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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我乘火车离开辛辛那提，前往华盛顿特区。进入餐车用餐时，我忽然心脏病突发，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完就离开了。而后，我就记不起任何事情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那时的我躺在担架上，被人抬下火车送上了救护车。后来我被告知，乘务员清晨时发现我晕倒在了男卫生间里。他们看过我的证件之后，知道了我的身份。而后，国务院接到了他们发去的电报，并且迅速做出指示，将我送往马里兰州的贝赛斯达海军医院。在此，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激，你们的恩情我将永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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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风了。至于我是否有生命危险，医生还需要12天的临床观察。1949年12月1日至1950年3月29日这段时间里，我始终躺在海军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傅泾波当时在外地，听到我出事后立即赶了回来，并且整日陪在我身边。我儿子杰克也时常来看我。我离开医院的时间是3月26日，离开后我和傅泾波住进了华盛顿费尔法克斯饭店。一周后，我重返医院。4月28日，我再次出院回到饭店。6月24日那天我正式迎来74岁，几位老友前来为我过生日，虽然简单但很温暖。7月4日到9月3日这段时间，我一直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直到康复出院回到华盛顿。12月时，我接到了国务院的来函通知：我需要在国务院待着，并且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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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令我恍惚的日子里，亲朋好友的鲜花从四面八方寄来。鲜花娇艳欲滴，传递的是亲友对我的情意。而好友纷纷在那之后前来探望，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我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傅泾波始终陪在我的左右，并精心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他十分耐心，全心全意地照顾我。1950年，傅泾波移居华盛顿，为了让我能在这里踏实居住，他们在华盛顿西北郊第28街买了一幢名为“追逐道外”的房子，并把我接去同住。如今，我就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并且希望直至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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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8日，我致函杜鲁门总统，欲请辞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原因是身体情况恶劣。12月11日，杜鲁门总统回信了。他感谢我过去的努力工作，并且同意了我的辞呈。从12月31日开始，我便无须担任驻华大使了。总统信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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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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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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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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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大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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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我收到了您寄来的辞呈。我接受您的请辞，并批准于1952年12月31日开始生效，在这里，我代表自己和美国政府向您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您在国家内外交困之时临危受命，我深表感谢，而您也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代表这一杰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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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这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而这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语言。您将自己对中国的友谊和期盼倾注于外交使命中，您那过人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全部倾注于您的责任之中。我认为，您在返回美国后的病重，与您对工作过于敬业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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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您的健康，政府失去了您的效劳，对此我深表遗憾。事实上，我期盼您能够在健康恢复后重返工作岗位，以您独一无二的才能去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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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杜鲁门（签名）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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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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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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