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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国会并没有对资金流向设限，但是，小心翼翼的中方还是会和巴尔将军及他的属下商量后再去购买物资。1949年下半年，大部分预订的军备运到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这些军备对于共产党的影响只是推迟了一下胜利的日期而已。抨击我们的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当局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废物，他们渴望和平。而迟到的美国援助在他们眼里象征着又一次将和平进程推迟。政府这边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些装备“姗姗来迟、吝啬得可怜”。不管各方有什么问题，美国都成了出气筒。亏得E.C.A.的经济援助和救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反美的情绪，但是并没有阻挡住共产主义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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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要问，美国军事援助失败、结束内战的努力失败，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1946年下半年，当马歇尔将军的和谈被共产党推翻时，国民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占据着主动优势。要知道，当时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并且可以调配全国的物资供给。领土大，军队多，装备精良，配备空军和海军，他们条件再差，也好过一无所有的共产党。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超过20亿美元的物资，并且大部分都是直接赠予国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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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推翻了昏庸的外族皇朝，并且消灭了自相残杀的地方军阀，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消极的，并没有主动为民主和社会进步去斗争。虽然他们的理念是“三民主义”，民主自由也占据了官方的口舌，但是国民党的主要经历还是在军事打法上。最初是抗击日本，而后是抗击共产主义。千百年来的官僚劣根性的萌芽在悄然成长，一些人贪污公款，一些人将亲友利益压在国家福祉之上，死要面子、文牍主义、官员无能，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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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军官中，这些问题更加普遍。过去，普通士兵一直被忽视，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他们并非自愿入伍，也不知道谁是敌人，更不知道为何打仗。那点津贴仅够糊口。军队作战缺乏道德约束，这都是因为太过严重依赖现代化装备，让他们打仗没有干劲儿。结果，昂贵的武器得不到很好的使用，用坏后就一丢了之。一些军官受过出色的培训，他们有娴熟的技术，但却极端个人主义，非常不团结，没有团队精神。指挥官独揽财政大权，对军事行动没有判断力。若不是委员长一直努力，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愈演愈烈。1948年下半年，全军的士气还是骤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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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和空运是部队的主要运输途径，他们使用美国捐助的轮船和飞机。可是，到了一个地方后，物资可能会被再次运走，这个过程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或者被共产党缴获。海军耗资巨大，碉堡和壕沟是为了守卫城市而建造的，它同样耗时耗力，并且最后的结局也是被摧毁。部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上。可是国民党军队在百姓穷苦的情况下还在大肆浪费，而共产党则利用他们寒酸的资源巧妙迎战。我们慷慨提供的军备是飞机、轮船和卡车，这让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并且想出了各种使用办法。可惜，他们过分依赖机械，除了在技术上精通外，对其他使用经验一无所知。并且中国人过分依赖经费，他们习惯性地向美国伸手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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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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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描述的是我在担任大使期间中美合作的情况，之所以写出来并非是为了批评，而是希望它能成为一面镜子，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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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团结、和平、繁荣、民主是中国人渴望的，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期望中国可以如此发展。虽然，我和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并没有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我深爱这片土地，中国人也知道这点，我关心人民疾苦，并且他们也知道我自由派的理念，坚信能够通过全面合作来平息内战，所以，中国人对我的信任是全心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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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失败了，我没能帮助马歇尔将军劝服双方达成协议。在我看来，当时双方最大的障碍是恐惧和疑虑，但是我没能够缓解双方的敌对情绪。等所有的谈判破裂后，我没有能力去影响中美双方的政治路线，并且为其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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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美国对华政策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美国不愿意再帮助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虽然中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但美国人对此却失去了兴趣。而在过去两年中，共产主义的全球动态美国也一直在分析着，也正是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何我们对中国局势忽然转变了态度。只是，共产主义依旧是中华大地上的核心问题。过去，我们试图让双方放下疑心，求同存异，建立联合政府，而今看来，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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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当年我们太过幼稚，并没有看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而国民党内部产生的真正变革，我们是不是也要相信呢？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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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团结、进步的国家，是梦想中的神州大地，这是在美国的科技支持和经济援助下诞生的，可惜，这个梦想最终破灭。不过，我依旧坚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一定有一天会美梦成真的。