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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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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教学楼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那种风格混合了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我们预想的外部设计是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加固水泥则用来修建内部，一系列现代设施，照明、取暖和管道等一应俱全。整座楼宇象征着我们教学的目的：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瑰宝将被保留。在校园里，一座13层的宝塔要数最夺目的建筑了，而水塔就藏在这里。我们恢复了破旧的老花园的外形，并且又加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那些废墟里的玉砌雕栏被搬迁至此，甚至在风景雅致的地方，我们还盖了一些小亭子。海瑞·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30]则负责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填湖心岛。时至今日，那时候建立的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仍然将钟声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几十年后，前来参观的无数游客对燕大赞不绝口，他们声称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就是燕大，这些恭维的话听多了的结果就是，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可以让学生增加一份对校园的感情，并且更加能够体会其国际化的理想。在校园建设这一点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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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燕大而“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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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博士的处境极为凄惨，他在美国无依无靠地到处漂泊，筹集到的资金甚至无法补足路费。这让我渐渐地明白，梦想是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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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内斯特·伯顿教授当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时他率领一支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这支教育委员会访华的目的是代表教会的董事会前来考察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并做出评估和推荐。他们要求由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1]博士是中方人员之一，外方代表之一便是我。在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后，我们做出了一份极为翔实的报告，报告中对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进行了阐述，并且还制定了一个有关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整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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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应邀回到美国向教会提交这份报告，我第一次和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见面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一生中很少有大失所望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次就是其中之一。会议前董事会成员陆续进场时，我听到了一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他嘲笑他的理由是：类似于这样的董事会这两人参加了很多次，可另外的那个人已经搞不清这次会议到底是什么了。在这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有人辞职也有人激情澎湃，并且在董事会的鼓励下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从此以后，董事会成员又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士气和干劲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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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上，前景在我第一次去之前还是很暗淡的。在卢斯博士的游说下，燕京大学拥有了很多潜在的资助人。由于卢斯博士广交朋友，所以他建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并且这种人际网络让他之后的继任者受益匪浅。不过，卢斯博士虽然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可是现金并没有涌入。一个晚上，我在威廉·亚当斯·布朗博士家里做客，偶然间我听到了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的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筹款。在回去的路上，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答案吗？于是，我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有些犹豫。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和传教是否商业化，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我找的“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在这之前也没有和海外做生意的经验。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于是，我们便和那家公司签订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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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指明要求我参与进来。从以往的经验里他们知道，美国客户的心理特点很特殊，那就是直接打交道的对象必须是机构的领导。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的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在那里我做着不太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顾不上原本应该做的工作。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我进行了10次中国到美国之间的旅程。我的一位美国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说：“我每次遇到乞丐，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们同属丐帮，我们是兄弟。”资金筹集的工作十分艰辛并且进展缓慢，美国政府没有援助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来自美国公民的自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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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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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布林与布朗公司运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雇用一些机智的大学毕业生，帮助他们在幕后组织活动。在一些指定的城市里，我、卢斯博士、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工作人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我们还需要出席一些地方专门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而后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物也需要亲自去拜访。不过，这种办法十分有效，仅仅在第一期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便停止了这样的活动。对于筹钱的方法，我四处向人讨教，最终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业余”方式来进行。几年后，当另一家公司与我合作时，他们的方法更加直接，由我和另一位从西部来的人去波士顿筹集资金。这个人热情洋溢，看上去干劲十足。对于筹集资金，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唯一拿到钱的办法就是直接去要。他带我去拜访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圈里的人，那些人我只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直到逼着对方掏出钱来为止。对于这种行为，我十分不齿，便狠心离开了波士顿。就算大学再需要钱，我也绝对不能因此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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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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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适合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并且一天到晚都在进行这个工作，导致其他的工作没有时间进行，对此，我十分焦急。一次次的“乞讨”，伴随的是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只要这项工作一暂停马上就恢复健康了。虽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我也因为这项工作而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经历了不少的奇闻异事。当时，我的原则是：第一，资金不管能否筹集到，都要让对方和我们的大学、和中国结交成为朋友；第二，在事先商议好的情况下，资助者不能限制校方如何使用资金，而校方也不过问资助者资金的来源，但资助者有权对捐助款项的使用政策和意图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样的原则一箭双雕，既维护了我的道德底线，又避免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即便到了后来，用类似的方法在中国筹集资金的时候，坚持这样的原则也令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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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贸然和谨慎的关系，是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此刻回想起来，大概我在这方面担心得更多一些。校园里包括教学楼和员工宿舍的建设等这类的资金比较容易筹集到，但诸如建设极为昂贵的电站这种事情，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兴趣。要想更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燕大的成绩就需要做到更好。在财政方面，我们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之所以能够将整体问题解决，都要归功于在谨慎思考后所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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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成员黄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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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安是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的他自幼就来到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在带他游历完美国和欧洲后，家人准备让他回国。可他并不想回去，美国人的简单直率、勤劳努力已经让他深深迷恋上了，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实现做一番事业的雄心。他的家人却为此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回到新加坡，那么将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而黄国安一不做二不休，主动和家族一刀两断，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工作谋生。关键时刻，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得知了此人的事迹。刚巧公司正在启动一所大学的一个基金项目，便将他招聘了进来。可在当时，谁都不知道黄国安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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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为了纪念贝施福[32]主教，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决定在燕大校园里修建一座建筑。在此之前，主教一直想让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联合大学里。黄国安在俄亥俄州读大学时，贝施福便是校长。按照程序，纪念楼需要卫理公教会拨款筹建。黄国安当时没有其他职位，我便叫他去做这件事了，当然，单据必须要有牧师的签名，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有其他的拨款，这个账户可以自动接收到。对于这份工作，黄国安十分满意。由于他认为坐火车太浪费时间，所以希望我借给他一辆车，我同意了。但是，车被黄国安开坏了，公司对此极不满意，可他却筹到了钱。于是我又去为黄国安申请了一台新车，公司同意了，但是需要他对新车爱护一些。不久后，卫理公会就警觉了起来，他们没想到账户里会白白流失那么多的筹款。但是，他们是讲诚信的，在上限和时间上有所规定。黄保证一定在数目和时间上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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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田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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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期限之前，另一位华人青年被黄国安培养起来，随后，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也加入进来协助黄国安工作。这位姑娘获得了柯蒂斯出版公司的帮助，为了帮助她筹款，他们的一位老总曾为她专门拨出私人豪车。在海量的资助下，校园中心的施德楼[33]建立了起来。有好几次，警察因为黄超速驾驶而拦下了他，但是每一次警察都高抬贵手，因为他们看到一位华人正在为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这个项目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而结束后，黄国安非要留在燕大工作，其因是由于整日向别人推销燕大，导致他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但当时只有他没什么兴趣的体育系还缺人，不过他同意先试试看。至今回想起来，黄国安是我此生认识的华人里唯一一位做过美国大学棒球教练的人。在最初执教的时候，黄国安惊讶于中国人为了不打输而丢脸，他们宁可在半路退场，如果队伍里的队长是某个人的敌手，那么势必要遭到这个人的“报复”，他们通常以破坏得分这种手段进行报复。黄因为学生缺乏体育精神而费尽心思，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对我说，旅美的经历能让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是他能培养出中国学生的竞技体育精神。他请我准许他回到美国去，因为他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经验，所以他需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位。取得学位回国后，黄国安将燕大学生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华北所有高校的比赛中。不仅如此，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出了“燕京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而且校园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有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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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上的燕大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