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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中国照搬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由教会大学来承担。我认为，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前两年糅合在一起会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其他因素。再往后，课程越来越专业化。很多上教会大学的人仅仅是因为培训英语而去的，而且大多数的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接受大学文科的教育。可是，不管如何，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在培养学生基督教精神的同时也要使职业训练更加适合社会的需求。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些介绍。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的古代陶瓷工业，就是一项很有希望的课程。只是很可惜，在二战的时候，这些设备都毁于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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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燕大新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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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新闻学，也是我一直热衷的科目。董事会允许我设立新闻系，不过却清楚地说明绝不负责筹资。我对新闻学一直寄予厚望，可能是因为它那前途未卜的命运。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报业发展方兴未艾，千家万户都逐渐地接受了报纸，可是新闻业却刚刚开始发展，社会急需高素质的记者和职业道德的教育。新闻系在创办之初，在学校中就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年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和经济系媲美[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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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央通讯社的[38]。在将日军从燕大赶走之后，在中国本土的报社里随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这个时候，自然科学系也有了自己的成果。一些身在天津的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全额出资在燕大开设工程学方面的课程，他们今后将拒绝那些过于理论化，薪资要求还很高的国内外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燕大的毕业生中，因为燕大的学生不但有技术支持，还有到商业企业工作学习的意愿。当然，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燕大的学生在入学前两年，要学习工科预设的课程，在后面三年，每一年中都要拿出半年的时间来学习，另外半年的时间则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很多优秀的学生都被吸引来了，只是当国民党失败后，这个课程一样被取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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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有在神学院执教多年的经验，所以，我希望燕大也有神学院，作为大学的直接下属机构，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大学生，并且，它应该和其他院系那样，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在大学里，中国教职员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我招进来任教的。他们有高于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学术资历，我给予了他们绝对的自由，我放手让他们去创造中国基督教文学，结合中国文化制定宗教仪式、起草教义布告等。对于这种自由，老师们十分欣赏，迸发了夺目的智慧火花。虽然他们更加注重选择西方的模式规范，而不是大胆的创新，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条条框框限制，同时又怀有一种中国人的使命感，这对燕大的基督教宗旨十分宝贵，丰富了我们的校园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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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界大学”——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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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北京，我的脑袋里便装了一大堆想法，其中最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所大学一定要融入中国社会，切断与西方的特殊关系，抵抗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不需要享受额外的保护，我们需要的只是和中国人平等共处，彼此分享交流。我认为，传教活动和帝国主义是需要分开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住一样的房子，邻里之间需要和睦相处。在当时，这样的念头被视为激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燕大在教育部注册，受到教育部全权监管，但是这都是内部事务。我主动去和当权者打交道，很多大人物都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且为燕大捐了大量的资金。时间久了，他们对燕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也让我们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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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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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因为有了美国广泛的资金渠道，从而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让我开始思索是否在中国也进行这类的宣传活动。只是公众对我们尚且不信任，如果操之过急，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敌对情绪，我们需要的是中国人的理解和体谅，进而努力创造出亲善友好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们也需要人手开拓中国的资金来源。我和傅泾波走遍了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重要省份，并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高官，同时结识了一些教育、财政以及工业界的显赫人士。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我和燕大的朋友，过去，很多人都觉得燕大终归不是自己的，而是外国人治理的学府，哪怕动机高尚。但是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公众将燕大视为了自己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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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是使燕大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这就需要中国人在教育、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方面起到领导作用，最终，西方人建校将成为回忆。中国人在燕大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为了大学的宗旨和理想努力奋斗，这加速了我梦想实现的步伐。吴雷川先生是燕大的第一任校长，他是清末的翰林，而后皈依了基督教，他为人师表受到燕大人的尊敬。