从与中国人的接触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中，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的优良品质。在这个自由的社会中，民主终将开花结果，对此，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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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十一章 前路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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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过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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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终，意味着中国政治体系里的一个传统已经消亡。蒋介石显得十分镇定，他的身影孤独且傲然。在1948年年末的那几个星期里，委员长淡然面对时下的分崩离析，他按部就班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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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圣诞节时，委员长做出了决定，他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在他的指挥下拟定接任程序，他要下野，李宗仁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位，为代总统。蒋介石希望权力能够顺利交接，并希望对共产党的抵抗不要停止。在新年文告中，对于和平他满是渴望，他已经决心辞职。可是，他的下野也是有前提的，他向共产党提出了五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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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在一周后依旧没有答复，他们的广播揶揄了委员长几次。最后，政府得出了结论，共产党拒绝了和平倡议。于是，一个计划被推到了面前，他们一方面要保卫首都，另一方面已经铺好了撤退到广州的后路。又过了接近一周，毛泽东在广播里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提出了共产党的八条主张，表明军队将会在他的命令下继续南下。这样，国民党的领导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而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基本上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首要条件便是交出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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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分三路的共产党军队一路南下，他们几乎没受到抵抗就抵达了长江北岸，和南京隔河相望。另外的两路军堵住了南京的东西要道。国民党军队派去四支部队侦察，没想到一遇到共产党军队就立即撤了回来。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挖出来一条条战壕，水泥“药箱”也在南岸附近的山上建造起来。但领导们意识到，照这样发展下去，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可是，现在投降就意味着耻辱。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北伐、抗日接连胜利，它带领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五大”之一，它的威望波及全世界，它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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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绝望之中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还把我叫了过去进行咨询，他们想向“五大”中的其他四个国家发表一份外交说帖。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向其他四国发表了请求，希望各国代表可以聚在一起，希望可以有大国的政府将共产党拉回到谈判桌前。而各国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委婉地予以了拒绝，并声称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给中国一个狠狠的耳光，而中国人一向都是爱面子的，政府几乎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月前，当局制定了转移广州的方案，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取消了。如今四面楚歌，在经过激烈的探讨后，这个计划被重新通过。而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则表现出国民党领导人的内部斗争，和他们个人心中的冲突。我能从这些人的对话里感受到，每个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援助政策，于是他们对我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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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他们应该清醒一些，美国不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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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团混乱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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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政府希望外交使团跟他们撤到广州。事实上，我们应该听从政府的命令，跟随政府转移到“临时首都”去。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有公使头衔，他带着一支队伍南下抵达广州。这几周是极为混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大使私下里聚在一起，讨论何去何从。最终，我们认为应该暂时留在南京，而各国也都同意了这样的决定。我第一次在会议期间体会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该组织其他成员彬彬有礼地对待我，更体现在其他国家代表尊重美国做出的任何决定。一些小国家的政府命令大使跟着美国走，美国做什么他们也跟着做什么。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唯一一个跟随国民政府南下撤退的是苏联，苏联大使私下里解释，是苏联政府命令他撤退的，以免他留在南京引起传言。看起来，照章办事是苏联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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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这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对于首都的选址问题无法统一意见。但是，平安抵达广州的孙科却承认首都依旧在南京。按照规定，南京需要有所有部门的负责人留守，但是，半数领导不务正业，他们要么去了上海，要么去了广州，这让底层官员受尽了折磨。火车站人挤人，外交部的200名员工连同400名家属在那里睡了三天三夜，那是因为铁路系统已经凌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他们又在去往上海的途中被赶了下来，他们被告知部队征用了火车。最后一次我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已经在吴淞滞留了一周，没有一艘轮船将他们接到南方去。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在上海滞留了40天才离开。可想而知，当时政府公务拖延的程度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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