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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们并没有逼着我像他们一样做一位传教士。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如同他们一样选择传教士事业，他们会高兴万分。我的弟弟大卫，曾经宣称不会走父母的老路，并且他那个时候正在读医学院，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与父母一样的路。在1909年的一场事故中，大卫过世了，在那之前，他曾经到过中国的苏州，并在博习医院做过两年传教医师。华伦是我的另一个弟弟（他在中国成长，并在那里待到15岁），那些曾经困扰我和大卫的童年梦魇被华伦轻易地克服了，他后来非常顺利地成为一名传教士。1927年，大革命爆发之前，华伦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任教长达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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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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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记忆的脚步，我回到了那个重要的夜晚。对于传教士这个职业，从感情上说，我非常反感；可就当时的大环境而言，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外界的阻力，去海外传教是最能让每一位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体现诚恳的职业选择。即便你没有“主动”选择这个职业，也需要在宗教组织关键时刻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尽管如此，我对此十分不情愿。我反问自己，在美国这几年我是否真的感知到了为了耶稣牺牲一切的诚恳，反抗物质享受只是为了追求精神价值么？我生命中最真实最重要的因素，真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又是否能够快乐地从事宗教工作呢？又或者说，我还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吗？这些问题充斥于我的脑海之中，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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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决定用一种“终极测试”的模式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为了证明对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我决定做一名传教士，并通过自己对事业的努力和对生活的满足来证明这个理念。我决定追随上帝的指引，哪怕他将我安排到无法适应的中国去工作，又或者他将我留在自己的国家。想明白这些后，精疲力尽的我终于睡着了。等我睡醒起床后，我决定将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给伯罗克·吉欧穆尔和莱西·墨菲特。对此，他们毫不惊讶，我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合适。相反的是，我觉得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十分满足，甚至有些兴奋。并且，对于这个决定我并没有后悔。显然这个决定是个聪明的决定，它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确认，并且我做了顺应潮流、顺应大环境的事。那就意味着，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仅与宗教有关，而且看上去丰富多彩。我生命里的精彩和愉悦，将在事业的打拼过程中得到实现。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情况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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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跃进运动”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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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志愿者运动的影响力超出了想象，各大宗教组织所能接待和安排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那些励志去海外传教的积极分子的数量。全社会都对传教事业做出了支援。最显著的成绩莫过于北方长老会及其理事会组织的“跃进运动”。全国各地的教堂在“跃进运动”的支持下进行了募捐活动，以补充地方教会资金用来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南方长老会管辖的教会也受到了这一形式的影响。南方长老会组织的海外传教阵营在那时很稳定，没有资金的增长，新的志愿者要想获得支持和批准很困难。在环境的影响下，墨菲特、我和同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J.费尔曼·普莱斯顿，决定并试图在自己的教会里发起一个“跃进运动”。路易斯·维沙德博士对我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他是北方“跃进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搞运动所需要的那套方式，都是从他那里照本宣科搬来的，并且让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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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于我们搞的“跃进运动”并不想负任何正式的责任，以免他们也被牵涉进来，他们只是为我们许了很多美好的承诺、表示个人的祝福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我们获得了一些捐赠，那是为数不多的商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只不过，那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没有薪水的我们，仅凭着誓言和图书到处游说，我们尽量不住宾馆，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在那里住上一夜。我们努力宣传，鼓动人们，期盼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地方委员会。最开始，我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北卡罗来纳是普莱斯顿的“根据地”，肯塔基是墨菲特的“根据地”，而我自己则选择了弗吉尼亚河谷作为我的“根据地”。一个礼拜日，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游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特区展开的。匹策神父接待了我的来访，他是当地中央长老教会教堂里德高望重的牧师。他允许我试着在他的辖区内进行活动。我向躺在沙发上的他介绍我制订的计划，等我说完后，他坐了起来，并用手拍着自己的膝盖对我说：“让我一直纳闷很多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教会，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类似的事情？”我回答他说：“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过于激进。”他对我说：“你是对的，年轻人，加油吧，上帝保佑你可以从教会申请到更多的资金。”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他的辖区里做公开的演讲。不久之后，选举派往海外的“驻外牧师”让这里聚集了很多公众，他们对我很满意，并且准许我留在这里“实习”：练习传教的技能。我将会被正式授权去海外传教，那需要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这种与华盛顿教会良好的关系，我保持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当地长老会教堂有很多信徒，其中就包括威尔逊[13]总统。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从中国休假回国在美国的教堂里做演讲，总统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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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立志去海外传教的年轻人都在那时采取了和我同样的做法，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事业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的支持，而我们这种做法不但新颖，而且能获得显著的成绩。传教事业之所以缺乏资金的支持，源于社会对此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并没有一个系统专业的组织或者机构来安排这种事。最后获得支持并且出国的人往往惊喜连连，这全都源于这件事的困难重重。之后，情况变得大不相同，那是因为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专业化的组织已经发展成型并且趋于成熟。一些外行可以借着做贸易来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去另一个国度是一种浪漫的行为。