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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读者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前文中我有好几次提到了傅泾波这个名字，而往后他会更多地出现在你的视野里。聊起这段在华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和官场有关的风华浮月，傅泾波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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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准备搬迁到北京时，我的身边来了一位17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位即将离任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留下的，这位秘书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是圣经课上最有天赋的学生。而事实上，这个年轻人我以前就见过。大概在1918年时，一个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在天津召开，当时他也在场。而那时发言者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也有幸受邀上台演讲，对于我的美国南方口音，他说他无法听懂。在傅泾波第一次到美国时，刚巧我也在美国。傅泾波因为姓名的拼写方式而请教我能否修改，按照习惯，他的姓被拼写成为“Fu”，可他总被旅店侍者和电话局客服小姐问“Fu什么？”于是，我向他提议，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对对方说拼写成为“Fugh”，修改以后，他再也没有遇到名字上的麻烦，而他的姓名里也一直保留着那两个多出来的辅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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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新娘是他父母为他选定的，那一年他24岁。婚礼办得喜气洋洋，这场婚礼是在一个专门为婚庆而装修的大饭店里进行的。婚礼包括了张灯结彩、耗时长久的中式庆典，也包括了简单明快的基督教结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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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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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走上正轨以后，使它成为一个有知名度、有地位的中国大学就成了我的目标。我希望它不受美国的特殊保护，可以远离一切的西方条约。可是在中国，广泛拓展人际关系是坐得安稳的最好办法。除了安全方面的因素以外，一些支持燕京大学的中国民众也是我想要赢取的。在察觉到我的意思后，傅泾波主动提出帮忙。他灵活地运用手腕，可以立即从手头的事情中抽身出来。我和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南北，从满洲到香港，甚至去了重庆和其他很多地方，当然，那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的那段自由日子里。成立捐助基金会是一个开门红，别人的认可和支持让我们得到了比金钱更多的满足。可那个时候，日军侵华令全国上下忧心忡忡，而后爆发了战争，使得我只能终止了一切活动。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在此之前我们取得的成就都为燕大创造了难以估量的价值。每一个我们到访过的地方，都有燕大的毕业生，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招待会。我们当时计划，这些人就是将来宣传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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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同事对傅泾波起了疑心，他们认为傅泾波如此热心地帮助我，肯定是别有用心。他们认为傅泾波有着极大的官场野心，他想要利用我来接触高官，从而达到为自己捞到一个油水多多的官职的目的，因此总是有人提醒我，要提防着他。我认为，他们的顾虑可以理解。可我心里认定了，他不是那样的人。如果他想坐上好官职，完全可以不需要用到我的关系。他对我不仅充满深情，并且他的好感里还包括美国和全体美国人。他认为，爱国的其中一点就是加深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些也正是他有能力做的。时至今日，在两国关系的建设中，他依旧忙碌着。他拥有高尚的人格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也让无数职位对他打开了大门，可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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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后来在我从日军手中被解救出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战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也帮了我不少忙，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就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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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国藩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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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这个人是我在中国多年人际关系跌宕起伏的最好缩影。有一天，我碰到了总督的仪仗队，那时候我在杭州街头散步（当时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都不会独自步行的）。他被仆人前呼后拥地坐在华丽的八抬大轿上。目瞪口呆的我盯着这位大人，心里却说，我是永远都不会结识这么显赫的人了。当然，擦肩而过时，对方轻蔑地在我这孑然一身的蛮夷人身上扫了一眼，而后，他们趾高气昂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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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官的太太是名震天下、文武双全的曾国藩之女。多年以来，她一直都是一名诚恳的基督徒。83岁那年，她来到北京时我还邀请她访问燕京大学。这位气质高雅的老妇人亲切接见了慕名而来的教职工和学生。她拥有显赫背景的同时也拥有杰出的成就，大家对她十分敬佩。她回城后给我寄来一卷字帖。她一直希望来这所大学看看，她有17个孙子辈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当然，今后她家里的年轻人还会到燕大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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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17055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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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七章 孤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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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日本人严密监控的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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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也是记录中国农历月份的方式，“双几”这种日子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比如，10月10日是独立纪念日，又被称为“双十”。令人咬牙切齿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在北京附近制造借口而发动的，那是1937年的7月7日。可能从日本人的角度，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步伐太快，因此日本人必须要先发制人，7月28日，他们攻占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隆隆的轰炸声震醒，日军正在空袭一处校园附近的中国军营。我被吓得魂不附体，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校园里乱作一团，并且散播着各种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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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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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么效仿其他大学向自由区撤离，要么留下来接受命运的挑战。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真实企图。所有的朋友都来到我这里与我交谈，问题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所决定。最后，还是我敲定了主意，留下来。本来已经废除的出入检查岗在燕大门口恢复了，校园内的旗杆上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在那之前，旗杆上悬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是燕大的三角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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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时燕京大学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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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每天都会发生，尽管都是些小摩擦，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又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进行沟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国土被外国人侵略，民众义愤填膺，空气里的火药味一触即发。我很快找来一位燕大的毕业生，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并且在日本读完了硕士，他的日语讲得十分地道。他在和日本军官及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在东方文化中才会出现的面子问题，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是给他怎样的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他能够和日本人平起平坐，所以这个职位必须要高，可又不能高过学校内的学术前辈，不能让这些前辈在他面前丢了面子。由于当时大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师生们以为他通敌卖国，竟把他划分到了敌人的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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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种微妙局势下能够维持良好的关系，我只好在他的建议下讨好日本官员、军官，付出这些代价也算是值得。为了加强对文化的控制，日本最高指挥部会时常安排日本代表团来到华北参观，当然，他们想要赢得“本国”同胞的支持就要展示成功的例子。而在他们的参观路线图中，燕大成了不可避免的景观。对于这些来访者，我不得不请西方同事帮忙招待。有时候我也会请一些中国人来，让他们在日本人面前展示出一副超越民族情绪的友善。代表团的人形形色色，商业界、教育界，甚至还有基督教牧师团。那次接待，很多积极的中国基督教徒都参与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基督教的理想缓和了国仇与家恨，让双方可以不至于太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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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事先有特殊的安排，否则学校的大门是绝对不允许日本人进入的。日本人只要进入校园，就会全程有人陪同，陪同人员通常是我的秘书。我很快找到了对付日本人的秘诀，那就是软硬兼施。中国人之所以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是因为日本人强大而残忍的军事能力，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这样的顺从也是勉勉强强而已。日本人表面张牙舞爪，实际上他们对自己信心不足，外强中干。他们心里依旧还有一丝的恐惧，那是因为美国还没有明确态度。彬彬有礼地招待他们，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在不流露出恐惧的同时，用真诚的行动来对待他们，这种方法让我抵抗住了日本人的多次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