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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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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三四名日本知名学者中选中了鸟居龙藏[70]博士。他在中国进行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其学术论文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一年，他已经70岁高龄了，他安静地在日本生活，他对日本的军方活动非常反感。我向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通报了学校的决定，而这位秘书声称我们不可能请到鸟居博士，我马上回复他，博士已经接受了邀请函。我们需要保护他免受军方压力，这是鸟居博士唯一的条件，我们保证，只要他在校园里待着就不会有任何事。他有两位助手，一个是英文助手，一个是法语助手，这两位助手都是他可爱的女儿，他太太和女儿们都协助他研究。鸟居博士还有一个独子，已经应征入伍在陆军服役。尽管反日情绪高涨，但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鸟居博士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让人欣慰万分。鸟居博士一家是日本人最高尚、最有修养阶层的代表，他们是真正拥有国际化视野和胸襟的人。他们自由地参加社交活动，但尽可能地避免尴尬场面。有时候，我们会允许优秀的同学同鸟居一家去实地考察，以此作为对学生的奖励，鸟居一家的崇高精神也让学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博士的一位女儿嫁给了一个学生。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居住在城里的鸟居博士家穷困潦倒，只能靠两个女儿来贴补家用。而鸟居博士却拒绝了来自日本国内的一切援助。他说：“一朝燕大，永世燕大。”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意开着自己的车载鸟居博士回到原先的居住地，许多人在那里欢迎他，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那时，战争对博士的神经造成了重创，我们决定按照他原来的指示为他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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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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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德[71]博士在某一天前来拜访。他是传教医生，活动范围通常在山西省内。他无法忍受日军在山西的残酷暴行，他不愿意逆来顺受——跟着中国信徒和他所在的教区，要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抵抗，甚至都不敢发出反抗的声音，他知道，美国的战略物资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期间的微妙不言而喻。他必须要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是帮凶，因为他们邪恶地进行军火交易。只要日本人还占领中国一天，他就必须辞职，离开传教委员会，并且身无分文地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没有把握让民众听他诉说，并且资金也是严峻的问题。公共演讲在他的学生时代还算拿手，心中燃起的信念是他唯一的支持，他要救赎自己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他效仿希伯来的先知，忍受着艰难困苦，怀揣着信念踏上旅程。他愤然地和我说起日军的暴行，并且担心，这样下去中国迟早会亡国。他向我咨询建议，我只能和他说，别把精力浪费在我的身上，这种激情演说应该在美国进行，让美国的民众听到。果然，他回到美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他进入了国会，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人庆幸的是，当时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和周以德的想法吻合。他回到美国时，正好遇到委员会在四处寻找演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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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避难所——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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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里，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中，我们努力守住了这片不大的自由绿洲。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我们不被逆境击垮的信心，是为了巩固学校的宗旨。不仅仅是对紧急事件的处理上需要体现这一点，长期的发展更要受到这一点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的招生对象是全国各省和海外，但在日军入侵的这4年中，我们的招生范围被缩小到京津地区。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文化控制，很多人投奔到了燕大。燕大尽可能地接纳这些学生，导致宿舍满员，卫生条件明显恶化。可总体来说，虽然这4年生活艰苦，但是大家都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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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17055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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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八章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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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校长到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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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前，有那么几个星期，焦急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件大事的发生，以此来打破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的国际局势走向谁也说不清楚。秋天的华北气候宜人、秋高气爽，可校园上空却像是笼罩了一层阴霾。天津校友会邀请我去做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断地向后延迟日期，潜意识里总是担心会出事。而最后，在12月7日，那是个周末，我还是决定去天津做短暂访问，并且在内心里不断安抚自己，不会在路上出事。到了周一清晨，准备回京的我却发现局势突然改变，日本人已经迅速控制局势。日军很快发现了我，他们命两名军警护送我回京。虽然二人非常有礼貌，可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我一步都不能走出他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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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坐着火车被押回北京的，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担心一下火车就会被枪决，或者面临严刑拷打。北京南大门（前门）矗立着火车站，而美国领事馆就在附近。我离开火车站走向领事馆，在这段路程里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一进领事馆，我就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军营的大门。这座主楼里，当时关押了将近2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走到三楼时，我见到了一些老友，这让我松了一口气。50名英美人士被关在这座楼里，他们被一道墙分开了，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可以进行往来。而这群人十分混杂，什么人都有。