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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中国青年男女是我最同情的对象。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们将会对国家效忠，因为在他们眼中为国家效力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其他方式都无法展示他们的爱国热情，自我表现和认可的机会自然无法获得。促进改革进程、致力于实现公共意识，这些都是他们所应期盼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加入了小党派或者不加入任何党派。现在，他们需要面对理想破灭，需要面对社会瓦解、家庭破裂，必须忍受肉体和经济上的折磨，他们四处寻找庇佑以逃过灾难。就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时，中国丢失了最宝贵的资产——这些年轻人对于国家建设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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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美国政策中最令我担心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就像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之前，在我和他的对话中说的那样：要么给予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建议和控制，令其击垮共产党；要么完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无论这两个方案他们选择哪个，都比现在这种犹豫不决、三心二意要好得多。一直以来，第三种方案只会引发不幸的结果，果然这种做法引起了反美浪潮，而我也成了众矢之的。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反美情绪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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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季，国会通过的“拨款1.25亿美元由国民政府随意支配”的法案引来了最多的抨击。拿到这笔钱的中国政府立即将其投入到了购买陆海空三军的物资和装备上，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美国官员有意拖延，也许是制造商订货的顺序，这批物资的运输过程极为缓慢，我们因此成了中国各阶层批评的对象。我们被国民政府批评为“掏钱又少又迟”。我则被蒋介石和李宗仁催着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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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署拨发的2.75亿美元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这一点值得探究。赖朴翰及其属下在这一问题上理所应当受到表扬。他们的精力充沛和高效率体现了美国传统的高尚精神。这笔拨款虽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可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去看，想要客观地评估这笔款项所发挥的作用，就必须注意到它实际引起的“政治病”。中国经济过于悲惨，这种改善根本无法起到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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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没有受到谴责的政策是农村重建计划。我曾经在这项计划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可是，构想提出的两年内，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计划并没有发挥作用。而共产党占领了东部和南部后，最早收成的区域落在了他们的手中，我们为他人做了嫁衣，这与国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个计划是个美好的理想，3名中国人和2名美国人负责该计划，他们十分称职。可要知道这很讽刺，我们将政治和慈善事业融为一体，最终也只是胡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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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讽刺和好笑的是我当下的处境，我曾经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而如今，我则被丑化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我不能再担任燕大的校长，各行各业的燕大毕业生对此表示沮丧。其实，这样的沮丧是有理由的。这是我外交官生涯中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我深深地懂得了言多必失这个道理。我只想告诉所有人，我始终都是我自己，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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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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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96]在南京被接管不久后接管了外事局，他原来的名字是王汝梅，他是燕大毕业生，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像其他人一样改了名字，于是他被人们称为黄华。马歇尔将军在北京建立执行司令部，黄华是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将军特使团的成员。我和他的接触就在那时，他对我很友善，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黄华的言行中，我注意到共产党对于美国的反对。共产党反复声明外交官只代表本人不代表国家，这也让我很想知道黄华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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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接到了黄华的电话，他约他见面，那时黄华刚刚走马上任，而后的两个小时两人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傅泾波在与黄华告别时，建议黄华去探望他的老校务长。黄华则回答傅泾波，如果想见我，还真的只能用“学生拜访校长”这个名义了，但是，他还需要和别人商量一下后再通知傅泾波。果然，黄华在几天后来拜访我，我与他畅谈了两个小时，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共产党有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紧密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规矩，于是，我见他的身份只能是美国公民，而并非外交官。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安排了我们这次会面。黄华在这次谈话中提起了共产党的这条规矩，于是，我和他辩解：在共产党大器未成之前，西方国家依旧只承认国民党政权。可是，如果有一天人民承认、接纳了新政府，至少中国人民要接纳它，并且该政权向其他国家表示了往来的诚意，相信它自然会被大家重视，这也是国际惯例。而在新政权未被人民承认前，消极等待只能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态度。换句话说，外国并没有站在审讯台上，站在审讯台上的是共产党自己。当然，北平方面事先知道我和黄华的会面，而黄华也需要上报会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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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预示着被意识形态屏障区隔在两端的、均自诩为民主与自由表率并指称对方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双方，若想彼此渗透，就不应该计较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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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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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很快拿下了南京，他们乘胜追击进军上海。共产党知道，上海存在着不少国际性问题和经济行政管理上的漏洞。我以为他们会绕开上海，等以后再做政权的交接。蒋介石先生下令长江撤军，守卫上海，并在上海地区做了部署。可是，实际上的防御效果却愚蠢之极。部署的过程极为铺张，上海居民的遭遇则更为严重，并且留下了心灵上的创伤。左翼嫌疑分子被到处追捕，谍报机构还向准备和共产党谈判的重要人物下了通牒，使得那些人不得已要么去了香港，要么自谋生路去了。国民政府还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做“贡献”，这简直就是对老百姓的压榨勒索。船只、车辆几乎都被征用。“焦土政策”[97]在抗日战争时适用，而此时只能让百姓增加仇恨罢了。街头上张贴了大量海报，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砍伐、道路设障，国民党军队甚至举办阅兵仪式，这一切都是为了广泛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则得到了银元、电影票，被许下了种种特权和美丽的诺言。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时活跃异常。委员长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十分强硬，正是由于他强硬的态度，使得全体军官士气高涨、众志成城、斗志昂扬。然而，几周以后，还是共产党军队赢取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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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骑兵部队进入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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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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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些滞留在南京的外交官同僚被禁闭在城中，他们甚至不能用电报和本国联系，因此他们变得焦躁不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都有自己的无线电器材，尽管法国人的差一些。但是，只有在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被允许用来发信息，这也说明了当时反常的形势。