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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六章 中国的达官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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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学生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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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杭州，我的朋友圈主要以教会雇员（如布道士、教师）为主。忠厚、可靠、顺从的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和传教士的使命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的观念很狭隘，对教堂内和社会上中国同胞的认识更加现实。教堂成员很少有成为朋友的，但也算得上礼尚往来。我们常常为农民准备午饭，农民种地、采集桑叶，辛苦一上午后，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我吃一碗半米饭的时间，他们已经吃了五大碗。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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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同事。经过教会培训的人素质比较高，大家都认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我的老师是个作家，他非常儒雅，和我们走得很近。金陵大学中的很多教职工和其他城里人都和我有着不错的关系，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同我见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是第二代基督徒，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在育英书院[50]学会英语后，进入邮局工作，而后决定进入教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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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博士是我来南京不久后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的舍监。在去美国留学后，他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并得到了博士帽后荣归故里。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现代政府高等教育的雏形，也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招募了50名“归国留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都受到过西方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南大学的发展进程。第一次我同他会面时，他还算是“稀有物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方面的人才。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和外交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外交部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后来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我是在听到他的演讲后才跟他结识的，他的父亲是宁波圣公会[51]的一位布道士。如果早年去传教士家中拜访，会被迫走“下人”或者“商贩”的通道，这让他对基督教充满了厌恶感，不过，在那之后他成了一名基督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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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那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归国留学生”。他们和我志趣相投，他们也知道自身的弱点。他们从海外镀金回来，国人敬重他们，认为高学历就应该有高收入。可是，他们自己看得并不清楚。他们有时甚至有些异想天开，认为只有高薪和高职位才适合他们。他们骄傲自大，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理论是空谈，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虽然如此，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对祖国的热爱，很难想象落后的中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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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云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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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早期印象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上下逐渐觉醒。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蛰伏着，在外国的百般凌辱蹂躏中这种情绪终于爆发。在我来中国的前10年间，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令民众担忧的事情是列强可能会瓜分中国，而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就站在分离的边缘。海约翰[52]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分裂，可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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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那是我做传教士的第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的青年迫切想学习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于是，一批又一批有志者纷纷离开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去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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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同时去世，那一年我搬到了南京，一个和我3岁的小儿子同一年出生的婴儿担负起了清王朝的帝国重任。尽管起义多次被清王朝秘密镇压，但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依旧笼罩着全中国。1911年10月10日，革命提前来临。在缺乏周密计划的前提下，革命的火焰还是迅速蔓延到了全中国。我所居住的南京，在这场革命中做了“抵抗”，那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军事冲突。时至今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依旧激动万分。在当时，很多学生冒着会被政府就地处决的风险剪掉了辫子。在所有教会学校里的西方老师的帮助下，学生们秘密逃往城外。每天都有那么一个小时，在江畔的城门打开后，已经剪掉辫子的男学生将还没丢掉的辫子固定在帽子里，在我们这些西方老师的指引下，陆续从城门的守卫旁经过，而后逃到城外去。没有苦力帮忙，他们只能自己扛着大包的行李，并且还要时时刻刻小心扎得不紧的辫子从帽子里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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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临时为美联社做起了通讯记者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抵达了南京，我可以有幸常常见到这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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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南京召开临时大会，出席会议的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这次会议上，孙博士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并拒绝继续担任总统一职。孙博士认为由于自己在国外待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无法胜任所必需的建设和行政工作，提出由袁世凯（他劝溥仪退下皇位）在保证支持共和路线的前提下继任总统一职，并敦促大会予以支持。那些年轻的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提出强烈抗议，而孙中山的老战友们也对袁世凯又讥讽又恐惧。最终，大会勉强通过了孙中山的决议。众人的担心最后成为了现实，在朋友和家人的怂恿下，袁世凯居然想称帝，可他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袁世凯有一个侄女，英文名为宝林，一次，她给我看了各种模仿上海报纸的虚假社论，正是因为这些呼吁袁世凯登基的虚假社论，让袁世凯被骗得晕头转向，认定了这就是“人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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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接触到了革命主义的核心群体。我坚信孙中山是一个诚实真挚的人，他的全部热忱都投入到了爱国的行动之中。只是因为他在国外太久，以至于他和国内的形势完全脱节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他领导着共和政府挨过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在1924年的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其助手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作为了1926年和1927年北伐的宗旨。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了孙先生的基督教式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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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孙中山的夫人，她深爱着自己的先生，并用一生的努力来实践着“三民主义”。