传教事业不再是一些含混的抽象教条，它变得具体化、地方化、私人化，还带着域外文明的风花雪月的浪漫。顺理成章的运动取得了成功。我们的总部收到了大量的资金。在第二年春天组织的“跃进运动”大会上，秘书长由我们三个人当选，并由此获得了一份不菲的薪酬，对于我们提出的计划，所有的成员都投了赞成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发起的“跃进运动”成为了大运动中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当年夏天，为了表示虔诚，我们三人同时申请了海外传教的职位，可最后被选中的人只有普莱斯顿。不久之后，他和一个女孩订婚了，他是在旅行途中认识她的。举行完盛大的婚礼，他们就去了朝鲜。在普莱斯顿离开后，我和墨菲特又在美国待了一年。我们希望在那段时间里能够找到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供职。当时，我们接到过一些地方教会的任职邀请，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坚持一点：如果想要收获更多一些，那么就应该成为海外传教阵营的一分子。对于当初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而让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极端保守的南方教会也接受了我们的新思路。一名长老会的常任干事被指派来到我们身边，他将协助我们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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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时的这段经历，它确立了我的宗教价值观，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希望不要仅局限于满足看似无私的自我牺牲，而是要达成新的目标。我拒绝了读研的机会，在神学院毕业后就像是当初大学毕业时那样，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拒绝了。之所以拒绝研读硕士学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高学历并不能给宗教事业带来更多的帮助，在一个学术机构里再多待上一年未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我的考虑更加实际一些。对于未来的个人发展，我认为如果将多数精力放在“跃进运动”中，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与各种宗教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难免会吃很多次的闭门羹，但也正是这一过程，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热爱宗教事业的人。要知道，在后来我的传教士生涯中，这些经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的足迹遍布南方各州时，我发现对于弗吉尼亚的那种依恋感更深了。在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牧师、教会领袖打交道上。在这一过程中，我和他们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关系，并因此结交了不少好朋友。我和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流障碍，哪怕是在彼此的宗教观念不尽相同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和谐因素，我所从属的教会与大多数其他教会之间的和谐。我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础来源于这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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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传教，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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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莱西·墨菲特在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长老会颁发的牧师从业资格。在两年的“跃进运动”之后，我们两个做好了去中国的一切准备。可还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我们就这样孤单地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吗？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同时结婚！偶尔的一次机会，我们两个同去新奥尔良办事，也正是那次让我们遇见了约翰·埃德温·诺德夫妇的几个女儿，她们正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交往之中，我们察觉到了感情上的一些微妙变化。而我却又时时担心：我们该不会爱上同一个女孩吧？要是这样，君子协定该怎么处理？不过，很快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墨菲特和我邀请两位表妹去查塔努加的瞭望峰，当然这两个姑娘是我们中意的对象。也正是在那次，我才打消了会看中同一个姑娘的顾虑。不久之后，我们同时向心上人求婚。1904年11月17日，我们两个人终于完成了心愿，两对新人在新奥尔良合办了婚礼。艾琳成了我的太太，凯特成了墨菲特的新娘。值得一提的是，另外的两个表妹后来也成了传教士，弗洛伦丝东渡中国，另外一位表妹则走得更远，去了非洲。最初，我的妻子艾琳在思想上并不能接受传教士这个职业，但在她三个姐妹的劝服下，她坚定了决心，陪我去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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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艾琳在北京辞世，直到那时，我们夫妻的幸福生活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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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170553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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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三章 重返中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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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传教和最大的障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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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上海迎接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904年的12月底。12月31日，父母带着我们抵达杭州。这也使我们和墨菲特夫妇被迫分开，他们被教会派往了苏州，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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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杭州后，旧日心里对传教士职业的抵触又“死灰复燃”了，其原因是我看到父亲倾其一生的努力收获甚微，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堂里依旧还有一些成员一贫如洗。“跃进运动”这种过度理想主义的希望在我心里破灭了。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我的任务是学习中文而并非传教。对于所有学习者来说，中文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语言，它独特的格调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我离开中国已经有18年了，小时候留下的中文基础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幸亏小时候有过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这让我在听力和发音上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成语和日常用语的学习并不需要浪费太多力气。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任何专业的语言培训机构或者学校，而我身边也没有中文熟练的“前辈”对我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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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个年轻人被教会派来做我的“老师”，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如何向人教授语言。