当局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他们眼中的普通外国公民，我们其中的一些人被允许像往常一样工作。面对那些来我这里探听消息的小国公使，我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他们还真的踏破了我的门槛。从这些人的话里，我也可以了解到他们被隔离得多么彻底。对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来说，普通的社会生活和消遣娱乐也都成了奢侈。而最为讽刺的是，亚洲国家的公使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我呢，不忙，可也不至于无所事事。对日常讯息的阅读和处理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一个大家庭，这里可以有外交事宜发生，也可以有传教士和中国人往来其中，还可以提供充足的社会娱乐。朗费罗[98]有一句著名的短句“书之静美”，用来形容这样的生活再好不过了。我具有双重“性质”：我是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代表，可也是常年生活在中国的老头子，就算是行动受到限制，我也能紧跟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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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体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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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上海，想看看新政权是如何控制它的，也想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上海沦陷后，交通系统陷入了混乱。这次为了去上海，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并请黄华告知我去上海所需准备的手续。黄华告诉我，我现在只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的事情可以被“特殊”处理。摆正我“特殊公民”的位置后，黄华帮我安排了上海之行，除了我之外，同行的还有使馆护卫、傅泾波、使馆工作人员和黄华的三位特别助理。抵达上海后，黄华派代理人接待了我，不管我走在上海的哪条街上，身边都有两卡车的便衣护卫跟着。据说原因是：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担心国民党会在我身上制造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样会让新政权难堪。于是，事情就演变成了这样：我无法自由行动，整天躲在总领事的官邸内，没有社交活动，只能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看我。由于我过于引人注目，很有可能引来其他特务机构的拜访者，特别是中国的拜访者。上海刚刚被接管，精力旺盛、高效率和廉政是新政府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帝国主义成了他们政治宣传的新矛头，他们维护底层大众的利益。另外，这个城市里还有个巨大的冲击，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市民？这一切都让上海成了一座“城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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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上海的经历为外交同僚所效仿。为了躲避行李搜检程序，我决定在外交豁免权上大做文章。但共产党明确表明，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毫无疑问这又成了观念冲突的一大证明。还好，事态并未扩大。可我的特别通行证上却印着“美国前大使”，我若是想引起哄堂大笑，只需要将这通行证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就可以达到效果。我的一位欧洲同行也得到了这样的通行证，这让他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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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时，明显地体会到，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这也是因为英美国际地位变化所引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它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它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下试运行。《字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对于最早来华的英国“先锋队”来说，上海是非常靠北的地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们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这份报纸的编辑部在外滩滨水区，那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英国企业与它相伴。这些年来，它被人戏谑地称为“外滩老妪”，那是因为它的编辑方针受到英国国内保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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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字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字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一封用英文书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了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字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中国当局随时都有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是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而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报纸的这种做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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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德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他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业务经理的电话。业务经理告诉高尔德，他被关押了，关押他的是要求涨工资的员工。这种事情已经在中外雇主身上屡见不鲜了，都是拜激进宣传所赐。高尔德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也会遭受这样对待的情况下，他还是赶回了办公室。争论告一段落，是因为工会代表赶赴了现场，提出了更加合理的方案。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建议政府进行干预，而中国人却怎么也不肯。直到午夜，才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人发现高尔德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真实报道后，罢工又开始了。对于高尔德来说，工人这样的行为干涉了自己的编辑权，他无法忍受，宁可关门大吉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对于那些身份卑微的工人来说，高尔德这样的态度没给他们脸面。所以，从那开始，《大美晚报》虽然还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但是内容却不再自由和诚实。于是，高尔德决定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固执，正如《字林西报》所体现的英国人的现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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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一则“长三角布满水雷”的谣言击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了关闭共产党控制的所有港口的决定。他们没有使用“封锁”这类字眼，要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哪里还能理会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的抗议呢？关闭港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扼杀了城市的经济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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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务，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棘手。有时候是外国人无意间触犯了新的法律法规，通常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劳工中的不安情绪所引起的。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社会学家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当作案例来研究。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吉卜林[99]提出的传统和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而“上海思维”早已经臭名远扬。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傲慢自大进行反抗，是随着港口发展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出现的，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大肆声张。上海在经历了日本人的占领、投降后，总算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虽然如此，外滩上还是弥漫着民族主义仇恨，并且这种情绪逐渐恶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援助等得望眼欲穿，这使得高层领导多次指示要优待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也使得很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种族歧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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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等候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