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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印度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6日，在印度承认的一周后，英国政府宣布承认该主权，同时与国民党政府断交。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在1950年上半年内陆续承认共产党政权，整个上半年，总数达到了25个之多。如果美国也承认了该政权，相信这个数字还会更多，毕竟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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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要知道，美国一直看国民党不顺眼，而对共产党还是有好感的。可是，共产党没收了很多美国人在北京的财产，这让美国民众怒不可遏，绝对不允许政府向中共示好，或者采取任何对共产党有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中止向台湾国民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援助，撤回顾问人员，中断物资供给。艾奇逊国务卿于1月12日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发表公开演讲，重申总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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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新闻界、演讲者和联合国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这个问题上。这种讨论持续了数月。到1950年时，35名议员联合提交了一些文件，呈递给杜鲁门总统。文件中要求政府做出明确态度：坚决不承认中共政权，并反对该政权在联合国内谋求合法席位。艾奇逊先生做出明确回复：如果政府要承认中共政权，那么一定会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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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蒋介石重任总统，接管台北国民政府。陈诚将军在3月8日时被提名为行政院院长，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博士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孙立人将军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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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执政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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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朝鲜政权派兵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来势汹汹的铁骑，欲直取韩国首都汉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安理会宣布，北朝鲜的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宪章，并且呼吁其他成员国援助南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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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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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杜鲁门于7月27日宣布，空军和海军对韩国实行武力支援，同时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以确保其安全。杜鲁门指出，他正在敦请台湾政府停止对大陆的军事骚扰，而美国政府则会尽快制定援助计划，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112]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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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杜鲁门总统已经制定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蔓延的计划。一些地区，如马来亚[113]、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已经做好了用武装力量对抗共产党进攻的准备。保卫朝鲜半岛的责任就落在了美国的肩上，这场战争中，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军队将组成十五国联合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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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关于是否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在美国国内停止了讨论。不久后，中共军队加入朝鲜战争，也正是因为如此，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的考虑停止了。不过，苏联和其他几国依旧没有放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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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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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制定了新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提供3万兵力支援朝鲜战场，随时接受调配。但联合国司令部却认为，从军事或者政治角度来看，这个举动不妥。他们认为，台湾岛内更需要兵力部署，以防止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突然袭击。共产党军队在1950年冬到1951年初进入朝鲜，美国立即向台湾派遣军事使团，与国民党军事部门商讨台湾防御措施。1951年4月，在征得国民政府同意后，美国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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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在1949年取得胜利，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共产党在人民面前的姿态是争取信任、广交朋友。不管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还是国外观察家，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中国民主化，并努力使中国变得独立强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政治宣传上，共产党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致力于“土地改革”的党派，一个不受莫斯科控制的有上进心的党派，同时也不受共产国际管理、不受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114]摆布。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共产党，它只是“土地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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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国外，毛泽东的言论远不如斯大林那样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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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宣传政策是：一、竭尽所能宣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堕落、无能；二、宣传共产党诚实、真诚、廉洁。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共产党，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这些宣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政权更迭。那些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同样表示迷惑，他们逐渐觉得，也许共产党夺权并非坏事，反而更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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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观点居然深信不疑。也许，当以后某位历史学家来阐述这段历史时，品性正直的他可能会这样写道：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执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也迅速承认了中共政权，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此外，还有国家在斟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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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没有全面控制大陆之前，在其统治辖区内极少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端倪。他们那时的原则是：让自己生存，让别人生存，并帮助别人生存。1947到1949年年间，他们无往不胜，被人视为救星。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政权建立。当时，很多中国专家盛赞共产党执政。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也认为新政权的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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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共产党的确在当权后展开了此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并分发给农民，农民们兴高采烈，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民主进程又迈进了一步。但是，政府却向拥有土地的农民征税，导致农民并没有增加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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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病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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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8日，我从华盛顿动身前往辛辛那提。我此行是为了拜访辛辛那提大学的校务长乔治·巴布尔及其夫人。这两位都曾经任职于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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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我乘火车离开辛辛那提，前往华盛顿特区。进入餐车用餐时，我忽然心脏病突发，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完就离开了。而后，我就记不起任何事情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那时的我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下火车送上了救护车。后来我被告知，乘务员清晨时发现我晕倒在了男卫生间里。他们看过我的证件之后，知道了我的身份。而后，国务院接到了他们发去的电报，并且迅速做出指示，将我送往马里兰州的贝赛斯达海军医院。在此，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激，你们的恩情我将永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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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风了。至于我是否有生命危险，医生还需要12天的临床观察。1949年12月1日至1950年3月29日这段时间里，我始终躺在海军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傅泾波当时在外地，听到我出事后立即赶了回来，并且整日陪在我身边。我儿子杰克也时常来看我。我离开医院的时间是3月26日，离开后我和傅泾波住进了华盛顿费尔法克斯饭店。一周后，我重返医院。4月28日，我再次出院回到饭店。6月24日那天我正式迎来74岁，几位老友前来为我过生日，虽然简单但很温暖。7月4日到9月3日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直到康复出院回到华盛顿。12月时，我接到了国务院的来函通知：我需要在国务院待着，并且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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