在遇到我之前，他没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道听途说地认为我们会在茶中下药，而喝掉茶的人就会变成基督徒，所以我们的茶他不敢喝（可后来这人却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段短暂的磨合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愉快。只要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就会立即专注地解决问题，对此我获益良多。我能够熟练地运用很多常用的谚语和方言，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帮助。如果我能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杭州方言的老外，那一定是我长时间在杭州生活下去的结果。在中文的诸多方言中，杭州方言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于这座城市曾经是南宋王朝的首都。杭州方言巧妙地融合了官话和吴语（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方言）的许多特征，这让杭州方言听上去具有音乐一般的韵律感，这也让它比其他地区的方言在表达形式上更加丰满。当然，这样的赞美也是因为我——一个外国人的小小偏爱罢了。宁波是一些杭州人的老家，他们来自那里，其中有一部分迁徙者是跟随第一批传教士来到这里的。杭州与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是我传教的范围，这也让我熟悉了吴语的各种分支方言。其实，各类分支方言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在代词的用法上每种都有一些独特的方式。那几年在杭州及其周边的生活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的时间一部分用于和家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一起，另一部分则用在了和当地中国居民的交谈、往来上。我学习中文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居民习惯用自己的方言和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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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国”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教会中的中国牧师、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认为我可以轻松地理解他们的意图。他们对我比对教会中那些年长的传教士更加信赖。而我是老传教士的儿子这一身份，也让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兄弟或者一个小学徒来看待。中国人对于传教政策的思考、假设、惋惜和误解，我很快就能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理解和洞察。我总是能得到中国同僚的信任，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这样的良好来自于他人，他们能够接受我这个外国人，并认为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此我十分感激。这也体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生于中国，所以在观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汉语这种事情上，我比别人更有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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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年多的中文学习之后，我在杭州北部的乡下开始了我的传教工作，父母曾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一条“船房”带着我漂遍了乡下蜿蜒曲折的河道。它不仅仅是船，抵达城镇以后，这条船就成了我住的地方。能够同时管理多所教堂的程序是在父母的监督下逐渐掌握的，组织福音书布道会这种事情也越来越熟练。不仅如此，到中国人家中传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我能更加深刻地体验中国的生活，全部归功于这一时期的“乡间之旅”和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与城里人打交道的方式。我在后来的行政管理事业中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完全归功于这些珍贵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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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以外，旧时的传教方式是我重新开始评估的内容。请人们接纳一系列的教条，比如接受洗礼、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遵循福音书所宣传的规范——在道德和社交行为上，这些都是旧的传教方式。如果想要煽动中国人放弃对祖先的崇拜而信奉基督教，这些方式显然是不恰当的，并且会得到不堪设想的结果。一些老传教士认为：“偶像崇拜”的主要内容就是祈祷，不需要采取任何壮观仪式、情感诉求和美学装饰。然而这三点恰恰都是中国人祭祀的传统，它们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根深蒂固。让人们接受一整套严格、压抑和程式化的教义是这些年传教事业的整体趋势，父辈们经营的教堂也有了这样的“成果”。不过在后来，许多教会都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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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和糟糕：有些传教士滥用幕后支持者的世俗权力，所谓的幕后支持者自然是各国政府。在当时的国际争端中西方国家是“强权”，教会往往会因为“强权”的强者姿态而遇到麻烦和非议。欧洲天主教由于拥有法国政府的支持，长期以来都被尊为正统，在中国他们拥有特权，其麾下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成员也可以得到法律保护。我并没有抨击天主教牧师们的传教动机，也没有质疑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挚爱，事实上，从虔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可这种特权造成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一些人假装信徒加入教会。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往往十分慎重，在这种问题上他们通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为了避免因宗教冲突而引起领土或者贸易上的争端。一些中国人委托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工作的朋友，为其处理一些别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些在教会中工作的中国人也非常乐意充当斡旋者的角色，他们的薪水微薄，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事情赚钱。在传教士的眼中，信徒日益增多就意味着民众皈依宗教、寻求救赎的意识已经觉醒，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被假象所蒙蔽，不过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一些加入教会的人动机不纯，甚至有些肮脏。一些德高望重的牧师甚至也干起了蝇营狗苟的勾当，这才是最严重的。由于从小受到商业主义思维的熏陶，一些传教士——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更容易好大喜功，他们的注意力被增加入会人数、扩大教堂规模和组织新的集会所吸引。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场传教活动成了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传教士们追求的结果——也就是那些易于统计的“数字”，赞助者们更容易被这些所吸引，也正是这些才吸引到了他们的资金。中国人擅长察言观色，很快就认清了时局并从中获利。大家都心照不宣，于是，教会中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传教士不努力去为人们展示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沉浸在“成果”中。他们让信或者不信基督教的人形成了一种误解，这真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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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先的印象进行记录后，借此机会我想赞扬一下传教士对于宗教使命的热爱，他们为此不知疲倦地努力着。尽管这一点我在很早就深有体会，可在中国经历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动笔写下这些文字之前，很多事情已经看开，过去因境而生的偏见也不再左右我的思维。就完成教会使命而言，拥有丰富宗教知识的传教士是最佳人选。人们难以想象他们的高素质。能够隶属于这一群体，我深感自豪。对于自己的任务和细节更加地感兴趣，是随着政策日渐成熟、组织不断壮大和对管理的深入认知而形成的。一个奇怪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快乐而成功的“标准福音书传教士”，我能不能做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