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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新闻是沦为阶下囚那段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时可以订阅两份报纸，一份是当地的英文日报，但内容极为匮乏，这表明了日军强大的控制能力；另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这上面提供了很多东西。这张报纸是专门为中国读者精心编辑的，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样假的新闻。在每天晚饭前所谓的鸡尾酒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时事，当然，这样的酒会只是偶尔能够捧上一杯鸡尾酒或者别的饮料。《每日新闻》由一个人来阅读相关内容，其他人尽情评述，通常，这都是霍顿的事情。从霍顿家搬出来时，我们拿了很多书，这些书包括各种类型，一些精美的地图也派上了用场。德文版的《每日公报》在我们这里受到了尊重，因为其刊登的新闻基本属实。但是日文报刊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不过，不管他们如何胡乱写，都可以从中找到真实的蛛丝马迹。同盟国吃败仗的消息几乎填满了第一年，让我们感到雪上加霜的是轴心国报刊的欢天喜地。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德国人在阿拉曼大败时，我犹如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漫长的等待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我们读到了同盟国扭转战事的新闻。直到那时，我们三个才松了一口气，对报纸的恐惧彻底消除，并期待着每一天都迎来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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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够沿着日本假新闻的蛛丝马迹寻找真相。有一次，日本报纸上报道美军试图在太平洋某岛抢滩，可因为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到海上，而后，美军发起攻击。至此，关于岛屿的消息就彻底在报纸上消失了，最后，一篇描述日本战斗机轰炸岛屿的消息突然冒了出来。凭此，我们判断出美军已经成功占领该岛。在这些假消息里，我们判断出轴心国面临的困难，比如他们缺少飞机燃油、货轮、食品等物资，并且，我们预计出不管美国的表现如何，德国和日本都无法坚持太长时间，最多4到6个月就会彻底投降。对于美国的生产力我们没有把握，直到有一天报纸上一个巨大的标题吸引了我们，该报引用美国报刊的话，提到与上个月相比美国飞机的产量下降了2%，只有7500架。我们惊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力，这速度简直惊人。如果日本人看到下降2%很高兴，那么就让他们暂时高兴去吧。1945年春天时，《每日新闻》很久才送来一份，其内容也跟着大幅度缩水，直到停刊。我们当时戏谑地说，到底该为盟军将士高兴还是该为《每日新闻》停刊而叹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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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条件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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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在德国战败后迅速洗牌，新的首相将近80岁高龄[73]，外相的年纪和首相的年纪差不多。毋庸置疑，日本已经开始转风向求和，但是他们用华丽的英文稿宣誓日本要加速战争，并且有这种潜力。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年5月份时，日本想通过苏联跟美国和解，如果苏联拒绝，那么他们就要找蒋介石来当中间人。果然，苏联人拒绝了日本的请求，而后，日本内阁便下达了释放我的法令，一个由两名外交官组成的使团在军队护送下，以帝国诏书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个消息，并敦请我立即前往重庆，游说蒋先生同意日方的请求。据闻，来使在抵达北京的这一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也让我们坚信美国的封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只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他们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才到达。当战斗机在空中被阻截后，他们乘船穿越了朝鲜海峡，在这期间他们差点成了两艘潜水艇、三艘巡洋舰的刀下魂，为了突破美军防线，他们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而抵达北京后，新的麻烦又找上了他们——军队不想和解，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去了南京，向日军总司令讨得准许。所有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军队要求参加谈判，但东京来使只想先放我出去，并让间谍远离我。真是不明白日本人的想法，在自己的祖国即将面临生灵涂炭时，他们居然还有心情因为威望问题吵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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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月24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个守卫用极为平常的口吻询问我是否想见到傅先生，仿佛傅泾波每天都会来看我一样。很快，傅泾波真的到了，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东京来的官员。在解释完自己的任务后，军警匆匆离开，傅泾波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顺便将各方面的局势也介绍了一番。当时那两位同伴并没有在场，所以我听完后就立刻进去了，免得他们等消息等得太久。我的两个同伴说，日军是用傅泾波来让我“尝到甜头”，进而强烈期望日方提出建议，日军一定以为，在这里关押已久的我已经一蹶不振。南京方面，两名外交官依旧和军方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傅泾波第一次来时，守卫还在房间里听我们的交谈，到了后来，守卫就再也不进来了。傅泾波领着日方负责人进来看我时，军方和外交官已经商议好了一切。我们三个人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共进午餐。外交家川井先生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明了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并声称日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我对他说起7月26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会议上已经做出宣告，要求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而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而我或者别人，已经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了，如果说能做什么，那也是劝天皇和新的内阁接受无条件投降，并能够压下军方可能会出现的顽强抵抗，要知道日本之所以被拽进深渊都是这些愚蠢的军人所为。川井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并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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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每日新闻》中推断的日本国内资源耗尽，和川井先生带给我们的消息相符。美国的参谋们如果意识到了这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没有必要敦促罗斯福总统让斯大林攻打日本。也正是因为这样，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开出的条件，美国需要以中国为代价，在满洲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扎卡赖亚斯海军上将的消息要比军方的情报工作还要准确。将军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做出了和我们类似的结论。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造成了后来中苏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的军事情报系统害的，和罗斯福总统脆弱的健康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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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关[74]是川井先生的继任者，他在川井先生离开的第二天带着傅泾波和一位翻译来访。那位翻译的中文好得出奇，很少有日本人能够做到这样。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始终都保持着友好的气氛。这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初日本军人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并不愿意承认残酷的真相，随着谈话的进行，他濒临崩溃，并且承认了已经恶化的日本国内情况。