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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才好、文笔好、为人亲善、缺乏道德标准的汪精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是标准的“革命投机者”。他也是唯一同重庆国民政府闹翻、同日本人媾和的人。他没有得到爱国民众的支持，只好离开重庆去日本，并担任日军控制区的南京傀儡政权的领导。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而汪精卫本人却认为这是和平运动，并认为自己是英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做这件事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一、他在诸多事情上与其他领导人意见相反；二、对蒋介石的嫉妒；三、对战争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而战争结束前，汪精卫死于东京，他被中国人永远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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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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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成立不久，我去了南京，目的是为了结识新的领导人。我与蒋介石会面是通过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和统治者的风范令我折服。我亲访过新政府中众多显赫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他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实现。这让我十分高兴，也让我回想起1911年革命先驱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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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这年早些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当年，眼见自己创建的共和政权要毁在军阀混战上，孙中山毅然从广州发兵北上展开大规模讨伐，以恢复国家和平团结。美国等国接到了他的求助，只有苏联回应了他，提供援助并派来顾问。鲍罗廷和加仑是苏联顾问团中的两位英才，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国民党以苏联模式重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但改组依旧，北伐也是这两个人策划的。从广州到汉口，他们的队伍沿着铁路前行，并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军队在路上无法无天，打着针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旗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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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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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率领另一支部队沿海岸线北上，但是途中苏联顾问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策略。这个举措受到了上海商界的欢迎，不过，在其他党派看来这是“蒋介石向无耻的资本家投降”。这次他们和共产党决裂了。清算本来积极活跃的武汉各地政府，那些返程的苏联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也受到了冲击。当时，跟随苏联人回程的中国人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赫然在列，她的秘书是一位燕大毕业的男生。他们在莫斯科进行了短暂的逗留，孙夫人意识到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是她连同她的队伍一起撤到了柏林。一年多后，我们在那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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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4日，武汉地区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委员长变节之前，企图让委员长和其他西方国家闹僵，他们派出一队士兵去杀害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而他们的目标多为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依旧蒙在鼓里。传教士的温和与友善，唤醒了中国人心里的良知，他们无法对这些人下手。我的弟弟华伦当时在金陵神学院任职，他的太太和其他女性都被送到了秦淮河中央的炮艇上避难，男人们则还在坚守岗位。一群士兵闯入了华伦家，华伦与他们谈话，劝说他们放下屠刀。军人忽然开枪，打碎了他身后的木制品。危急关头，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士从围观群众中走了出来，他拉着华伦离开。这人是个黄包车夫，过去在华伦生病时与他有过交情。华伦被他带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棚户区，那里是他的家，他告诉邻居不能走漏风声。他将华伦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并把华伦藏在了破烂的被褥中。度过了一天后，这人回来告诉华伦，金陵大学的学生正在寻找外国人，他们会被护送到更安全的学校去，随后，他将东西还给了华伦，并将他送回到了学生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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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廉斯是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我的好友，非常不幸他没逃过这场屠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四个国家。还有几个人伤势严重。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我父亲教会同事的儿子，还有一群外国人，在美国领事约翰·戴维斯的带领下，从被囚禁的清凉山山顶爬上城墙逃难。著名女作家爱丽丝·蒂斯黛尔·霍巴特的丈夫也在这群逃亡的人群中，他从城墙下来时放开了绳子，结果导致脚踝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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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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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思想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转变，他将中国的苏维埃化向后推迟了20年。约翰·麦克默里是当时的美国驻北京公使，他在几天前曾邀请我进城。出事那天下午我刚好抵达，约翰问我是否听说长江流域出事了，我以为他指的是全国高涨的排外情绪，但是我错了。那晚，我应邀出席一位中国教员家中举行的收藏品展览。在去之前，我收到了一位美国同事在城里发来的电报，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被屠杀了，他当时并不知道华伦也在南京。我忍着心里的万分悲痛去参加了画展。第二天早晨，我从约翰那里得知华伦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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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重新回到蒋介石的身上。从1927年开始，他将反对苏联共产党的精神引用到了中国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并反对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在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中，他一方面抵抗日军，一方面对付共产党，最终还是统一了中国，在那段时间里经济发展迅速，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十分卓越。这些功绩世人皆知。我钦佩委员长的聪明才智，以及他聪颖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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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那段时间，我对委员长的印象都记在了1937年5月14日，我为北京一家名为《民主》的杂志撰写的稿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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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0年前报纸杂志上记录的蒋司令的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对征地简单而草率的手段都是真的，我更要敬重现在的他，因为从那之后他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26年到1927年他跻身政治舞台开始，我因为对中国命运的担忧而格外关注他的所作所为，这样对国内的状况也能了然于胸。过去的20多年中，各地军阀为了个人利益打得头破血流，根本不顾民主价值和人民利益。这些人极为自私，并且沿用着满清的官僚制度，可因为无皇命压顶，那些优良的儒家传统也被他们抛弃。贪污掠夺、无恶不作，这正是他们的作为。孙博士的“三民主义”成为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新任领导人又是否会重蹈中国历史的覆辙？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并且都希望趁机夺权。针对他的许多抨击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懂得，在中国文化里他那个位置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独裁、搜刮民财购买美国证券扩充家私、与日本人秘密签署协议、不愿意抗日、怕自己失去大权。这都是反对者对他的抨击，还有人说他头脑迂腐，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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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的谴责声并没有中断，坊间流传着关于他各种版本的故事和流言，除了批评，很多人对他表示怀疑，大家无法信任他。这些反应不足为奇，唯一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支持度持续走高。他始终都在国民政府中占据最高职位，并且偶尔身兼两职，这说明了他政治上的精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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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皈依基督教10年了，他并不张扬，对基督教的体会也是逐渐深入，并且恪守基本教义和宗旨。最初，他并不了解基督教，但还是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向神祈祷。基督教被他视为一股清泉，并指导他的前进方向，给予他鼓舞和力量。我亦是一名信徒，我明白基督教对他产生的信仰和依赖，这一切塑造了他的人格。在西安事变的公告中，他将现在的人生态度归功于耶稣的教会与榜样的力量，因此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宗教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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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最后加上一句话，在与蒋司令的私下接触中，我对他的印象也和大众一样不断变化着，并且在他身上建立了毋庸置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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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挚友傅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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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读者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前文中我有好几次提到了傅泾波这个名字，而往后他会更多地出现在你的视野里。聊起这段在华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和官场有关的风华浮月，傅泾波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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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准备搬迁到北京时，我的身边来了一位17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位即将离任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留下的，这位秘书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是圣经课上最有天赋的学生。而事实上，这个年轻人我以前就见过。大概在1918年时，一个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在天津召开，当时他也在场。而那时发言者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也有幸受邀上台演讲，对于我的美国南方口音，他说他无法听懂。在傅泾波第一次到美国时，刚巧我也在美国。傅泾波因为姓名的拼写方式而请教我能否修改，按照习惯，他的姓被拼写成为“Fu”，可他总被旅店侍者和电话局客服小姐问“Fu什么？”于是，我向他提议，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对对方说拼写成为“Fugh”，修改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名字上的麻烦，而他的姓名里也一直保留着那两个多出来的辅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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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新娘是他父母为他选定的，那一年他24岁。婚礼办得喜气洋洋，这场婚礼是在一个专门为婚庆而装修的大饭店里进行的。婚礼包括了张灯结彩、耗时长久的中式庆典，也包括了简单明快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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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傅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