后来，她发现身边的人距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于是，她便转向了共产党的阵营。虽然她今天的位置是名誉性的，但是她依旧拥有极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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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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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我来到北京时，注意到一股新的思潮涌动在学生之间。那年的5月4日，大规模的游行在学生中间爆发，因为中国决策层对于日本的妥协态度惹怒了全国人民，一些学生袭击了三名高官的府邸。使馆区成了高官们的避难所，他们紧急收拾了家私连同家人一起躲了进去。当局逮捕了学生领袖，并将他们囚禁在一所临时改成监狱的法学院内。对此，学生们愤然抗议，要求与他们的领袖一起坐牢。类似的行动瞬间蔓延全国，一些地方上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尽管如此，仍有更多的学生自己往监狱里钻。摇摇欲坠的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将进行爱国运动的学生看作是罪犯，那么真正的亲日叛徒就会被姑息，当局将会颜面无存，威信也会一天天下跌。相反，如果当局承认学生攻击官员是正确的，那么可怕的日本可能就会采取某种报复。因此，学生被老谋深算的总统下令释放。可学生们拒绝出狱，就像是腓立比的保罗[53]那样，学生们要求官方宣布他们自由并撤销一切指控。事情到了这一步，学生们成了“坏人”，政府却保住了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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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刚好被安排去北京参加毕业典礼，一个附近的卫理公会教堂的毕业班需要我去做临别毕业宗教仪式的布道。在此之前，总统徐世昌[54]公开保证，派两名高官去“慰问”被释放的学生，而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正是他选定的时间。所有学生簇拥着被释放的人，各自学校的人兴奋地将各自学校的英雄护送回去。本来，我的布道是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结果由于这样，面对台下少得可怜的中学生听众，我不得不草草地大段修改演讲稿。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未来学子们接触的情景。与他们面晤是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向他们清楚地表示了自己对于爱国运动的同情。未来的战乱年代里，每每学生们加入类似的抗议游行时，他们都会明白我的立场。“心心相印”这个词用在这里刚好合适，在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里，燕大的地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我和学生们之间的互相体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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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惠庆、陈树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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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北京以后，我开始主动拜访中国的官员，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基督教大学的宗旨，为了以示他们对于基督教教育的友好，我们有时也会向他们筹集资金。一些退休的官员在任职期间通过“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贪污了一大笔钱。清王朝统治时期，公款和私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当官的在受到上级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下依旧可以捞到油水。而民国初年，虽然管理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种贪赃枉法的传统并没有得到改变，或许，要想施加压力就只能找敌对军阀了。全中国上下互相倾轧、矛盾重重，与日本人暗中支持官员贪污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后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改善了税收、公共财政措施，清理了政府机构。对我来说，在这个各方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的时代里，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拜访不同阵营，了解敌对各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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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55]博士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是中国政坛上的显赫人物，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中国驻其他国家公使和北京政府首脑。他是个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人，并且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他供职于燕京大学理事会多年，并且还曾几次出任主席。第一次和他会面时，我试图说服他帮我为修建男生宿舍筹集资金。1926年，大学迁往新址，那年北伐战争爆发了。在颜惠庆博士的许可下，傅泾波进行规划，用我们筹集来的钱对学校围墙进行了修葺，这样做是为了将校园包围住，免得受到社会动荡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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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的督军陈树藩是另一位我早年结识的高官，他和颜博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将土地卖给燕京大学做校址，并且将其中三分之一的付款归还给燕大，他提出要在校园里留出一块地方给他年迈的父亲做别墅，这座别墅后来被改造成为一座纪念堂。他曾提议我可以去西安看看，并在教育方面为临时政府提出一些建议。我答应了，并在1921年的早春带着会谈的结果启程了。陪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仆人。最开始，我们沿北京—汉口线走，在一条新线路的交叉口我们下了车。这条东连大海西通西安的线路还在修建之中，我们向西飞速驶去。下了火车，我们又走了一个星期，中途需要穿越过一个区域，那个地区土匪肆虐。督军为了安全起见，特意派了一班士兵来护送我们，一台驴轿由两头驴身上绑着柱子，撑着一架有顶棚的小屋。里头铺好了床褥，地方足够一两个人躺的，也还算舒适。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得到了督军额外送来的一匹马，佣人喜欢躺在轿子里，而我喜欢骑马，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种旅行方式让我亲眼看到了未受到现代和西方文明侵蚀的土地上的朴实农家风情，这对我来说十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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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在督军那里做客，在这段时间里我逛遍了古都西安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迹，并且出席了很多社交活动。陕西的达官显贵为我举办了多次盛宴。有一回，在督军和省长联合主持的宴会中，两人坐在了一起。宴会为他们各自特别准备了食物，以防止对方下毒。他们两人身后都跟着保镖护卫，而且这些保镖护卫都隐藏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个护卫的枪忽然在宴会中掉在了地上，顿时，全场一片惊慌。而在发现是一场虚惊后，大家又装得像是莫逆之交一样，稳稳坐好继续进行着亲切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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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风光令我陶醉，我甚至想将教育计划实施在这片土地上，让督军的中学与燕大有一种特别联系。督军在我离开陕西时送给了我一匹马，这匹马跟着我回了家。刚入北京，就听说省长成功发动了对督军的起义。陈树藩回到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而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去拜访他。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中国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你有多足智多谋，最终都是竹篮子打水。这些事情经历过后，我就知道与当权者打交道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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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乱世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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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都督阎锡山是另一个在那个混乱时代中的显赫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和伯顿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中。而后，我又对他进行了几次拜访。从总体上看，他在能力和人格方面给我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最初，阎锡山的梦想是做一个“模范都督”，但是这个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改革并不是人们所想要的，而且又接连有外国人和中国人欺骗他。尽管山西在实际中成了“国中国”，但事实上，他的本意是让山西处于民国治下。他被迫逃到日本是因为反对蒋介石，日本人设法拉拢他，尽管并没有成功。他忠心耿耿地为国民党打江山那是以后的事情了。1936年，他邀请我去山西帮他搭关系，那时他想要在省内大力发展工业。虽然一些计划在当时制订下来了，可日本人很快打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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