最后，他泛着泪光道别后匆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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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释放的要求被我拒绝了，如果其他两位同伴不能离开，我就不会离开。可是，这样的要求也要等东京许可后才能生效。自愿监禁的举动使我占了上风，一位拜访者轻而易举地冲破看守的阻挠进来看望我。对于我重获自由，这位中国拜访者显得非常高兴，随后，他盘问我与川井先生的对话结果，并且询问他会带怎样的报告回东京。由此我判断，这个人一定是日军特工，不然门口的看守不会轻而易举地放他进来。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还真是希望看守能够将来访者挡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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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释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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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的大事件传入到我们的耳朵里，最初是原子弹投放到广岛，接着是苏军占领满洲，最后，天皇宣布正式投降（分别是8月9日、10日和11日）。8月16日，尾关上校和傅泾波又一次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我们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于是，我们马上请求能否允许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前来拜访。预感到自己能得到许可的天使修女锡格娜·斯柯罗芙赛斯，在当天下午做了四个小蛋糕，来作为4点时下午茶的茶点，按照她的计划我们每人一个。可惜，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我们只获准走到大门口同她讲话，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获得了殊荣。我只能在回来后向其他两人汇报，这位修女真实存在，并且和我们想的一样，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天使。当天，我们得到了另一位瑞士朋友的探望，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几分钟。第二天上午，另一位朋友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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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核爆后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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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宪兵队总部忽然召唤我们。如果放在以前，我们一定又被吓得浑身颤抖，可在最近那一系列的大事件发生后，我们反而从容不迫了，并且觉得不会是太坏的消息。这段路算不上长，可是守卫却要护送我们坐车过去。进入司令部的接待室后，司令走了出来，他的身边跟着全副武装的手下。日本大使馆的两位翻译也同时在场。在正式宣布我们被释放之前，司令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声称为我们带来了“不便”。听完这番话后，我们三个人勉强地用得体的语言回答了他，并且分别与他和他的下属握手，就这样，仪式结束了。很快，消息传开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被神秘关押的美国人终于被释放了。我们回去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了那里，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守卫站在一旁，任凭着人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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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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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监禁终于在3年8个月零10天的时候结束了，在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对自由产生了绝望，我们以为不会再重见天日。直到今天，我们才能模糊地想出一个囚禁我们的原因。日军是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的，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我抓了起来，万一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就要我去做调停人和蒋介石谈判。而我的身体健康问题，就交给了霍顿大夫，那是他的职责。我和霍顿本来就是各自机构的领导者，鲍文则是第三名人质。事实上，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残暴压迫更重要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数以万计的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日军的侵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为了击垮邪恶的军国主义，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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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生的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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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异常兴奋，因为终于可以重见天日和旧友重逢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非常开心。我们三人曾经商议过获得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我说我要好好洗个热水澡。而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每天，我都将自己放在一个盛满泡沫的豪华浴盆中。北京的8月秋高气爽，风景秀丽。获得自由的我开着车到处游荡，池中盛开的莲花、重游的故地，都是我流连的风景，我像个孩子一样地欢喜。在被关押的孤独日子里，我曾经发誓，就算再唠叨的来访者，就算来再多的人，我也不会发出一句怨言。而在释放后的最初几天，我家里挤满了前来探望的客人，虽然我觉得他们很滑稽，但我还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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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中方教职员见面是在释放后的第二天，直到那天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已经是燕大行政系统里仅有的人了。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将重新组合成立一个“校务长顾问委员会”。这些人全部遭受过日本人的拷打，但是他们拒绝同燕大断绝关系，没有一个人肯屈服。拥有这样睿智机敏、忠心耿耿的同事，是我的幸运。学校里的所有仪器设备都丢失了，并且战时学校被日军当作了军医院。于是，我马上提出恢复学校运作，可我的同事们早已经将一切规划好。我们做好了招收400名新生的准备，正式的开学典礼将在“双十节”那天举行。尽管我的计划被朋友们认为是无法完成的，尽管就连我们这些人的心里也没底，可大家信心饱满、众志成城，最后竟然完成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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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友人们在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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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开学典礼像以前一样精彩。但是，那天却是政府接受日本正式投降举行仪式的日子，我们典礼的主发言人和所有的达官显贵一样，都要去参加日军投降仪式。最初，我们十分失望，可后来我们安慰自己，这也算是诸多典礼上的一道里程碑。上午10点，仪式正式举行，10月10日10点，加起来就是“三十”，最鼓舞人心的是典礼上的发言。洪业教授登台演讲，他曾经发誓，在日军撤离之前他不会再登台发言。如今站在大家面前的他，用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彩。天空湛蓝，晴空万里，我们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4年来，日本人弹冠相庆声称“燕大已死”，而从今天开始，我们终于走出了那恐怖的生活，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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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感染“重庆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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