后来，他做到了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在中文的职位里，他是校长，而我是“校务长”，可我职务的英文头衔并没有改变。日军攻占华北几年后，他与世长辞。抗日战争胜利后，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博士被理事会推选接替吴先生，我的头衔依旧保留，尽管我去南京做了大使，在燕大依旧按照休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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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想要国际上对我们的学校有更多的了解，能够稳定地将学校办下去，就需要最终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村”。大学是个机构，也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中心。燕大的历史和现状基础需要巩固和扩大，和其他国家的人交上朋友。有一个梦想在我心中悄然升起，只是距离开花结果还需一段时间。我盼着燕大在中国化的同时，也能更加深入、明确地走上国际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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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燕大呱呱坠地那天开始，目标就是如此。它来自美国，除了一小部分建设资金来自英国外，其他都是美国人捐助的。它之所以在中国建立，为的就是有一天彻底成为一所中国大学，但是它的自身发展却是一部国际化进程的历史。除了美国以外，燕大也同其他国家接触。我们实验性地进行了一部分牛津大学荣誉课程的辅导方法，众所周知它就是“牛津现代经典”，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英国的资金渠道。林迈可是牛津大学前校长之子，他之前修习过这些课程，所以我们请他来辅导整个项目。这样的举动让我们加强了和英国的联系。建校之初，王克私博士及其夫人，由瑞士一个委员会安排到我们学校任职。法国政府创立了一个在巴黎进修研究生的奖学金项目，第一个去那里读研的燕大学生已经完成了4年的课程，并准备回母校教书。而在当时，欧洲的大战已经爆发了，燕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资金由德国政府支持，每年都会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按时汇到我们的账户上，对此，我们欣然接受，直到1941年，这个项目才终止。意大利政府在每年春天为我们提供8个名额的奖学金项目，去意大利的学生不需要负担交通和住宿费用，并且可以选修该国内任何大学的任何科目。燕大有8个选定的学生日以继夜地学习意大利语，本来原定是夏天过去进修，但是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这个项目最终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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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能同日本和俄国建立类似的联系，随着战争爆发和国民党失败，这些梦想都破灭了。虽然如此，对于过去道路的正确性，我始终坚信不移。我希望燕大在重回原来的轨道上后，可以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流，其重点就放在日本和俄国上，语言、文学和当代政治等话题是重点。学生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一门或多门外语，或者某一课题按照不同国家的方式来研究，并可以和各国老师面对面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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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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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举动能让燕大获得的最大益处是，整个校园都被培养出了一种氛围，国际化理念在学生的日常生活里出现，并且各种奖学金可以将各国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让燕大的校园生活更为丰富。这种开拓在燕大进行是最合适的，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当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我的理想并不抵触，可我却希望狭隘的爱国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燕大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学生无穷的活力得到激发，并成为世界各国友好交流的象征，而这个理想是远大的，同时也是可以实现的。燕大的出身问题并不应该尘封起来，应该让它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帮助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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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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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察理和博晨光[39]在我上任后的几个月后，同我讨论校训的事宜。我们都在中国出生，坚信宗教信仰、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还有求知的绝对自由，这几点应该融入到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耶稣说：“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40]在商讨中有人提醒了我们这句话，这又让我想起了弗吉尼亚大学门上的希腊文，那是托马斯·杰斐逊铭刻的。而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入口处也题了同样的箴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41]最终，在仔细地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两句耶稣的圣言结合起来，以象征基督教的精华。校训就定为“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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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校训，这也升华了大学的精神，出版物、标志设计和校歌中都出现了它的身影。值得欣慰的是，每一个学生的理想和追求都被它改变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校训明确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学生们能够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以它为标准去衡量自己和身边的人。一些学生和共产党接触后，迸发了激情，并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多么努力地服务劳苦大众，他们正实践着我们的校训。据我所知，没有哪一所大学的校训能够对它的学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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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贵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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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燕大的成长中给予我梦想和希望，并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燕大成立那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小约翰·洛克菲勒先生在一次聚会上说起他父亲的一桩逸事，有人问他的父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先生回答：“同事。”最初，我认为这是矫揉造作，没几年后，我发现这真是一句金玉良言。如果洛克菲勒公司缩小到燕大的规模，我就可以真心真意地说出那句话。我真心希望书中能够留下位置感谢每一位同事，能够记录下他们为燕大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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