅了我的父亲——刚刚从中国归来的年轻传教士。这位正在考虑“婚姻大事”的年轻传教士，在遇到母亲后，很快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爱了。直到今天，我常常猜想父母为我取名为“约翰·雷登”是不是在向“媒人”约翰·雷登·威尔逊牧师表达感激之情？在年轻传教士们看来，威尔逊博士极富魅力和感染力。内战之前，他在非洲从事了多年的传教工作。回到国内后，他担任海外传教会秘书长一职。最初，他在基督教长老会供职。内战开始后，他留在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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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父亲带着他的新娘第二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又回到了过去传教的地方——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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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亲的失败和母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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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个古老而隽秀的城市。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文人墨客的天堂。城郊的西湖、环绕西湖的“佛山”，以及钱塘江的潮汐。马可·波罗曾称杭州为“至美之城”，并耐心地描述这个城市里奇妙的运河、小桥、小街。这里曾经是南宋的首都，被“胡虏”侵犯的北宋皇室仓皇逃到了这个城市。中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苏州和杭州在中国人心里不可逾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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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在杭州住了下来，那时候的杭州还残留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阴影，但是乡村的美景依旧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业渐渐复苏，这里的街上也逐渐恢复了丝绸、扇子、茶叶这类特产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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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进驻杭州时，基督教长老会得到一块位于城墙内城隍山上的地皮，这块地就位于寺庙和官府周围。站在这块地上俯瞰，可以看到浙江省布政使的宅院，每每布政使的公子生病时，中国的医生和风水师都会将生病的根源归咎到住在高处的“发散着邪气”的外国人身上。当地政府寻找了一大堆理由，希望传教士可以另寻他处，迁移到城市另一端的开阔地去。这个建议最终还是被传教士采纳了。新的教区很快确定了，那里被太平天国起义严重破坏过，是杭州城的贫民窟。父亲和其他传教士在那里建起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传教士们就这样在那里安顿了下来。传教士居住的集中区域，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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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向穷苦百姓传教以外，父母还热衷于创建学校。父亲创建了男子学校，但很快就被布道会关闭了，教会认定传教士除了传教外，不应该去搞世俗教育，传教是传教士的唯一责任。父亲在为数不多的学生里选择了一批天资好的男孩，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去接受教育。多年以后，父亲当年选择的那些学生都成了最出色的教会工作者。相比于父亲，母亲的事业更为成功。中国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就是母亲参与创建的，不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力上，这所学校都在不断进步。母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她担任这个职务很多年。后来，这所学校并入了“杭州基督协和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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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童年：社戏与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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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翰·雷登（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大卫·托德、华伦·霍腾和罗伯特·克柯兰，我们四兄弟出生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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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斯图亚特四兄弟曾经是教会中唯一的外国小孩，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当我们深情缅怀我们的父母时，我们感谢他们对孩子充满和善与智慧的教育方式，正是他们的教育和关怀，给我们四兄弟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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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父母带我们徒步远足，我们走过杭州的著名景点，那里风景如画。在郊外我们可以野餐、摘野草莓。春天时，我们欣赏漫山的野杜鹃。到了夏天，我们便到古庙中避暑，那里潮湿而古旧（最初那里只是露营地，后来传教士们将那里当成避暑场所），这些经历对于我们的童年，相当于一次次精彩的探险。还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烟台。那段经历着实令人难忘，海边的悬崖顶是我们短暂的居住地，我们甚至还坐着骡轿去登州探望狄考文博士——他是一位学者和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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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个玩伴，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父母精心帮我选择的。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可以讲中文，我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的玩伴还是自己的兄弟，我们四兄弟总是待在一起的。当时，我们的游乐场所也仅限于教会的大院。这个院子里有许多树木，那是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栽培的。当我长大后再次回到中国时，又来到儿时教会的大院，那时我才发现童年的游乐场所其实很小，并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儿了。韶光飞逝，童年宽敞、神秘的教会大院已成为了记忆。小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吃中国的食物、点心和水果，尤其喜欢去参加中国的宴会和婚礼。只是，到现在还有一份遗憾，那就是我始终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中文书。我的兄弟华伦在这一点上与我完全不同，美国的休假期结束后他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一所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在中国学校学习的经历让成年后的他受益匪浅——他可以用熟练的中文写作和讲话。虽然我曾经数次离开中国，可童年在中国的生活始终印象深刻——春节时的各种宴会、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画舫上的花灯水榭，这些记忆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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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那年，我离开了中国，在那之前母亲是我唯一的老师。母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成功，我们第一次回到美国的故乡莫拜尔后，便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在学习上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困难，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在杭州时，除了平时需要学习，到了周日我们还要去教会学校，参加平常的家庭祈祷。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父亲和其他人去传道，地点就在大街上和庙会上。一些中国人对于父亲教会的服装和外国人的长相十分好奇，他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些我都还记得。有时候，我会反问，父亲的虔诚是不是值得？后来，我回到美国后，甚至对传教事业产生了厌恶感。如果我想和父亲一样献身于传教事业，就必须要消除这种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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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父亲和母亲在中国工作了13年后，带着我们四兄弟乘船回到了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休假。那时候，我们兄弟分别是11岁、9岁、7岁和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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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父母的陈列品——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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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回到美国的那段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那简直就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在船上时，女招待称我们是她所见过的所有孩子里“最无知”的，在其他孩子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竟然一无所知。我的父母曾说，中国的生活要比美国恶劣，当我们看到旧金山码头衣衫褴褛的报童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美国的生活条件不是很优越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外国孩子”？火车和火车头在我们眼里是新鲜玩意，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一条铁路，是从上海到吴淞的，可惜的是，那条铁路后来也被当地人拆除了，因为当地人认为铁路会打扰到坟墓里亡灵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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