我看到了亨利·霍顿[72]医生，斯奈珀医生和特雷弗·鲍文先生，他们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谁都无法想到，这三个人陪我走完了漫长的囚徒生涯。也许人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因为我选了一个距离他们很近的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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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的美国人里，有一两个记者和一名孤独的传教士，我还发现了几名海军陆战队的前成员，他们是瘾君子，同时也是毒品贩子。剩下的其他人无须形容了，要知道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初，我感到十分不适，被褥不够用，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不过，在饮食上还是幸运的，我们和海军陆战队员一起吃饭，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出手干预。我们得到的食物越来越少，并且质量越来越差。而这也是我对生命的一次体验，让我看到在极度的饥饿来临时，一个成年的美国人是怎样丢弃礼义廉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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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囚禁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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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战争如何爆发的谣言在囚犯中弥漫着，这些谣言要多夸张有多夸张，最开始我们拒绝睁开眼睛，珍珠港事件、在马来西亚海岸两艘英军战舰被击沉，以及后来那些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消息，我们都拒绝相信。在我意识到珍珠港惨剧的真相后，心里却对日军这种懦弱的行为叫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暗中将机密情报发送给燕大董事会，提醒他们要尽快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否则他们一定会后悔。这些报告流传在一些重要领导之间，可不管我如何警告，这些人都无动于衷，对此我十分失望。所以我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出现是一个转机，它能够打醒美国人。事实上，我十分放心，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美国人的脾性日本人了解得太少，在历史书里，珍珠港事件将会被记录成最得不偿失的胜利。用中国人的谚语来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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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监禁生活足足过了一个月，幸而还算舒适。我们需要干活，其中一些同伴与日本人发生了摩擦。接二连三的都是坏消息，不过圣诞节时有人来探望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节。第四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其他人被释放了，而前面那三个人和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家聚在一起，一个军官在致告别辞。我们四个非常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被留下？留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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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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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稍晚一些，我们四个人来到了霍顿大夫的官邸。霍顿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他把家安置在一座清代的王爷府内，那里景色优美。而屋子的内部已经装上了现代管道等设施，他使用着一群训练有素的用人。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鸟笼，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居住在单独的、配有卫生间的房间里，还有巨大的天井可以休息。偶尔，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门外老朋友的身影。霍顿大夫的生日甚至还有人上门祝寿。能做这样的囚犯，也称得上是享清福了。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坏消息不断，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丝希望。我们幻想着一切都能够变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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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3.1500夜，拼字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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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守卫通知我们要搬家了。日本人能够同意我们去新的囚禁地，是我们三番四次理论的结果。那里是一个英国商人府邸荒凉的后院。我们被允许可以带走霍顿大夫的家具。在新的囚禁地里，有7名守卫驻扎在前院，并霸占了唯一的卫生间。一个边长20英尺的正方形小院子位于后面，该处地面的水泥都已经裂开。环绕院子的小办公室是我们的居住地。它将记录下我们未来3年零8个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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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的访问教授斯奈珀大夫是荷兰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过去我们在霍顿家时，他太太常常来探访他。而搬迁后，他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他太太进来和我们一起囚禁，要么他再也不能见到她。他选择了前者，我们的空间也因此变得更加拥挤，不过我们大家的生活也因为他太太的入住而增添了几分色彩。一些小道消息时不时传来，据说我们可能跟着“康脱凡弟”号轮船离开，被送到“格瑞普效”号上。而“康脱凡弟”号却一直在推迟，直到最后据说6月才能从上海出发。每天，我们都兴奋地等着救兵，看到希望后这样的囚禁生活才有些幸福。可当到了约定的时间时，我们谁都没有被接走，远航的旅途上只有轮船自己。到9月份时，斯奈珀夫妇被一艘英国人质交换船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还好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听到传言，“格瑞普效”号一年后将会第二次起航将我们接走。可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枯燥的囚徒生活已经将我们折磨得心力憔悴。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了解救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燕京董事会及其他朋友已经竭尽全力，而我们也是美国国务院设定的重点抢救名单的第一位，国务院声称，如果日本人想要交换人质，那么必须把我们交出来，否则就别想！最后，我们的命运在东京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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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北京方面的日军接到协议后，竟然将它撕毁了。我们立即心灰意冷了，看来我们要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了。直到获释前，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鲍文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就算在轮船离港前，他认定哪怕是最后一秒，我们也一定会被送上去。我们劝他，他说得虽然有理，可现实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担心他弄懂了无法获释的真相后崩溃。但是第二天早上，鲍文显得很平静，他十分淡定地告诉大家，虽然在此之前他对中文并没有兴趣，不过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